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我是我的手吗？是我的脚吗，是我的眼睛吗？是我的车吗？是我的房子吗？如果我没有了我的手，那我还是我吗？如果我没有了我的脚，那我还是我吗？甚至我的大脑也是由一个一个的模块组成的。失去前额叶，我们可能不会说话，但我们还能正常的去做别的东西。甚至，即使我们的大脑停止工作，作为植物人，我们还一直活着。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人”是由一堆有闭合反射弧的器官组成。

     我的组成：

     人比昆虫复杂，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总控中心，而是分为七大区域，分别管理语言、运动、文字、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知觉、情绪，这些区域互相独立，离开了一个系统其他系统照样正常工作，就像几个拥有独立回路的模块组成的“群系统”。作者认为，“头脑并非垄断独裁，而是一个无情而冷酷的生态系统”，一切的活物都是由具有自主意识的小单元组成的群体，“人无「我」，蜂窝无「我」，野兽无「我」，公司无「我」，家国无「我」，任何活物都没有「我」”。人类意识的分散化和分布式特性极端表现为多重人格障碍，这种病人实际上将他们人格中的某个群组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格表现出来了。病人看上去缺失了一个「我」。

     这跟佛家说的“一切事物皆因缘和合而成” （诸行无常、incontinous），“一切事物皆无自性”（诸法无我）正好契合。佛陀是一个解构大师，他说的无自性，无我，说的就是把事物分解开来看的意思。正如作者所述，“世间本无我，庸人自设之。”

     弗洛伊德会倾向于把人分成一个一个的器官去研究，他会说人的基本动力是性欲（力比多），就是我们的性器官驱使我们去做事；而稍微成熟一点的驱动力是肛门，因为肛门是我们小时候能控制的第一个东西，肛欲的升华会驱使我们去控制别人；小时候吃奶没吃够，口欲没得到满足的人，会比较喜欢通过吃东西来排解烦恼。他的理论是部分符合“失控”的原理的，就是我们是由不同的、相互独立的部分组成，所以你看他的理论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道理，但又同时怪怪的，因为他把局部当作了整体，他是想通过局部推导出整体。他认为整体是由局部决定的，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某个器官决定的。但是他把人的很多的一些单独单元的需求看作是自己的需求，犯了用局部代表整体的错误。

     比如我们精虫上脑，就以为对对方真爱，殊不知性器官满足后却再也没感觉了，证明那只是局部的需求；再如我们一些器官需要交叉导致我们的错觉，比如我们吃美食，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为了满足舌头味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胃充饥的需要，我们却往往以为吃饭是为了胃。我们的情绪，如恐惧会让我们占有比需要多得多的东西。我们还会认为我们的车、社会地位代表了这个“我”，所以我们会追求更多的车、更高的地位，像集邮一样给自己收集很多外在的东西，其结果不过是制造一个更大的自我的集合，但我还是不存在。按照佛家说法，这不过是“集”，是在制造一个更大的幻象。

     失控的核心是每一个底层单位都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闭合回路。低层次的闭合回路对信息进行消化，然后横向传递给其他闭合回路，高层次的“我”只不过是一种从外面看“涌现出来”的像一个整体的一个幻觉，就像蜂群看起来像一个组织有序的人一样。

     这种用局部代表整体的想法，心理学上称为“泛化”或叫“光晕效应”。我们会觉得人的某一样东西会代表他整个人的特性。比如说，觉得开好车就是好人，觉得他好，他就什么都好，“爱屋及乌”。

     如果把我们的身体看作是我由一些反射弧、控制模块、手脚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的话，我们的思想、意识就只是单个个体反应回路，处在低层级。根据活系统的特点，“单个、低层的系统无法推导出复杂系统。”我们处于低层的意识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能力而迷失在“我是谁”的迷茫中，因为我们单从“意识”这个单向回路无法推断出整体的高级的"自己”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是无法去洞悉我们整个人的整体特性的。我们应该把自己还原成一只简单的小蜜蜂，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量，就像单只蜜蜂不知道蜂群能有多大的能量，我们也永远不要想着用自己处于低层的意识模块去控制自己。所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控制欲，就好像一只小蜜蜂想控制一大群蜜蜂一样可笑。

