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22点36分，我终于改完了我的深度报道作业终稿。这篇文章《山城火锅小店复工实录》从选题到实地采访，直至最后撰写成稿，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过程，也带给了我许多感受，有好亦有不好。
先从选题谈起，我们组是全员参与讨论来决定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一开始我们有许多选题，小镇一条街复工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复工情况、养殖业复工情况、重庆火锅店的复工……在选定这些选题的时候我们还并没有进行相关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对于采访的难度也未可知。因此，第一轮选题讨论后，我们分头先去了解各个选题，采访认识的社区工作者，走访小街，查看火锅店的复工情况等。经过第一轮粗略采访后，我们根据了解到的相关情况选择做“重庆火锅小店复工实录”。选择这个选题是因为，在本次疫情中，餐饮行业受到了重创，经历了一条艰难的复工之路。而火锅作为餐饮行业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又尤为特殊。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显示，火锅这种餐饮形式并不适应外卖这种复工方式，尤其是零散的非连锁火锅店，他们没有品牌和强资金的支撑，复工之路更为复杂、艰难。且这样的火锅店在重庆非常之多，采访之间体现的将不仅仅是某个火锅店的复工之路，而是众多小店的复工侧写。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契机，那就是我在采访一个相熟的社区工作者时，发现他们社区真正搞给“援鄂医疗队”的火锅小福利，又给这个选题加了一分。
当然，最实在的是，从操作层面而言，这样的小火锅店在重庆这个火锅之都随处可见，可采访的对象较多。组里有两位重庆本地人，搭伴采访总比一个人去店里尬采好多了。
选定选题之后，我们进行了第一轮进度汇报。通过老师的建议，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选定采访对象。为了考察重庆火锅小店的复工情况，我们选择了三种类型的火锅小店，印象火锅地处三峡广场背后的小巷，是商业区旁的小巷火锅店；沈家洪城火锅店虽是加盟店，但经营全凭自己，是火锅小店的另一种典型；鑫聚源火锅则是山城最普通、普遍的街边火锅小店。此外，为了保证采访具有一定的范围，三家火锅店分别来自重庆主城三个不同的区。
但采访的过程并不简单，虽然我们提前拟定了采访提纲，但事实上却并非如同计划中那么顺利，采访过程中，我们采访的地点往往都是在店内。因为采访的时候，重庆火锅店的复工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我每次去采访都抱着“我先消费一顿再采，应该比较容易搭话吧”这样的想法。所以往往采访到最后，店里吃火锅的人越来越多，店主、店员忙得不可开交，完全没有余力接受采访。没问道“钱”“损失多少”这种问题，被采访者往往也是避而不谈。但好在我也在疫情过后享受到了一顿饕餮火锅，也没吃亏。
其实踏进这些火锅店，我并没有太感受到疫情对于火锅餐饮的蚕食，但又隐隐觉得哪里好像不太一样了。对于重庆人这种把对火锅的热爱融进血液里的人来说，落座消毒，碗边放着口罩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痛快。后来的采访，我好像听见了一个魔幻的火锅世界。有的小店在休店期间把火锅店变成了“早餐店”，甚至想过“卖卖菜”来消灭原来用于春节集中客流的“头疼库存”。还有一个店长接到外卖订单，是顾客急需口罩，最后这位店长把自己囤的口罩送了过去，换来了一个美团外卖的五星好评。那个社区工作者的火锅福利故事也还没有完结，社区里的所有火锅店都自愿参加这个给援鄂护士送福利的活动。那个店长告诉我，“我还从来没有离英雄那么近过”。其实他也是个英雄不是吗？他也挺过了这个疫情寒冬。
我流水账一般记录我这次的深度报道作业，我好像真的从这次作业中想起了我为什么高考填志愿那年，一水儿地填了“新闻传播学”，我当时好像真的想做一个记者。可如今我好像离这个愿望越来越远了，我开始觉得记者苦，拍摄累。我的文字越来越乏力，越来越机械化。听着这些疫情中的复工故事，我想要描述细节，想要言之有物，但好像越来越难了。我好像越来越被所谓“深度报道”框死，陷入了数字数的肤浅漩涡。
记一次艰难的深度报道，记一次疫情寒冬中的人们，记重新想起初心的我。也许它会反复提醒我自己，不要被驯化，不要沉醉在微博豆瓣各种语境中，不要开口就是“666”“我可以”“牛逼” ……一定要追求精准的，铿锵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