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最近已经刷了一波又一波的屏，剧透是完全没有必要了，关于谁是谁非、药物进口甚至印度药的购买渠道，很多爆文也都做足了功课，无需赘述。

今天，我想从不同角度，来谈谈古今中外都避不开的——

原研药与仿制药的最佳共存模式问题

为什么要共存？直接引进印度药，让贵得要死的原研药没生意做，不就结了？——或许你会这样想。

但是，代购印度仿制药哪怕利润几十倍，看上去仍然比原研药便宜，又有几个人会像程勇那样以成本价出售来拯救世人呢？代购仿制药的高利润，才是在吃人血馒头。

所以，共存共赢，杜绝垄断暴利，保持良性竞争，才可能最终让病人受益。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神药阿司匹林从艰难研发到激烈竞争、再到医患多方和谐共赢的历程，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些许启发。

一、《我不是药神》忽视了研发新药的艰辛

首先，老百姓的期望无可厚非，药自然是越便宜越好，少一块钱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举个例子，肆虐至今的疟疾，最初只能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但是金鸡纳树无法移植栽种，所以树皮就像现在的进口药一样，很贵。穷人生了疟疾没钱医治，只能等死。

有一位好心的牧师歪打正着，发现更常见的柳树皮也有类似的效果，这就像仿制药，一时拯救了不少穷苦病人。不过，树皮不方便吃，把树皮做成西药应该没多难吧？

并非如此。19世纪初，陆续有数十位科学家试图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并制成药品，均以失败告终。

直到差不多90多年后，拜耳公司的研究员提取到高纯度的乙酰水杨酸，才有了以此为有效成分的阿司匹林。

你看，哪怕是阿司匹林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药的诞生，也是耗尽了一批科学家的精力和财力，更何况是要研发抗击众病之王的肿瘤药呢？事实就是，研发新药的难度被老百姓低估了。

韩寒评论《我不是药神》说：“为了戏剧冲突的需要，唯一的反面角色是那家研发出新药的药企。事实上，一些药企，为了研发新药，时间投入都是数年十数年，资金投入数亿十多亿，甚至一无所获。本质上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研发，很多绝症才有了希望。”

有资料显示，一个新药从发现可能的有效成分到批准投产上市，例如从柳树皮进化成阿司匹林，在美国就需要耗时10～15年，平均要花费10亿美元。而在我国，也需要6～10年时间。而且，平均每5000种正在研究的新药中，只剩1种有可能被批准上市。

既然这么艰难，为什么还会有科学家和制药企业不断投身到药物研发工作中去呢？

不仅是因为在《我不是药神》被钉上耻辱架的高收益高回报，更是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追求。不要忘了，利益之外，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正如韩寒影评的后半段所说：“不是非黑即白无商不奸这么简单，所以我不希望观众看完以后把怨恨宣泄在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身上。他们不是坏人，这也会歪了这部片子的良苦立意。”

二、原研药和仿制药谁的存在更正当？

《我不是药神》把正版药推上了风口浪尖。诚然，格列卫作为全球第一个肿瘤靶向药，在十多年前就好几万元人民币的定价是让人无法接受。可是，如果诺华公司不做出这样的突破，难道指望印度研发出格列卫吗？所以毫无疑问，原研药存在的价值不能被抹杀。

阿司匹林也在如日中天之时，经历过原研和仿制的激烈斗争，因为世界大战爆发了。

《药物的发现》一书中曾提到：新药的研发直接影响着防病、治病的质量和进程，是药业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一个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体现。

因此，各国纷纷放弃进口阿司匹林，开始自行提取乙酰水杨酸，也就是所谓的仿制阿司匹林。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美国的乙酰水杨酸也上市销售了，虽然副作用比阿司匹林大，效果也比阿司匹林差，但那家公司的营销总监以前搞广告的，宣传手段那是无所不用其极。

一时间，人们对该公司生产的乙酰水杨酸的期待，远远超出了阿司匹林原本解热镇痛的功效，乙酰水杨酸一度被疯狂的病人们当饭吃。

其实，病人自行百度肿瘤药、再找代购买印度仿制药，同样荒诞。与香港澳门购药或国际医疗平台会诊不同，自购仿制药的病人几乎不会经过严格的用药前评估，更不用说专业的医学监测了。由此带来的剂量调整不及时、疾病进展未能更换方案，甚至是严重的不良反应，都是病人始料未及的。

而即便是对用药全过程进行监测，也只能以原研药的数据为基础，而仿制药细微差别带来的巨大风险，则无从躲避。

因此，病人买不起药的问题，并不是让原研药降价、倒贴、亏本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原研药与仿制药之间的制衡、医疗保障系统的完善和经济发展财政富裕等多方努力，说白了，合作肯定比互相拆台来得好。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该看看利弊。

三、原研药与仿制药共存局势面面观

正版阿司匹林在二战末期爆发的大流感中，拯救了数千万人的性命，它让人类免于灭绝，一时名声大噪。但各国一致认为，拜耳不应该继续垄断“阿司匹林”这个商品名，这样的好药应该让所有人都能用得上。最终，不论哪家公司生产的乙酰水杨酸，都可以叫阿司匹林，再不分什么正版盗版。

而正因为生产厂家增多，市场蛋糕逐渐不够分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蛋糕做大。在各个科研团队的努力下，阿司匹林的新适应症不断被发现，不仅能用于预防心肌梗死，还能治疗牙周炎、偏头痛等炎症疼痛相关的疾病，甚至在癌症治疗中也有一定价值，造福了无数病人。

再以现实中的主攻抗癌药的医药企业为例。目前各个外企面对仿制药的策略，主要是在专利过期前实行慈善援助赠药，尽可能降低病人用药成本。同时进行医保谈判，大幅降价进入医保。至于医保是否最终能支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仿制药上市后，或许家境好的病人偏好疗效确切的原研药，贫穷的病人则冒点风险先尝试仿制药，多个选择全凭病人自己做主，更不可能存在医生收取哪一方好处的情况。

由此可见，原研药与仿制药是可以在竞争中取得共赢的。不仅有助于原研药进入医保，也能促使仿制药定价合理，最终获益的就是用药的病人。

综上所述，唯有共存共赢才是原研药与仿制药最佳的相处模式。

好电影就像一把刀，剖开粉饰太平的画皮，《我不是药神》做到了。

但是君可知，无罪的匕首在杀人犯手中也会被定义为凶器，若是这部电影的舆论离间了医患关系、降低了人民对国家的信赖、还令斥资研发新药的药企心灰意冷，这难道不是与病人们的期望都背道而驰了吗？

希望《我不是药神》不会陷入“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困局，也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