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讲，我要走了。

他说，我不打扰你了。

她呢，昨晚的火车，嫁了他乡。

该走的，终是要走的。这短短的月余，身边围绕的尽是别绪，忧郁像这天空的雾霾挥之不去。

（1）

伊讲，在丽江和“小猫”（路遇的驴友化名）分别，自己哭的稀里哗啦，然后游兴尽失，退票还家。我笑她，一个天天在路上的“女汉子”，还会为一场分别洒泪。看起来多么无牵无挂的旅程，还是没能治愈这“爱别离”的苦。伊回家了，那帮驴友羡慕她还会想家。我想那应该是一群真的行者，他们无家可眷，无人可恋，一上路，也许就是永别。或者说，他们正在修着断舍离，心无挂碍方得真我，自在地流浪在天地间。这是我可想而不可得的。 那天阳光甚好，我坐在她的车里，慵懒地听着她的故事，想着一切只有在幻想里才可以实现的事。

三月天气甚好，伊怕辜负这春光，我怕辜负这阳光，便相约到太阳下随意走走。 伊讲，“我怎么也找不到初见你的样子，完完全全两个人。”

说了几次，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是个不善伪装的人，除去包裹自己的社会角色，伊走的愈近自然看的愈多。 “初次见你，披着披肩，多优雅的一个的女子。” 听得出下半句的台词，不甚在意。心灵相对，真即是善。

随意问伊，那现在呢？

“就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好吧，还可以接受。我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我。

半开玩笑，那我去把披肩披上喽。

“还是不同。之前是廖静文，现在是三毛。”

心想，什么廖静文，三毛，我就是我，又贴标签。白她一眼，笑过。彼此懂得，都不会在意。人活着活着，就变得沉默了，懂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人，解释也无用。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沉默不失为最好的回答。所以我们都很珍惜那个有“默契”的人，但这种人往往是可遇不可求。

想起去年十月初见，电梯里相遇。伊目视梯门，面无表情，突然一问：“你搞艺术的吧？”在她眼睛的余光里，我依旧面带微笑，却同样以余光回她：“哦，画画的。看的出来，会算命么？ ”

不知道是为了缓解电梯里的压抑和余光对话的尴尬，还是张皇失措不知所答，竟冒出这么一句。 “不，搞艺术的人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和别人不一样。” 算不算一个好标签？不得而知。优雅，随性，还是邋遢，随意？余光里的她始终没有表情，自我默认好标签，愉快而客套地回道：“是吗？！”只等电梯门一开，各自散去。

同一层楼里，虽然我几乎整日不出画室，但还是难免会遇到。某日，走廊相遇，伊让帮忙看看贵宾接待室的茶具摆放，盆花的颜色和位置等等。我欣然答应，并略表意见。我不知道她的工作性质和负责范围，也没有过多的兴趣，事毕即回。是晚，走的有点迟，整栋楼黑黢黢的阒静无声，只剩电梯口的灯亮着。浅黄灯光被偌大的黑暗吞噬着，总觉得黑暗中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紧紧靠着电梯门口，心慌地等着电梯升上来。不想，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揪心地回头一看，是她，正朝我匆匆走来。手里拿着一个桔子，飞快地塞到我手里。我不无惊诧地问了句，“你还没走呀？！”“事太多，有点晚了，就准备走。”当我回神想要看清伊的面部时，伊已经转身留给我一个相对女性来说有点高大的背影。虽然我那里的桔子都放干了，但也没拒绝这个善意的馈赠。开始觉得她这个人的行为要比表情丰富的多。 投桃报李总是一段故事的开始，我喜欢温暖的人，也喜欢做个温暖的人。毕竟城市已经看不到炊烟，而我们还是饮食男女。

某日周末，因为筹备画展，我们再次在电梯口相遇。从画室出来，没穿外套，随意搭着件罩衣，就是她所谓的披肩吧。当时咳嗽反复发作，数月不轻，常常咳得说不了一句整话。她看着我裸露的颈项，“天冷了，脖子要护好，要不咳嗽很难好。”具体的话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看着对方说话。还是没有笑容，但脸上的线条温柔了好多。浓眉大眼，挺直的鼻梁，眉心的竖纹让这张略显消瘦的脸愈发严肃。这不是个难以接近的人，而是一个个性太过显露的女人。严肃，干练中少了那么一丝温柔。 渐渐对这个内外冲突的女人有点好奇。原以为两个以不同形式把各自包裹严实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多交集。但在她偶然的造访画室，聊起育儿、读书、旅游，题题切中要害，我不无羡慕地说，姐，你过着我要的生活。

然后，我们互加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