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特使荆轲以图穷匕见的创意行刺秦始皇，结果反而被秦始皇所杀。这个故事经由《史记·刺客列传》传遍千古，可谓妇孺皆知。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猜想，假如荆轲真的成功刺杀秦始皇的话，秦灭六国的脚步是不是就会停止了呢？
电影《荆轲刺秦王》里有一段经典对白。燕太子丹扬言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劝阻秦始皇发兵灭六国。秦始皇却回答：“杀了我，（以武力消灭列国）这件事也会有人做的。不是我，也许就是你。”这段台词虽然是虚构的，但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抓得很准。没错，就算没了秦始皇，秦国照样会继续对六国发动战争。因为统一战争并不只是出自历代秦王的野心，更是秦国“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核心利益。
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商鞅变法的产物
“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是秦国的一股庞大的新兴社会势力，发端于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成长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的对外战争，在秦始皇一统天下期间达到巅峰。这股势力的发展壮大与商鞅设计的军功爵制度和学吏制度两条上升轨道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商鞅的改革以推翻贵族政治、振兴农战为目标。他打击坐而论道的空谈之士，剥夺旧贵族世袭官职爵位的特权，使用复杂的政策组合驱使所有人都从事农战。无论你出身于哪个阶层，来自哪个国度，是华夏人还是戎狄人，都可以凭借军功来获取爵位。
与此同时，商鞅还在秦国各县推行学吏制度，以满足古典法制国家日益增长的人才缺口。平民子弟进官府学室读书识字，学律令算术以及政务技能（合称“典狱文学”），这些学吏经过选拔考核后成为体制内的县乡小吏，可以凭借劳绩考核逐步升迁为高爵重臣。
这两条发展道路看似殊途，实则同归。由于秦国推行普遍征兵制，无论贵贱吏民皆服兵役。文法吏与无爵平民同样要服至少两年兵役，他们从军时充当秦军军吏。比如，秦国名将王翦在攻打赵国时，曾经把攻城部队缩编为原先的20%，让斗食小吏与无爵士兵回国，以精锐的“军官教导团”破敌拔城。
由此可见，在秦国走文法吏路线的人迟早要与军功路线挂钩。有爵的文盲士兵理论上可以被选拔为基层小吏，但不经过学室进修的话，根本无法胜任繁忙而复杂的政务。有文法吏背景的军人显然有着更多的晋升机会，久而久之，秦国军功阶层与文法吏阶层高度重合，几乎就是同一群人，称之为“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恰如其分。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将相主要出自宗室贵戚、外邦客卿、基层士民三个群体。其中，外邦客卿与基层士民属于布衣士人阶层，没有宗室贵戚的优越条件，只能凭借功劳才具说话。他们或从军或为吏，因功授爵，积劳升迁，从各地基层军政单位不断上进，前赴后继地在朝中占据一席之地。经过百余年的演变，秦国从秦昭王后期开始出现布衣将相的格局，宗室贵戚的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以布衣将相为代表、以基层吏民为后盾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充斥朝野。
纵观秦始皇时的秦国主要重臣，要么是凭借军功或事功起家的布衣士子（比如王绾、王翦、李斯、赵佗等），要么是军功勋贵的传人（比如出了三代名将的蒙恬家族），他们都是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高层代表。而秦国各郡县的吏员、官兵以及有爵民户，共同构成了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中下层。
大秦的国家机器与各级社会组织，都掌握在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手中。秦统一战争符合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根本利益，没有人能阻止这个由朝中重臣与基层军民共同构成的庞大势力对功业富贵的追求。
统一战争的轨道，早已被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确定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树立一统天下之志。然则我们仔细阅读史料就会注意到，秦始皇只是统一战争决战阶段的掌舵人，而不是统一战争方针的奠基人。早在秦庄襄王时期，秦国已经由兼并战争向统一战争过渡，这个战略转型的实际主导者正是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代言人——相邦吕不韦和蒙骜、王龁等重臣组成的最高决策班子。
秦孝文王即位第一天颁布的一系列新政策——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这些新政对严厉的商君之法做出了修正，出自相邦吕不韦之手。尽管秦孝文王在位三日就骤逝，但他儿子秦庄襄王继续支持吕不韦推行改革。秦国的内政由文信侯吕不韦主抓，外战由蒙骜、王龁等老将主持。秦庄襄王仅仅在位三年就去世，年仅十三岁的秦始皇即位，国事依然委托这些老臣来办。
从秦孝文王去世至秦始皇亲政之前的整整十二年里，秦国军政大计实际上都掌握在将相团队手里。吕不韦通过改革全面提升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吞并了东周国，而蒙骜、王龁等将军屡次讨伐三晋，让秦国增添了太原郡、上党郡、东郡等地盘。发动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已经齐备，而《吕氏春秋》这部百科全书的出现标志着秦国高层已经开始思考未来即将出现的天下大一统格局。
