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东海楼”，我尚以为那是东海海边的一座高楼。
直到我学会蹒跚踉跄奔跑之时，才察觉这小小盆地中除了一条贯穿东西的蜿蜒小河之外，别无能与“水”扯上分毫瓜葛之物。
东海楼孤独耸立在盆地的中央——那是一个理论上离小河最远、阳光最近的地方。每个晴朗的清晨，熹微的阳光柔柔播洒在楼外的块块天蓝色瓷砖上，暖意与微凉的交融似是赋了这座突兀小楼一丝躁动的生机，任阳光流转宛如有缕缕蓝色清流自楼顶洋洋滑落，不多时，小楼四周灰头土脸的低矮砖房便被浸染的熠熠生辉。楼前的马路亦渐渐喧闹了起来，大二八那略显刺耳的刹车声令东海楼的钢筋水泥变得真实，高耸的身躯伫立在喧嚣的尘世中倒也平添了几分风骨。亦有不安分的飞驰者手刹脚刹并用，卷起的阵阵飞沙毫不留情的将阳光和清流统统掩埋割裂，霎时风骨化作风沙，风沙沦为尘与土。
当我第一次风尘滚滚、满头黄土的仰望东海楼的瓷砖与门面时，心生震撼——那惊愕宛如某个飘雪的冬日午后，巷弄深处贩着烤红薯、起了瞌睡的阿伯，忽而吼出嘹亮的呓语，不仅断了巷口路人吃红薯的念头，亦隔着羊皮袄惊出自己一身冷汗。彼时我未曾与海谋面，那一片一片浅浅的蓝色组成无垠与深邃许是将我的魂魄勾了去，我呆立在尘埃中找寻波涛的响动与涟漪的光影，竟生了被海风恣意撩拨的错觉，幽兰流转的“东海楼”，似乎确是变得名副其实起来。
母亲锁好自行车，领着我慢步向东海楼内走去。我稚嫩的臂膀高高擎起，犹如一支浮沉于海面的小小帆船的脆弱桅杆。
初入小楼，气氛热烈，似是踏入了东海龙宫的站前广场，氤氲的水汽夹杂着声嘶力竭的叫嚷争先恐后的扑来，令我猝不及防，进退两难。母亲不知何时竟松开了我的手，小小帆船的桅杆在起雾的海面上却傲然屹立。我唤了一声，却依稀只瞧见了母亲的裙摆；母亲似是应了我一声，然循声望去却只见母亲行的飞快，于是我条件反射般微屈身体，在迷雾与嘈杂中龃龉前行。
那天我穿着一双天蓝色的布鞋，鞋面上用黄线绣着诸如“快乐童年”、“幸运一生”之类的文字，可那横竖撇捺没有给我附上丝毫的幸运与快乐，却极其讽刺的描摹出我彼时的慌乱。想来倒也不蹊跷，许是那些娟秀的笔画被零星的泥点覆盖了的原因罢。
青白色方砖上均匀铺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每向前挪动一步都会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长长水渍。不知那水渍拖出了多长，我终于摸到了一扇木门的把手。木门散发着清漆的味道，潮湿的空气中它的气味分外鲜明妖娆；门把手虽是电镀，在这潮湿的空气中却终究不出意外的生了锈。
我推门而入，一双发乌的黑色皮鞋被我的“快乐童年”和“幸运一生”无情践踏，那绵延的水渍亦倏地收敛了下来。我朝着皮鞋的上方高喊一句对不起，却只见一个装着铝饭盒的网兜悬在半空快乐的摇晃，那叮当的声响夹杂着家常小菜的味道穿透层层白雾，令我不禁有些神往。他亦来了兴致，用粗壮的臂膀一把将我抱起，微笑着与我贴了贴脸颊。
满是肥皂水的味道。
