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我国东周战国初期宋国人，出生于农民之家，他创立了墨家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诸子百家学派中除儒家学派之外受众最多、传播最广的学派。墨子虽创立了墨家学说，但他从小受到的思想教育仍是儒家思想。墨子一生勤俭节约，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只有人民解决了物质需求之后，精神需求才会被凸显出来。
在《墨子》一书中，阐明了墨家学说的十个主要主张。分别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尊天、明鬼。其中提及“非乐”思想的主要集中在《非乐上》篇和《三辩》篇之中，此外，《非儒》、《节用上》、《公孟》等篇也有所论述。
对于“非乐”的观点，文中有如下表述。
子墨子曰:“故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墨子时期甚至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是天方夜谭，又何谈音乐？王公贵胄、诸大夫们只知纵情享乐，丝毫不体恤百姓，促使民不聊生，这也是墨子反对精神享乐、反对奢乐的重要原因。
墨子所非之“乐”，主要是针对以器乐为核心主体的音乐活动(即“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而非劳动人民平常劳作之时、休憩之余的音乐(即并非反对“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一层面上的音乐)。
所以，墨子并非反对概括性的音乐概念，而是反对声势浩大、劳民伤财的音乐艺术活动。
墨家所提倡的“非乐”言论也备受争议。观各家对墨子“非乐”的抨击之言主要是针对其实用功利主义与片面极端性而言。
《荀子·解蔽》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梁启超有言:“墨子非乐之精神，全起于生计问题，概墨子以严格消极论必要之欲望，知有物质上之实利，而不知有精神上之实利;知娱乐之事，足以废时旷业，而不知其能以间接利陶铸人之德行，增长人之智慧，舒宣人之筋力，而所得者足以尝所失而有余也……盖墨学之最大缺点在是。”
不可否认的是墨家音乐思想中的功利实用倾向，确实大大削弱了其美学价值，把精神与物质相对立，也表现出其音乐思想的局限性。
对于墨子“三表法”的内容，在《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中都有论及，在墨子提出“三表法”之后，墨子后学对此进行解说传承。
《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于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非命中》：三表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
《非命下》：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其实际内容概括为：上本之于古圣先王之事或天鬼之志；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所谓“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是说立论先要在古代圣王所作的记载中找到根据。墨子在其《尚同》《尚贤》等二十四篇政治伦理著作中，几乎都引用了“古者圣王之事”作为立论基础。
墨子在《尚贤》表示“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根据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养万民、怀天下、尚贤臣等特征，遂限定他们为圣王。
所谓“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在《尚贤》中指出“只有爱利万民，万民才能誉之为圣王，如果贼杀万民，万民必非之为暴王。”
即是说上之所赏必须是下之所誉者，即宗教对国家社会乃至人们的思想影响极大。所以墨子提出检验立言标准的当数百姓之言，也即是把这种检验标准从天上拉回了人间，这是历史的进步。
所谓的“（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说将此言立为法而实行之，如果对国家百姓有利，其言则为是；于国家百姓有害，其言则为非，注重实际应用的效果。
在墨子的学说之中，“百姓之利”“为万民兴利除害”等重民思想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这和墨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关。
墨子在论述其第三表的思想时，同样忽视了一些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则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还有反映其经济地位并为其服务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他的“三表”法则在人类探求真理标准的初始阶段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企图建立一条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第一次提出以众人经验和社会效果来判断言论是非，对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探索墨子逻辑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墨子的学说及“巨子”的组织，不知为何在秦以后就寂灭了，后世研究墨家的学者也极少，有人说，如果墨子一不小心取代了孔子，或许赛先生和德先生就不需要进口了。
他的思想里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有科学、民主、平等、博爱的影子。
而中国人二千年来，缺的就是这一点墨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