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社稷经纶地，始皇气象，汉武雄姿，创下了连续性的“大一统”政权，成为新历史阶段的突破式起点。而关于秦汉政权在文学界其实依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属性，分别有着诸多界定，如：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王朝等，而帝国是其中常用的一种界定。追溯中国古今，历代的很多王朝其实大都有着一般帝国统一的特征，即统治着多元文化及族群属性的人群，并且统治权大多超出实际势力范围，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有向外扩张的倾向。而这种类型的政治体模式正是基于秦汉，故秦汉之国称之为帝国也是较为贴切，符合此意义的。而秦所在的春秋战国年间经常爆发战争，多为诸夏对抗夷狄，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也催使了秦、楚等大国加入了诸夏的政治体系中，至此空间上网眼般的夷夏杂处被华夏平铺，也转而有了四夷来朝的地理格局。而四夷之内，幅员辽阔的中原地区也在秦历经长期战争而雄踞七国之首的基础上，由诸夏转为了单数华夏的局面。统一后的秦帝国治下有着众多非华夏族群，直到他们获得编户的身份从制度上的华夏化，上升至文化认同上的华夏化，秦国才真正迈入了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开始进一步疆域的扩张和集权的巩固。

本文即对秦汉华夏帝国疆域扩张的极限和制约因素，及其未来突破的方向分三大方面做探讨分析。

一、秦汉华夏帝国疆域扩张的极限

据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显示，从商、周王朝以来，中原社会已在政治体制上显现出了明显的集权化特点，后来居上的秦汉帝国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政治文明又做了迥然有别的历史性突破。秦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所向披靡。而汉在初期的休养生息和削弱诸侯后以更灵活的方式继承了秦的政治文明，一举变为更为嚣张的强势扩张，一路乘胜追击甚至远伐大宛，而不幸的是也就是这次大宛战役前后，汉朝的扩张逐渐开始力不从心，外忧切实转为了内患，长达32年扩张的背后是难民流离，局势动荡，终于武帝自省，遂颁布了《轮台诏》，“由是军不复出”。汉朝盛期的疆域范围也由此确定下来。范围下的汉帝国疆域版图因古代帝国边境最外层的架构用途，诸如驿道、亭障和第二层网状结构的复杂性，空间上看，更形似有外层触角的网状，而这些看似划分在疆域图里却随时都有可能因补给不足而被切断的触角，并没有被实质性纳入疆域里，真正的可归属划分的稳定疆域其实是中间的网状地带。具体到了汉代，第二层的网状地带中有一部分郡被称为边郡，关于边郡，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在汉境北不过燕代，南不越南岭的时候，燕、代、吴、淮南、长沙等诸侯国邻接境外不臣之地，拥有或者充当了边郡，由此我们可知边郡的大致概念。而至于边郡的划分标准，除了王莽定义的简单外，严格意义上的还有学者李新峰和谢绍鹢的两种划分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谢绍鹢比《汉书·地理志》中多了汶山等九个郡，这些置而又废的郡，则标示了帝国边境线的盈缩，值得分析。九郡中儋耳、珠崖、临屯、真番这四个郡，虽分布在不同地区，但它们却是都由汉征服前的地方政权开拓为政区，继而又被汉直接继承的。而有意思的是儋耳、珠崖二郡隔在海中，与陆地联络不便，且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常数年一反，在当时的汉帝王看来存在一定的威胁性，需要不断输出成本去巩固，于是最终放弃罢儋耳郡并属珠崖。而珠崖时隔数年后亦频繁反叛加上水灾泛滥，元帝最终作罢，剩余两县因族群文化、地理交通等原因设置不足30年后，便也无法再维持。总之，始元五年，汉中央也放弃了单单大岭以东的三郡的直接管理。这些边郡的设置到放弃或并属，都没能稳定地延续下去，而这种地区边郡存在的不稳定性最终也昭示了汉帝国的扩张与收缩。