他将我放在靠墙的长凳上，而后便踩着旧旧的皮鞋“噔噔”的离去，仿佛是锋利的冰镐砸在厚实冰面上那般坚硬与笃定。房门没有关严，隐约有狡猾的水汽顺着门缝游进小屋，房间里的气氛似是染了这低调而巧诈的暖流的格调，竟逐渐热络起来。夹着烟卷儿的老伯，打着毛衣的大婶儿，捅咕着半导体的顽童，还有不断搔弄着头发的少年，他们讲述着天南海北的莫名种种，兴致起不禁彼此拍肩或击掌相庆。
我定了定神，只见三位穿着大褂的阿姨拿着推子和木梳，在一张张木椅四周轻快的忙活。木椅上的人正襟危坐，似是与股下之木融为一体，分毫不动，可不多时眉宇间却有了动静，那隐约流露的欣然喜色似在告知众人其难以言表的熨帖；每人颈间都围着一面或微黄或雪白的及地围布，少顷便有缕缕青丝白发缓缓坠下。周围有好事者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更有甚者脱下外套或小褂，漏出印着红字的白色背心，转动脖颈作跃跃欲试状。穿着大褂的阿姨一下来了精神，推子梳子舞的更是眼花缭乱，简直失了心疯着了魔。
我未曾见过如此排场，有些疑惑。母亲不知何时坐到了我的旁边，告诉我这叫“剃头”。
我追问为何非要到这“东海楼”来剃头。
母亲一边和一个阿姨打着招呼，一边说：
“国营理发店里穿大褂的，专业。”
我不置可否，环视无趣，便只好在长凳上晃动双脚，乖巧的静候。
直到那阿姨掏出一把刀。
接着毫不拖泥带水的伸向了木椅上那似已微酣的老伯的喉咙。
“刀！”我大叫一声，语调中夹杂着孩童那独有而骇人的尖厉。屋子里起了小小的骚动，犹如海中倾覆的小小帆船卷起的微弱涟漪。几个穿着白色背心的爷们儿似是股间装了弹簧，倏的从长凳上弹起，两腿微弓，俨然扎好了可攻亦可守的马步，其站在妇孺的前面环视良久却终无法觅得目标。
“刀！”我指着白大褂阿姨手中的兵刃，再次惊恐发声。
白背心和白大褂一愣，不禁莞尔。
“这刀是刮脸用的。”阿姨一边给老伯刮着脸，一边对我碎碎的说着，“别急，下一个就是你。”
“我不要！”我声嘶力竭的喊着，那“快乐童年”和“幸运一生”开始绝望的抖动。
“当然啦，”阿姨给老伯刮完脸，便用肥皂洗了手，回身打开那木制的抽屉，从深处拿出一个裹着网兜、温温的铝饭盒，一边用食指灵巧摸索着打开盒盖的缝隙，一边柔柔的对我说，“小朋友，不需要用刀刮脸，咱们剪头就好！”
“小伙子等你长大了，再用刀！”有好事之人宛如未来的预言者般在耳边喋喋不休，似是在为刚才的尴尬找回可笑的平衡。
肥皂水的味道和家常小菜的香气再次弥散开来，众人的哄笑让一切落入俗套。母亲摩挲着我的头发顺势拭去我眼角惊恐的眼泪。想到在未来的某天，我亦终将面临那飞舞的刀片，不禁想褪去布鞋跳出窗去沿着土路飞驰，逃个痛快。
那天会有多久才来呢？
我流着泪坐到木椅上，任那绒绒细发被一一剪断，却终剪不断心底的刀光点点，寒影绵绵。
从此我的生命似是与东海楼扯上了干系。那光影流转的建筑里隐埋着我岁月的无声倒数，殊不知未来的某时，我忐忑的步入那氤氲的房间会与那雪白的刮刀碰面。遥想至此，我便心生惆怅，每每坐着木椅、系着围布、瞟着对面木桌上的那面斑驳铝镜中自己忧郁的嘴脸，竟生了犹如瞻仰自己遗容般的错觉。
东海楼旁那鳞次栉比灰暗低矮的平房渐渐隐去，静谧的悲壮犹如中华牌橡皮悄无声息的擦去田字方格上HB铅笔的印记，亦或是一只蜗牛与跑步机的顽固对峙——虽然缓慢却终未停歇。东海楼外墙上那泛着幽兰涟漪的瓷砖出现了裂痕，更有甚者已然脱落，一抹抹裸露的水泥墙面夹杂在斑驳的蓝色中，宛如被折成数段的桅杆，恣意漂荡在一弯浑浊的浅海中。
