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提笔忘字是什么感觉，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如果说天下最不平凡的人是母亲的话，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回忆和经历，其间夹杂的故事和情感，也只有自己才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慢慢回忆，或悲或喜，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泪水慢慢滑落。

我的母亲是家里的老小，外婆养育了5个子女，母亲辍学的时候是家里的最高学历，初中毕业。以前听母亲提起过，计划经济时代每家每户都得为大队挣工分，每年年底外婆家的分数都是村里倒数第一。

二姨是家中最能干的，纺线织布、挑担种田样样会。二姨说家里实在供不起我母亲上学了，不如回来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这样，母亲成为了家中最后一个辍学的子女，从此早早告别学堂，迈入田间。

一晃好几年过去。

后来经村里人介绍，母亲认识了父亲。当年的时代没有什么恋爱时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自由恋爱，有媒人介绍意味着这事儿基本就成了。母亲是极不情愿的，因为父亲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三年级，可能是母亲“自识清高”，一直认为父亲的文化水平太低，不过好在父亲是当时码头的装卸工人，这种工作是“铁饭碗”，是拿政府工资的。父亲也是从爷爷退休之后“继承”过来的，当时流行的说法叫“顶替”。

在家里人的极力劝说下，母亲不情愿地嫁了过去，过起了日子，顺理成章或者说按部就班地就有了我。

这些事，以及后来家里发生的各种故事，都是通过平时母亲的口述讲给我听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当时的母亲为何将那么多过去的故事讲给我一个不懂人世的孩子听。现在自己长大了，也渐渐明白了，这是母亲的青春，这是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而我能把她的故事延续下去，而且我是她故事的一部分。很庆幸，当时不懂事的我都记住了，而对于其他童年的事，能想起来的几乎没有了。

由于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任媳妇，自然家里婆媳关系会比其他家庭更为复杂，也更难应付。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硬是在我出生后，把家给分了。吵架、打闹是避免不的，不过在母亲的坚持下，终于算把家给分了。对于一向不善言辞、内向的母亲来说，她是做了一个多么巨大且艰难的决定。

每每跟我说到打闹的细节的时候，话语都很平淡，好像在述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年轻的母亲来说，是多么无助。

也许，当时好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吧。

也许，母亲也是这么想的吧。

家后院有一颗柿子树，母亲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就有了。每年母亲总会把半熟的柿子摘下来，放到铺好报纸的抽屉里，盖上旧棉袄。所以每年，家里都会有火红的柿子吃。

这么一个小家庭，开始过起了平凡又简单的日子，母亲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劳作，父亲每日去码头装卸货物，微薄的工资也能勉强过日子。而我，也在按部就班地长大。

其实生活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时不时会跟你开一个永远都无法预料的玩笑，而他不会在乎你能不能接受，也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承受。

生活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悲欢离合，在生活面前，我们太渺小太无助，除了痛快哭痛快笑，似乎别无他法。

98年夏天的悲欢离合，比洪水猛兽来得激烈。

当我突然被人接走，回到每天放学回家最熟悉的地方时，家里的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我知道眼前的父亲已经再也无法用他的自行车接我放学，再也无法在我哭闹的时候给我去田里砍甘蔗，再也无法跟着他去码头看来来往往的大船。我看出来邻居对我的怜悯，听出来别人对我的议论，而我所能做的，只有大哭。对母亲来说，她的世界瞬间崩塌。

父亲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没说过话，她只是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出门，我会跟着她，我们会走很多乡间小路，有时候去自家的田地站一会，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走路。

那时候的我所能做的，只是跟着。母亲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会想着什么时候回家，因为我相信母亲一定知道回家的路。而母亲每次能够把我带回家，虽然她并没有牵着我手。

一切的安慰这时候都是苍白的，有时候陪伴就是相互取暖。

从那以后，我时常会做一个梦。在海边的芦苇荡里，我很渺小，四周除了被风吹着摇摆的芦苇之外，剩下的只有海浪声音。我开始跑，我使劲跑，我想跑出去，但是每次最后又回到最开始场景中，不断重复。

梦里，只有我。

生活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母亲的状态也一天好过一天。

后来村里人给母亲介绍对象，母亲坚持不再外嫁，除非男方答应留下来。所以，我便成了组合家庭中的一员，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弟弟出生时，母亲被送到上海，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被检查出来脑子里有一颗黄豆粒大小的肿瘤。据说是良性的，因为手术需要很大一笔的费用，当时母亲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这件事就顺理成章地搁下了。

06年的时候，母亲时常出现无法控制的肢体颤抖，每次发作的时候根本无法认清身边的人，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家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送往上海检查。最终医生诊断，脑子有鸡蛋那么大的肿瘤，肿瘤的生长挤压了大脑。如果不手术，后期会出现更严重肢体和意识不受控制的情况。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大学的电话亭里，我挨家挨户地找亲戚筹钱，并承诺在自己工作以后尽快偿还。

手术前，护士拿来了剃头的工具，母亲知道自己即将动手术，当她理成光头的时候，只有她笑了。隔壁床的一位病人在母亲之前动手术，情绪激动，身边的家属和医生不停安慰。母亲自己从病床上下来，爬上了手术车。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画面，我想过去扶她一把，但是我的双腿无法走动。我无法想象当时母亲的脑海里在想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想活下去，很想。

当最原始的求生欲望被激活后，我相信任何人都是无所畏惧的。

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的我能听到墙上挂钟走动的滴答声。手术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医生拿着一包乳白色的液体走出手术室，对着我们说，手术顺利，所有能看见的肿瘤全部取出来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手术完成之后，插满管子的母亲在ICU病房待了三天。我只能透过玻璃窗看到昏迷中的母亲。

主治医生找到我们，母亲在手术期间，用血达到了1000ml，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如果家属能够去无偿献血，病人就可以免费使用3倍的献血量。

于是，我只身一人来到献血中心。一位年长的护士问我献多少，我反问她最多能献多少，她说400ml。出门之后，我的世界天旋地转，我无法看清眼前的路，最后我怎么回到的医院，至今回忆不起来。

母亲怀胎十月，用她的血养育了我，在我没有能力挽救她的时候，我用我的方式回报了她，这是我至今最大的安慰。

手术后要接受常规的放化疗，母亲长出来的头发又掉光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次难受，她也没有照过一次镜子。在她的心里有一种意念，那就是：活着真好。

两年之后，母亲的肿瘤复发。

母亲走的那天，没有痛苦，很安详。

那一年，后院的柿子树结满了，火红的柿子落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