二、秦汉帝国扩张的因素秦汉帝国在“大一统”后的国力大增，疆土的开拓又带来了新的人力和资源，为什么扩张却无法继续推进？本文将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1、集权帝国自身的动员成本和离心倾向

开边有利有弊，财富囊括的同时负载着的也有百姓的叫苦不迭。司马迁对汉武帝开边的代价也曾有言：汉至西南夷道，动辄压榨劳作数万人，行千里而载万粮，期间诸多路道还不通畅，加上蛮夷多次的滋扰，更是增加了兵吏的负担。为保证前方线上粮草的充足，需要消耗费数以万计的运输成本，国库益虚。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到战争一发，动员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力量，给人员带来的就是沉重的徭役，苦不堪言。国内诸侯割据、民心向背多种不利因素指向了一心征讨外患的中央，甚至在民间作坊愿意做诸侯之民、不愿做天子之民的大有人在。天子之民则需承担因扩张而多出的无关义务，“人臣之利”和“天下长策”在此便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中央若无足够的成本和实力去消弥这些不稳定因素，长此以往，国家就会面临分崩离析。

2、地理环境及经济生态

其次，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态也是制约疆域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现如今的中国地图来看，汉武帝对外扩张的方向处于从海拔低至高的地带推进，且推进地区的地理环境多干旱或高山。为畅利同行这些地区，就需要投入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至少种种现实表明，交通方面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而纵使交通的阻力被成功克服，真正横亘在扩张路上的阻碍是地理变化带来的经济生态上的差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适宜农耕的土壤和食物的生产供给对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固所说的“其地不可耕而食”就是一个重要标准，而汉帝国只对可以耕而食的地区有兴趣，对力所不及的匈奴地区也只止步于让其臣服，对置郡县并无他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停进了汉帝国扩张的步伐。

3、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

最后一个制约华夏帝国扩张的范围和效率的因素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其中王明珂发现，在河谷、森林、草原等地多分散部落联盟或“国家”组织，不同族群的人以不同的政治发育形态生活着，也决定了与华夏帝国的不同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深入探讨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态更容易被整合进华夏帝国的体系？赵氏南越国的历史说明，最适合被整合的，莫过于一个较小型的华夏式政治体，而且他们一般都有共通之处，往往可基于同种政治手段或相似的政治体制。“合则聚，不合则散”，相反，阶序化落后、分散的政治体和无集中组织体的松散人群更不便于中央把控。在两种极端政体之间，还夹杂着不同政治组织发育状态的人群，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等规模政体。在这种中等规模整体中有“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城。”的政治组织发育程度较低的平民，亦有发育程度较高的哀牢夷，他们有王，同样的酋邦级政治体的还有滇和夜郎。对于这些中等规模政治体，汉帝国实行的是“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保留了他们原有的政治结构，同时设置郡县，形成双轨制度，也被后世称为“羁縻式的统治”。仅作为扩充疆域边界而纳入版图，对真正调动本地资源的实际意义并不彰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已经初具规模的中等政治体只能间接为统治创造条件，而对其真正的收服反而更将成为中央的一大阻碍。综上所述，华夏帝国的扩张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一是集权帝国自身的动员成本和离心倾向；二是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态；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这些因素，在综合作用下都不同程度影响着汉朝对推进区域的通知方式。例如面对不同地带的地理环境时，经济生态的障碍是主要的，而匈奴人的高度组织化带来的军事力，或者西羌在政治上的破碎化带来的战而不胜，也发挥了阻碍作用。同时包括交通和地理空间制约上的诸多原因，都给帝国疆域的一度扩张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击。其中西夷地区虽也有交通制约，但更多让汉做出被迫实行间接管理的是其与众不同的政治发育形态和已有的政治规模。华夏帝国在扩张道路上的四处受阻，让其需要迫切找寻新的越至往日辉煌的出路口，而这个最佳的跳板就是华南的山地丘陵地带，也就是鲁西奇所说的中华帝国“内地的边缘”。山地丘陵地带展示