渐渐，东海楼的四周起了高楼，缤纷的楼体和闪烁的霓虹日夜交替、不眠不休的揶揄着日渐破败的东海楼，那个曾经离阳光最近的地方，现在已被这个世界抛弃在阳光干涸的角落。
东海楼的命，没有我的硬。
我尚未触及刮刀的锋利，它已然辗转到了生命的穷尽。
最后一次去东海楼，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
彼时我已踏上轻盈的运动鞋，鞋底与地砖摩擦发出活力十足的“吱吱”声响。楼内那黏滞厚重的水蒸气早已消失殆尽，无需迂回试探便可直抵那扇刷着清漆的木门，清漆的味道早已散尽，无论如何浅闻深嗅终不得记忆的要领。电镀把手倒是换了新的，锃明瓦亮不带一丝一毫的锈迹，然触起来却已然失了彼时的温热，冰冷的令人不免对忆想中的种种火热起了疑。
我开门，穿着大褂的阿姨正以那把老旧的木椅为圆心前前后后忙碌，墙角排着一行歪扭的塑料凳，有的凳腿已然弯曲；上面零星候着几个主顾，紧锁眉头吸着香烟的中年人用力嘬着过滤嘴，那“吱吱”的响动虽响却亦吸不动其内心深埋的莫名苦楚；两个妇人坐在木椅上安静的打着毛衣，钢针摩擦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宛如一只于飞沙中深埋但奋力挣扎的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墙边靠着几个少年，他们高声吹嘘着彼此茬架时的勇猛，那缤纷而夸张的语言声调，似乎让东海楼有了回春的迹象。
中年人把烟头狠狠的扔在了地上，接着用那双破旧发乌的黑色皮鞋死死的踩住，左右碾压，不得放松。
我望着他那双似曾相识的皮鞋微微出神，仿佛是遗失多年的铝饭盒找到了盒盖般熟稔和惊喜。
“扑通”。
他重重坐在木椅上，紧紧盯着镜子里穿白大褂的阿姨。
她见状亦未作声，只是把那围布轻轻绕在他的脖颈间，而后用一个墨绿色的小夹子将布面夹好。
“啪！”
他起手一个巴掌，直接打在她的脸上。声音不大，却直接将这东海楼里的空气凝固，众人望着她脸上隐约泛起的掌印，犹如血液喷薄流过后枯索的河道。
“紧。”他瞟了瞟颈间的围布，刚刚挥起的那只粗糙的大手已悄然收回到围布的下面。
她不作声，闪烁着双眸松了松那墨绿色的铁夹，而后开始剃头。
“啪！”
他起手又是一个巴掌，打着毛衣的妇人看了一眼，轻叹一声， 退了几针；墙边靠着的那几个少年，有一个已不知遁形何处。
“疼。”他指了指头顶，许是那推子夹住了头发令他不得安生。
她咬着嘴唇，换了一把推子，右手的虎口通红。
不多时，她便将他的头发一一打理好，似是长舒了一口气，亦或是吐出了心中种种的不安与愤懑，她撤下其颈间泛黄的围布，红着双眼示意着已经轮到了我，宛如一只置身于废弃角斗场中的孤独而温顺的牛。
“啪！”
他坐在木椅上未动身，闭目起手三连击。
“刮脸。”
他说。
那个春日的午后其实与春日无关，隐约卷起的残风只是与春风雷同但风沙却料峭依旧；红日貌如暖阳，实则洒下冷光岑岑，令人周身不得安生；东海楼残破的外墙折射着这吊诡的阳光，熠熠白光，仿佛是海水枯竭后绝望的海床。
他仰着头，闭目无言。
她缓缓的将肥皂水涂满他的双颊。
出刀。
刮刀的刀柄恰好嵌在她那发红的右手虎口中，他颈部的动脉随着心跳在有节律的鼓动。
