在河南老家，赶年集又叫办年货，一般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就陆陆续续开始忙活，一直到年三十上午（三十上午被称为叫化集、露水集，时间短、结束早，一般人家都购买齐备，只有叫化子得利用这一天把自己讨要的钱财，买点东西对付过年）。在八九十年代，因为平时生活水平低，生活用品买得不多，到了年底，谁都希望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过一个大年，多多少少要比平时多买些吃的、穿的、用的。所以，年集无疑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集日；对于忙碌一年的老农民来说，赶年集就成了农村非常正常、但很庄重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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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的赶年集，主要是去北边张村街（成集时间为北宋，逢双日子开集，上市人口约万人）和南边的庙沟街（成集时间为清朝乾隆年间，逢单日子开集，上市人口约5000人），前者距离我们村子七八里，后者则相距六七里。据《邓州市志》(1996年版)记载，“宋代，邓州有张村、曲河、严陵、刁河、阳管、穰东、穰廷等主要集市”。到明清时期，商业迅速发展，形成著名的汲（滩）、林（扒）、厚（坡）、张（村）四大集镇。
但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张村街的所谓集市其实规模并不大，主要集中在纵贯街道南北东西的两条主街，街中心有个新华书店，街西头有个小百货商店，其余大都是临街设置摊位或地摊，后来才慢慢发展开来，几条边缘路街也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专卖青菜生肉、专卖日用杂货、专买衣服鞋袜等等；庙沟街的情况更是如此，印象中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在以桥为主的一二百米狭长地段，南来北往的车辆很难通行，交通往往严重受阻，有时候我和大哥、二叔从里面买完年货，手提肩扛挤出来，往往是汗水淋淋，气喘吁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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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基本上都是以徒步为主，当地称之为“地跑”，习惯上走近便小道；同时还有赶着牛马、拉着架子车的，主要是走大路或者叫官路（原先为平整的或路况较好的大道，以后则是沥青铺就的公路，主要是连接张村街和庙沟街的邓内公路张村段）。之后自行车、摩托车、老年车，逐渐成为不同时期重要的代步工具；近年来农村较为富裕的家庭，有的则购置了小轿车，出行更为便利快捷。
赶集一般是起个大早，简单吃几口饭，一个人或同村的三五个人就上路了。出了村口，就看见路上三三两两的赶集的人，相互之间打着招呼“赶集？”，答曰“赶集”，简单而简单。及至上了大路，人越发多了，各村涌出的人连接成线，汇成了人流涌向主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河南人多，但你到赶年集的镇街上看看，那才叫人多如鲫、多的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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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的物品在早年间颇为短缺，当时因为经济发展落后、物流极为不畅，加之一般的家庭条件并不太好，到集市上购买东西的人不是很多，青菜及瓜果梨枣等等都是自种自吃，服装和靴鞋自家缝制，一般的铁具也就在附近村庄有的铁匠铺打造就行，除了极特殊的物品外，一般不去集市。到了八九十年代，物品渐趋丰富、生活也大为改善，赶年集就成为过大年最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不管贫富都要到集市逛一逛看一看，只不过购买物品的数量和质量不一样而已，有的大包小包、大鱼大肉，甚至几次三番赶罢张村赶庙沟；有的则简陋的多，只买了点猪肉、青菜，回家包几顿饺子就算过年。
集市上采买的物品大体上包括毛巾等日用百货，锅、盆、扫帚等日用杂品，各种青菜肉蛋，各种服装鞋袜，各种图画、条屏、对联、福字以及各种水果、点心、糖果，这些物品既有常年经营销售的、也有自家出的青菜鱼肉等临时摆摊的，可以说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父亲当年也曾把鱼塘里挖出的莲藕装到架子车上，拉到南北两个集市上去卖，也算是挣个辛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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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对象，对于赶年集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八九十年代的孩子们，由于生存的空间仅仅局限于小村子和学校，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电视、电脑和手机等可视性娱乐媒体，也没有像现在物流发达、交通便利、物品丰富、经济宽裕，所以赶年集竟然成为见识更多事物、满足自己心理和胃口的重要场所和渠道，会想尽一切办法跟随家长去集镇上转一转。因为孩子们都放了假，大人们也为了讨个吉利，只要不是特别困难的家庭，只要天气晴好，小孩子就能获准去赶年集。于是在那个没甚乐趣、生活苦燥的时代，赶年集就成了小孩子们一年中除春节之外最为快乐幸福、最为盼望的日子。
小孩子没有也不会骑自行车，但走路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快乐。几个人跟着大人一路说着笑着、玩着闹着到了集市。集市上人山人海，像大海波浪一样拥来挤去，真可谓摩肩接踵、水泄不通。家长们往往会叮嘱不要乱跑，一边忙着东张西望挑选采买东西，一边照看着孩子担心走丢，一边架不住孩子的央求买点小人书、小点心、小玩具等等，所以对孩子们来说，赶年集意味着收获和满足；对大人们而言，赶年集则是饱受拥挤之苦和盘算该不该买的艰苦过程。
随着年龄渐长，赶年集就很机械、很程式化，也没了那份心情、那份兴趣。一晃多年没有赶过年集了，特别是父母2008年进城生活后，赶年集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历史不复存在。但那些年的经历，已经成为我们人生重要的也算比较难得的一种体验。有时候想一想，也常常会感叹时光的短暂和流逝、农村的发展和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