三、华夏帝国扩张的突破口：南方山地

这里的南方指的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这片区域又可宽泛地按水系划分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重心转移带来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生态形态的变化，区别于北方的干旱和游牧，南方则水网密布，水上贸易业较为发达，动植物资源丰富，又长期存在农渔猎并重，经济贸易产业链较多。因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降低了致力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同时因为水稻农业的扩展需要清除森林和建立灌溉系统，史前人类无法完成，所以导致南方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都较为独特且一度停滞。再者因为地形的复杂的多样，交通不便，难以满足社会组织形式向国家过渡的层面，塑造了南方独特的文明所在。而在这种独特南方文明造就的经济生态也就想当然了，在反映战国后期知识的《禹贡》里，扬州的土壤肥沃程度仍被定为下下，荆州则是下中。直到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仍将楚越之地描述为“人烟稀少，虽依饭稻羹鱼至饱，顿顿为生，却不足以致大富。经济平平而已。”由此可见，南方的地理受限虽然可以给人果腹，但不足以积聚财富，缺乏向上的动力支撑。《禹贡》作者和司马迁的这种偏见不仅代表中原人的立场，也与帝国政府的立场不谋而合。在国家看来，国库的充盈比饥饿之民更视为宏观目标，而这种不健康的不可循环支撑生活来源的原生经济显然是不被支持的。那么在南方尤其较为的贫瘠地区政府的有效重农措施就尤为重要，如兴修水利，新的耕作技术和工具的推广都让南方经济成果有了实质性的丰盈。经济重心的南移，让更多的北方人南迁，带去了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南方人口的不断增多和经济发展也推动了郡县的设立。帝国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辐射出去。然而，平原和河谷只是南方的一小部分，更多更大面积占有的反而是丘陵和山地，或大或小的河流冲击平原错落其间，最终形成疏密不一的交通网，而山地就被这张巨大的网络分割开来。这样的切割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首先它处于网络的中心地带，也就意味着人力、物资的供给包括信息的流通都会在危机关头足以应付，不至于出现全国躁动的现象，扰动整个国家局势。其次，山地的地形导致了农业面积的受限，无法大面积的进行农耕加上河流的切割更无法建立高级的政治体，限制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发育，也更易被帝国体制所纳入。最后，地理环境的变化在经历河流的分割后，冲积台地经过开发还易于成为高产的水稻田，填补了耕地资源贫乏这一空白。被华夏网络分割后，南方山区呈现出明显的经济不自足性。因此本地的族群开始尝试着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换。1943年，林耀华在凉山考察夷家（今称彝族）时，也发现“夷人到汉城市镇购买货物，以盐、酒、布匹，以及其他日用品为大宗”。考察团在受到夷人款待之后，要斟酌答以布匹、食盐、剪子、镜子、针线等礼物。这些正是凉山彝人需要从外界获得的。他们以自己的土特产品换取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砍刀、锄头及其原料——铁）和生活必需品，古人制作井盐的情形而这种受限后被迫产生的交换方式使整个交换关系具有了非常大的依赖性，也就处于了更为明显的弱势地位。为了生活的赖以生存，他们就必须华夏网络及其背后的帝国进行各种交易、交往，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流动和文明的开放。

结语：

综合全文，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帝国在最初都是极致张扬的大举扩张，时至西汉中叶才被迫收缩。早期华夏帝国扩张版图汉代置而又弃的数边郡，就标示了帝国扩张的极限所在。而制约扩张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大面：一是国民之间利益与观念的不可调和；二是地理空间上的经济受限以及组织生态的演变；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这些因素综合牵制着华夏疆域的进一步扩张。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这些不同的政治发育状态，也决定了汉帝国与他们的关系。其中最容易被吸收进汉帝国的就是较小型的华夏式政治体，处于深险地理环境的山地人群最难被统治，而南方山地因河流的分割被归属于网状地带中，政治形态上的碎片化促使其形成了中等规模的政治体，经济上对华夏国的依赖性根本又无法自我封闭，只能沾染“王化”，成为华夏帝国长期扩张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