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丽丽
昨晚半夜，手机微信突然跳出南京同城某媒体的一篇文章：《反转！为爱偷鸡腿的妈妈是惯偷？！超市营业员独家还原案发经过》。细读文章，佐证“惯偷”的只是一位超市营业员的陈述，既没有超市监控和管理方的确认，更没有警方的定性。但是，这并不能阻挡这家媒体独家反转的急切之情，毫无迟疑地就给那位母亲扣上了“惯偷”的帽子，随即，朋友圈出现大量“号外！号外！”式的转发，并开始对这个母亲进行人肉、口诛笔伐。
当晚，写到一半的采访手记就此搁置，也不屑与人口水战，默默地熄灯睡觉，这一夜有点失眠。
今天一早，在南京军区总院儿科病房，我再次见到这位处在舆论风波中的刘姓母亲，她不停地接电话，有亲戚打来的，也有陌生捐助者打来的。有一位外地捐助者想给孩子邮寄书籍，要她提供地址，她不会发短信，相邻的病友家属一边帮忙发短信，一边戏言：“可怜的女人呀，没文化真可怕。”听罢，她尴尬而憨憨一笑。
一位南京市民到医院给她送来500块钱，她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录着捐款数目和对方姓名。除了本上记录的3万多块，她并不清楚爱德基金会账号上的捐款数目，也不知道将来如何使用。这本破旧的小本子使用已有年头，前面记录的都是过去两年中，两个双胞胎女儿每天吃药的情况，字迹歪歪扭扭，但十分整齐、细致。
她不会上网，也不知道网上的各种杂音，我也没拿那些庞杂琐碎的信息向她求证什么。但昨晚至今，若干媒体不断向她质问惯偷、孩子身份等问题。
一夜风雨后，她站在病房楼下的小花园，木纳而茫然看着四周，泪水悄悄地从她的眼角滑落。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没一个人在意她。
这一幕是那么熟悉。
十年前，我所在的栏目接到一位常州溧阳的母亲电话，祥林嫂般哭诉着：5岁的小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丈夫不管不问，我又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你们媒体能不能帮助我，筹些做手术的钱？
这种求助电话媒体每天都能接到无数个，大多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天，门卫打电话给我说有人在北门找我，竟然是她。她因患红斑狼疮脸色暗黑，左手牵着的小男孩，干瘪得像个小老头，脸色发紫；右手拖着一个蛇皮口袋。扑通一声，这个母亲突然跪倒在我眼前：“这是自家的老母鸡和板栗，记者你收下，帮帮我吧！”惊愕之中，这对孤苦伶仃的母子模糊在眼前。
东西自然没收，我采访了她的故事。那时，还没有什么微博微信，也没有微信朋友圈，募集的款项只有寥寥两千元，加上她找亲戚借的一部分，孩子总算入住到江苏省人民医院。
五天后，孩子死在手术台上，她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赶到医院时，床脚下，只有一双小鞋安安静静的摆着。护士告诉我，孩子的尸体还在太平间，没人来收尸。
一个月后，去广东打工、已离异的她写了封信给我：“孩子没了，一切都没有了……谢谢你帮助了我。”
汗颜的是，我帮了她什么？
这不是煽情童话故事，是我记者生涯亲历的赤裸现实。
卑微的母亲不能给孩子温饱、治病，她剩下的就只有自己下跪的尊严。
媒体不可能给所有求助者报道并募捐，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而为，给黑暗中挣扎的他们一点光。
6月2日一早，我和本台城市频道零距离的周记者一起前往盱眙，也就是刘姓母亲的姐姐暂住地。我和周记者都是调查记者，质疑是我们的职业天性，但在这起并不涉及权力机构监督的事件当中，我们只是关注一个卑微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
这处偏僻的县城角落，没有人知道这个家庭正卷入一场舆论风暴，他们按部就班活着。
记者：你对刘某熟悉吗？她平时为人怎么样？
邻居：她平时在外打零工，大双三天两头生病，一生病就到处借钱，反复反复，她也没时间打工挣钱。
记者：你知道她在南京偷东西的事情吗？
邻居：呀？她的人品不会干这事。超市老板谅解谅解她吧！
杂乱废品收购站，一排低矮破落的坯房，就是刘某和姐姐临时的家。双胞胎妹妹小双，病情没有姐姐严重，但为控制病情，依旧每天药不离口。小双很爱画画，她在贫瘠的家中，用画笔想象着最完美的童年世界：五彩缤纷，没有病痛。文具盒上，小双贴了一对面面相觑的小企鹅，并贴了三个字：叫爸爸！
午饭，一个馒头一盆清炒洋葱，小双美滋滋吃完。在堆积如山的废品站，她和小伙伴无忧地嬉闹玩耍，一眨眼，瘦小的她跑得没影没踪。
冷静看着这一幕，我在想：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反转和独家？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救救孩子。
我不是圣母，你们别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