     所以我们要增强对自己的觉知，我们要时时保持清醒，当一个念头袭来时，去认识它，看它是否只是我们某个部分的需求而已。这就是观止的功夫。

     有时候我们要让自己“失控”，放下自己的执念，让身体自主，让身体自己决定。让需求回归最基本的控制单元。为了吃饭而吃饭，为了走路而走路，为了睡觉而睡觉，做一个简单的人。记得谢霆锋在《活着Viva》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觉得孤独便团聚，觉得拥挤便离去”，这是怎样的一种青春的恣意绽放！还有《后会无期》中的“Que Sera Sera”，和Beatles的名曲“let it be”，都阐述了这种随缘和放下的理念。

     那我们该怎么认识自己？

     如果说局部无法推出人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认识一个人？按照书中所述，“我”是从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种现象。既然是运动的过程，运动中才能凸现，那就要在运动中把握。“我”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运动，“我”便不存在。静止的时候感受到的“我”只是组成我的部分、“小我”的需求。所以，作者认为，要研究这种现象，唯一的方法，就是去“运行它”。“只有实际存在的蜂群才能揭示单个蜜蜂体内是否融合着蜂群特性。” 人也是一个活系统，只有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他放在社会中“运行”、观察，才能真正掌握这个人的特性。上面说的“无我”，说的是没有一个静止的我，一切都是运动的，无常的，只能在运动中把握。历史上有一些变态狂人把人类肢解，想看看到底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其结果可想而知。对于人来说，就是要在劳动中认识自己，要在和社会中碰撞，通过劳动、社会的反馈得到一个自我的认识。这和马克思的理论契合。就像戏剧理论里面说的“在矛盾中表现人物的性格”。这种思想古代也有。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就是只有你真正去做了，你才真正知道，自己真正的能力在哪里。做的重要性。

     对个人来说，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做人是这样，做商业也是这样，过程为王。”

     对商业来说，“只有把产品当做服务来做，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你卖给顾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顾客做了些什么。”

     对爱来说，只有付出爱才存在。

     运用失控的组合理论，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系统“个体”。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看成由各种认知模块组成的群体去研究，研究组成后的自我是如何“涌现”的，也就是人类的“小我”；也可以把人当作模块去研究人群，研究由人群组成的人类社会的自我是如何“涌现”的，也就是“大我”。比如家庭成员组成的“我”，公司组织组成的“我”，相同民族组成的“我”。

     是什么真正的在影响人的行为？到此为止，我们有了达尔文、亚当・斯密、凯文凯利、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研究。达尔文从进化的角度、亚当・斯密从经济的角度，两者都认为是“无形的手”影响着人；弗洛伊德把人的动力归结为某个器官，性器官（生本能）和嘴巴（死本能）；马克思把人看作是社会的动物，把社会当作研究对象；凯文凯利结合了上述所有人的观点，从研究从动物群体的特性延展到人类群体，认为人类物种的进化、人类社会的进化都受“无形的手”影响，这个无形的手就是环境，是环境塑造了人，“没有映像的环境成为映像本身”。这跟古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道理有共通之处。

     早期的香港创业环境艰苦，香港人吃苦耐劳，凝聚出创造香港经期腾飞奇迹的“香港精神”。当时的香港人七八个人挤在几平米的房子里，为了生计起早摸黑的工作。他们被早早的赶出温暖的家，去赚钱，被迫早早的成熟；而现在的香港高度发展，各种社会设施、社会保障制度像一个巨大的子宫，在现代社会全方位的呵护下，香港的年轻人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只会抱怨和不停的伸手要，却不知道去创造。 可见，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并不一定让人成长，反而会让人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