那几个肆意妄为的少年已不知何时溜走了，两个打着毛衣的妇人放下手中的钢针毛线，一个踱到她的身边貌似不经意握住她的右手低声说着什么；另一个则拍了拍我的肩膀拥着我走出东海楼的大门。
“回吧孩子。”那妇人不安的回望了一眼那扇镶着电镀把手的木门，又故作平和的理着皱皱的衣襟对我低声说。
“刮脸啊。”我喃喃的不知是询问还是自语。
“两口子，打架，说了你也不懂。”那妇人亦喃喃不休。
“刮脸。”我试着说了一句，但毫无头绪。
“回吧。”她又回了一下身，然后一把将我推进那无垠的冷风中。
我在原地踟躇少顷，忽而莫名且无比庄重的又打量了一遍东海楼。仿佛相识百年的我们又要相隔百年，亦真亦幻亦近亦远令人彻头彻尾的丧失了空间感与距离感。我想要将那斑驳的墙体一一记下，却发现初见时那深邃而蔚蓝的美好都依稀已然忘却。想必从此我的生命应与这东海楼脱了干系，那明晃晃的刮刀游走于胡茬点点的脸颊的滋味，此生定是要留了遗憾罢！
那天，果真就成了我与东海楼的诀别。
果真。
东海楼不久后便倒下了，斑驳的瓷砖碎了一地，那片小小的废墟被染成了孩童记忆中海洋的颜色。
至此，小城再无国营澡堂理发部。
霓虹灯下的私人高端发型设计师，左手电推剪，右手吹风机，如若不办下一张会员卡买上几瓶洗发液，剪头都尚不能剪得安生，倘若想要闭目养神更是妄想。
至于刮脸与刮刀，亦可称之为百年遗梦。
一年后，东海楼的旧址上又起了高楼，通体闪烁着媚俗的水粉与廉价的大红。那里面的服务项目除了刮脸，
应有尽有。
几年前的某个深冬，我又回到了小城。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被埋葬在层叠的云朵与叠嶂之后。阳光与时光似是被放慢了脚步，有雪簌簌落了下，不多时便在我的头顶堆集了一抔无邪的纯白。
小城的道路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信号灯霓虹灯在飞扬的雪花中晕了色，交织成一团团锦簇的红。
我沿着路边漫无目的的行走，但凡有分叉路，都会不由自主的去选择较窄的一条，许是心底依稀存着可笑的念想——宽路后面是窄路，窄路后面是小路，小路后面是土路，土路的尽头，便是儿时的路。
雪花愈飞愈大，我终被引入一条狭长的、夹带着红薯香气的巷弄。
巷弄深处有阿伯贩着烤红薯。他披着一件油光锃亮的羊皮袄，悠然斜靠在烤桶的一侧。烤桶上整齐着三四个大小不一的红薯，参差却真实；皮与瓤在高温的作用下虽有剥离但终归一体。缓缓落下的雪花在烤桶的周围融化，似是一圈精心测绘的隔离带。阿伯双手插在袖管中，许是做了美梦，竟笑出了声。
巷弄的尽头，有一户灯火通明的人家。透过那钉着板条、塑料的木窗，依稀可见屋内的陈设种种。
一把咯吱作响的木椅，一面斑驳开裂的铝镜，一张打着补丁泛黄的围布，以及一位白褂加身的大娘。
我不禁有些迷乱，后退一步，仰头方才察觉那窗棂上悬着一块小小的牌匾。
“东海楼理发刮脸”。
我脖颈间的动脉疯狂跳动着，其始于恐惧却背叛了恐惧，忠于真情亦终于真情。
阿伯哼着走调的小曲、推着装满红薯的烤桶向这牌匾走来。
那双老旧发乌的黑色皮鞋，在积雪与灯光的辉衬下，布满油彩。
光亮的，能倒映出牌匾上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