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师的福生
祖父福生生前有一个不大的皮箱，放在卧室的衣柜之上，常年上锁。非他自己任何人不能打开，其实他自己也很少打开，任由儿女后辈对箱内的物件做无限遐想。
祖母说，那个箱子是祖父当年逃婚出走一年有余，客居在崆峒山一座道观时一个老师傅所赠。乍听说时，我觉得很吃惊，我很难把这个一生严谨、恪守孔孟之道，甚至连风纪扣都鲜见解开的祖父，和逃婚这种形象联系在一起。
事情从祖父陪福随投靠黄埔不成开始说起。那一次，在西安城，祖父告别福随一个人回来，安生地又读了两年中学后就毕业了。
那是1940年，福源和福随此时都在山西抗日前线，想必小小的渠湾村此时也已经留不住祖父的心了。但是，太祖父就这么一个读过书的孩子，还指着他光耀门庭，哪里会轻易放他离开？太祖父认为，能栓住儿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赶紧让他成婚。
祖父在学校时的学业口碑都很不错，一毕业，18岁的他就被举荐去了镇中心小学任教。18岁在那个时代确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除了学问和口碑，祖父的长相在渠湾方圆周围也是出了名的帅气。据祖母生前调侃，祖父经常被长辈安排替那些堂兄妹去相亲——那个年代，虽然时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婚嫁双方都怕婚后夫妻有容貌或身体缺陷，所以也都接受被安排一些婚前的相亲活动。活动其实就是双方约定时间地点，安排双方家长或新人假装偶遇，远远互相的观察一下。记得一位叔伯祖母做证说，她就是因为祖父的顶替被骗嫁到这个家族的，直到结婚掀起盖头，她才发现真相。
所以，太祖父为他选亲的消息一经放出，提亲的媒人几乎踏断了祖父家里的门槛。祖父想必也猜透了自己父亲企图用婚姻栓住自己的心思，于是就以各种理由左推右挡，一直把婚事拖到了1942年。那一年春天，传来了堂兄福源在陇东共产党特区政府任职的消息。可能是看出了祖父想出走的心思，太祖父在这个时候加强了对祖父的束缚看管及逼亲力度。祖母就是这个时候进入祖父视线的。
祖母姓孟，山东邹城孟子后裔，她所在的孟村也在渠湾附近、也是山东移民村落、不过来陕时间更早些。我能想象祖母年轻时的容颜气质，一定超过平常人家的女子，因为，不管祖父是想做出出逃前的麻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祖父在和祖母相亲之后，就痛快的答应了成婚。
祖父的出逃，发生在他婚后一个月的某个凌晨。在全家人都放松了防范与看管之时，他离家出走了，目标直向陇东。
祖父退休后，其他行为没有大的变化，唯独脾气一改做教师的不苟言笑，变得和蔼可亲，我不止一次问他，你当时是不是想去找福源叔祖投八路？他微笑不答，但也不置可否。
那次出逃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从来没和子女及我们小辈说过，偶尔听祖母提起，也是零碎的一些信息。大体是，他走到平凉崆峒山一带，遇到国民党封锁，盘缠用尽，又遇到抓丁，在逃跑时迷路了，身患重病，昏倒在一个道观前，被一个老道士收留诊治，最后费时多半年才逐渐康复。老道留他在观里住了数日，教他种菜谋生，又赠予他盘缠皮箱，然后他原路折回……这些信息和他求证，他依然是微笑不答，不置可否。
祖父再回到祖母身边时，他的长子、我的父亲已经出生十多天。或许是这个孩子的缘故，以后的岁月，他再未离开我祖母半步，直到终老。
回到渠湾，他重操旧业从事教书，直到解放后迎回他的堂兄福随，安排他成为自己的同僚，再一直到最后退休。在方圆几十里，他一直都保持着一个乡村教师所独有的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气质与口碑。
这种口碑，我父母的订婚过程可以印证。我父母小学时都是我祖父的学生，两家相去有十几里的距离，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向我母亲求婚，因为我父亲的家庭成分高于我母亲家，我母亲当时有些犹豫，回去和我姥姥一提，我姥姥当时就表态，张老师的孩子啊，不会孬，我同意了。
我跟着祖父读完小学才回到城里父母身边，印象中，他极少和我们小辈讲什么大道理，总是以自己的行为举止示范着老一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
祖父唯一一次和我聊到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是在89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夏天那场众所周知的风波，我所在的学校和全国诸多高校一样，被提前放了假。我回到乡下，在一个闷热的晚上，我们在庭院里的葡萄架下乘凉。我和他聊起了当时的时局，他始终不接我的话，直到我喋喋不休的说完，他突然和我回忆起60年代四清运动时，他所亲历的一段往事：
你知道四清运动不？63年吧，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么闷热的天气，县教育局分批集中办理教师四清学习班。学习班有一个基层学校送来的教音乐的女老师，我认识她，她小学时当过我的学生，性格外向，漂亮，爱笑，爱唱歌。因为有人说她浪费公家的教案本给学生私用，就被送来学习。大家批评她时，有些人由她的性格夸张到了作风问题……有一天早上，有人跑来砸我们男教师宿舍的门，说她吊死在学习班住校外面山坡的一棵核桃树上，喊我们去收尸……她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那么年轻，一下子就没了……
后来，他再没说什么。
那个夜晚，除了虫鸣，一切都很安静。
……
祖父去世后，父亲和我说了一段历史：祖父读高中时，国民政府倡导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日活动，组织当时在校的高中学生集体宣誓加入了三青团，这件事情在解放后成了各种政治运动来临时祖父的一个污点，甚至一度影响到我父亲的入党、提干外调。但祖父凭借他的德行口碑，在文革中不仅个人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他的子女家属也几乎没受什么牵连，直到在教师岗位上安稳退休。
我后来一直在想，性格决定命运，祖父的性格养成会不会和那一段道观的经历有关系呢？
祖父去世三年后，他的坟地因为政府征地，被动、迁移过两次，最后一次，被终于安葬在北塬的一块公墓里。公墓是太祖父这个家族统一定购的。从太祖、祖父辈迁坟，到我的上一代父辈预留，一共定了十几个墓穴，这在农村是一件大事也是难事。渠湾立村时的五户太祖，后来在新农村已经繁衍成了近千人的两个居民点，仅我太祖往下，到我儿子这一代，自立门户的也超过几十户、过百人了，而且又都分布在全国各地，沟通起来确实并非易事。最后所以能够达成，我想，一定和每个人心里都那种乡愁有关，不管你走的再远，总得让自己的孩子知道祖宗在哪吧。
在祖父去世后，我们终于好奇的打开了祖父的那只皮箱，里面除了他自己的一方印章、一本年代久远的空白笔记本，其他，空空如也。
或许那个箱子只是他曾经的一个记忆？
和他的那段经历一起，我们把箱子和他一起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