假如没有吕不韦、蒙骜、王龁等人励精图治，秦国恐怕还会在邯郸之战惨败后的低谷期徘徊很久，秦始皇的历史任务恐怕还是恢复元气。在这些重臣的熏陶下，秦始皇的思维方式已经跳出了秦昭王时代的兼并战争，把灭六国列为新的指导方针。
吕不韦死后，秦国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并没消失，仅仅是内部换血罢了。秦始皇所仰仗的王绾、李斯、王翦、蒙恬、冯劫、冯去疾等新生代重臣依然是由遵循着商鞅设计的上升轨道进入高层的。无论秦国政局怎么变，上下阶层流动性多大，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整体结构都十分稳固，几乎延伸到秦国朝野的每一个角落。
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有着明确的利益诉求，对内要求国家任人唯贤、赏罚分明、法制完备，对外要求多打胜仗，多多授予有功士民田宅官爵。这实际上也是各国布衣士人阶层共同的奋斗目标。但贵族政治残余浓厚的山东六国难以充分满足这点，导致大量平民人才流失到秦国。于是乎，秦国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在百余年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秦人、六国人、中小诸侯国人、戎狄、诸夷等形形色色的群体，成为天下间最有战斗力和战略眼光的社会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以卿相将军为核心、以四方吏民为源泉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代表了秦国最广泛的社会利益，也成为推动天下一统的主要推手。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像商汤王和周武王那样平定四海，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然后再安心地享受偃武兴文的太平盛世。《商君书·赏刑》篇和《韩非子·大体》篇都表达过这种理想，这两部法家学派著作恰恰与秦政渊源最深。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致力于实现这个共同理想，所以才能得到由多国顶尖人才组成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竭诚效忠。
如果秦王没了，秦国高层会怎么做？
在荆轲出使咸阳之前，秦将王翦和副将辛胜率领数十万灭赵大军屯驻中山，与燕代联军对峙。燕太子丹天真地以为灭六国只是秦始皇的个人野心，没有民意基础，秦王一死就能结束战争。所以，他才派荆轲去冒险行刺。这个判断的错误在于，低估了秦国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稳定性。
前面提到，从秦庄襄王时代开始，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就已经成为秦国的发动机。就算没有强势君主，这个由秦人与入秦山东士子共同组成的社会中坚力量也会推动统一战争的进程。区别只在于效率与步骤。秦始皇的出现好比是安装了一个加速器，能让这台战争机器以更高的效率来完成各阶层的共同目标。
就算荆轲刺秦成功，就算王翦大军暂时撤退回国，也只能延缓统一战争的进程，却改变不了历史走向的大趋势。秦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国君骤逝的突发事件，以及相关的应对经验。比如，秦武王意外身亡，年少的武王之弟秦昭王被推上历史舞台，宣太后与穰侯魏冉等人联合执政，又与将军司马错、白起共同辅国。秦始皇前期恰好也是由元老重臣决策的阶段。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有足够的成例可以照搬。
假如秦王骤逝，群臣会参考吕不韦、蒙骜、王龁等人辅佐新君的经验，要么让少年长公子扶苏提前即位为王，要么从宗室里挑一个素质不太差的人坐在王位上，新君不亲政，委国事于以丞相王绾、将军王翦、廷尉李斯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军功-文法吏复合体选好了新的代言人后，以为先王报仇的名义伐灭燕国，踏平燕都蓟城。
也许这一代秦国君臣无法一口气灭六国、驱匈奴、平百越，但统一战争的基本国策会继续传承到四海归一的那一天。只要天下还在分裂，战乱就不会停止，秦国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就会继续推动统一战争，直到最终的胜利。
不过，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在乱世极具扩张性，统一战争结束后反而变得非常追求安定。军功换回来的田宅官爵固然好，但打仗毕竟是会死人的，也会造成无数家破人亡的悲剧。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了，世世代代过上安定而富裕的生活，吃完战争红利再吃和平红利，是秦朝广大吏民官兵的愿望。
然而，秦朝繁重的徭戍转作让他们吃不到和平红利，又没有同仇敌忾的征伐行动让他们吃战争红利。再加上秦始皇去世，赵高政变摧毁了功臣与宗室，秦国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变得四分五裂。一部分拉起了反秦的旗帜（发起首义的陈胜吴广原为秦军屯长），一部分在秦末动乱中被反秦军消灭，一部分融入刘邦集团成为汉军的骨干。最大的一部是秦朝南平百越的功勋部队，但南方兵团对秦二世感到绝望，变得极度厌战，只是闭关自保远离纷争，转化为地方政权南越国。
耐人寻味的是，西汉开国君臣主要脱胎于故秦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汉承秦制也让军功-文法吏复合体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为文法吏集团与儒生集团在两汉的争斗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