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汉末的建安时期，朝政的腐败、连绵的战乱使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表现的是“建安风骨”的时代特征。魏晋易代的正始时期，因掌权的司马氏大肆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表现的是对掌权者的不满，抒发个人忧愤。西晋一统天下后，社会相对安定。此时的诗歌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表现出繁缛的诗风。东晋时受到玄学的影响及政治上的黑暗，诗坛被玄风笼罩。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还能发艺术的生机。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风转变的重要时期。此时有山水诗的出现、“永明体”的创立、宫体诗的出现以及民歌的发展。以下文段是对魏晋南朝诗歌的发展的一个简介。

正文：

建安时期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延续《古诗十九首》的五言诗形式，普遍运用五言形式写诗，“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且就其艺术形式而言，他的四言诗也为板滞僵化的四言体注入了活力。曹丕的诗歌便娟婉约，代表作是《燕歌行》，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其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质被文”，《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建安之后的正始时期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因此此时的诗歌特点表现的是个人的忧愤，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阮籍诗歌的特点是“颇多感慨之词”，代表作是《咏怀》组诗，其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嵇康的诗歌特点是“多抒感愤”，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但就其诗歌精神而言，他们还是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的推进了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郭璞的《游仙诗》也是变体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但这是中国文学对哲理追求和寻找内心世界深度地尝试，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会玄理，直接催生山水诗。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不仅如此，陶渊明还开创了诗的作歌自纪，其《拟挽歌辞》便是此类作品。

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风转变的重要时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加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东晋之后的刘宋，代表诗人是谢灵运和鲍照。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与陶诗不同的是，谢诗更注重山水景物地描摹刻画。鲍照的乐府诗，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还发展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诗为主得歌行体，他以丰富得内容充实了七言体得形式，并且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由换韵，从而为七言体诗得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其诗歌的突出内容，就是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倍遭压抑的痛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齐梁陈三代是“永明体”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永明体”是中国诗歌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过程的一种过渡性的诗歌形式。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谢朓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诗体的探索。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其《入朝曲》、《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都是传唱千古的名诗。东晋至刘宋之际，是由门阀政治下能回复皇权政治过渡的重要时期。文人集团聚集于宫廷中，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到了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

此时南朝的民歌也值得注意，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与汉乐府民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的是，南朝民歌的内容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很少涉及到其他内容。抒情长诗《西洲曲》代表着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