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在我的心里一直是很大的官，老百性总以地方父母官去称呼。具说中国，县一级的行政区有2800多个，在历史上顶多也就是个七品芝麻官。在我的记忆里，有二个县长让我难忘。

第一个是阜康县曹县长。

75年下乡后的第二年，县里的打井队到了我们队的附近，连续地打了好几口深井，令队里的老老小小羡慕加嫉妒，议论纷纷，最后落在了命不好的归宿上。我们队是牧业大队新分出成立不久农业队，四周都是国营农场，打机井要钱，可前不久想买台手扶拖拉机都凑不齐款，更不敢想机井了。

村头那个大口中，全队的壮劳力整整挖了一个冬天，在春天眼开到了出水层，又出了事故，贫协主席老潘下井时出现绳子意外下滑，人重重的落在井底，摔伤了腰还未痊愈。那天在地头挖渠休息时，几个人眼看着一条马路相隔的土墎子六队的新机井开始下管，试抽水，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后娘养的，认了吧。＂王老汉说着，蹲下卷起了莫合烟，点上抽一口叹一口气，＂人家拿工资，咱拿工分。＂

那天我去找了打井队长，三十出头的汉子，正啃着馒头。我说如果来我们队打井，就杀头牛。

＂我说了不算，要听曹县长的，再有二天我们就回县城了。＂他说。

当天我坐上班车赶到县里，第二天一早进了县政府，去找曹县长。

曹县长在办公室，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中山装下知识分子样子，正听几个人在汇报工作。我在门口等着，为自己准备台词。门口要见县长的人已经有好几波，我见县长起身送客，急闪进了办公室，没等他回身坐稳，我便开门见山地讲明来意。

＂我是红光一队的知青，副队长，队里很穷，缺水，想打口机井，此时打井队正在我队邻近，请曹县长帮助…＂我一口气讲完，看着县长大人。

县长坐在办公室桌前望着我，说了什么也记不得了，只清楚地记得他从便笺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二排字，签上了他的大名后，折起交给我，并将我送出了门口，接着又进来几个人。

那张纸条决定了队里那偷懒不出力的牛的命，也让我们队从此有了一口30多米的深机井，喝上了甘甜清透的水，第二年种上了菜地和瓜地。大家夸我，我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派来懂我们的曹县长。那十几分种的见面，决定了全队人的吃水浇灌大事。尽管王老汉又在抱怨只闻到牛肉香，没沾一口牛肉味。

第二个是玛纳斯的刘县长

十年后我在新疆外贸公司工作。领导派我去玛纳斯县洽谈一项引进外资建立番茄酱加工项目。三年前有个叫阿瑶玛的美籍日本人来新疆，认定这里的农业资源如同加州，潜力巨大。他留下了一包番茄籽，刘县长按排县农科所作实验。谁知那是杂交种子。农科所硬是从中分离出来了一个原基因品种，取名＂红优二号＂，在海南岛还建了南繁基地。

阿瑶玛没想到刘县长是个如此认真的人，可谈到投资建厂，他只能请县长大人等他回去想办法。后来我找到北京的一家外贸租赁公司，刘县长让县财政局担保，请来了意大利的设备制造商。

那年年底，我和县计委主任，农机修造厂厂长三人在当时乌鲁木齐的唯一涉外酒店，华侨宾馆的二楼小会议室里，对二个意大利人进行了一夜的疲劳战，因价格谈不拢，只好罢了。第二天一早送客，在机场，刘县长和我的领导一合计，认为已经到了底价，临时决定让我也去北京把合同签了，补了票我上了同一架飞机。在机场的出口，鬼子见我一脸惊讶，我说是来签合约的。记得是在北京兆龙饭店里签的字，我住在附近的一家招待所。

五月份一行人去了意大利，刘县长是领队，我是翻译。当年设备安装调试后，生产了一个月，我一直在工厂。第二年一开春，刘县长就找到公司领导，后来县里下了红头文件，任命我番茄酱副总经理和县政府科技付县长。

那年工厂满负荷生产，高峰期因原料过剩，工厂门口交番酱的队排了一里多长，农民要等三天三夜才能过磅御果。无奈之下，我组织了近一百辆拖拉机拉着过磅的番茄，夜色里把果倒到戈壁滩上销毁，为此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农民见报纸报道，有了底气，一日几个运输户不排队硬要过磅在门前闹事，后来我还和他们有了肢体冲突。刘县长那时已升迁去了地委，他得知后，找了公安系统派人过来维持秩序。他亲自打电话給我，安慰我，鼓励我。

后来我去了深圳，刘县长出差还专门约我见面。当时我见家中有一瓶茅台酒，带上去见了他，算是情义回报。谁只太太回家告诉我里面只剩小半瓶酒，是她单位请客吃饭喝剩下的酒。

多年以后，刘县长退休后我去拜访过他，还向他解释半瓶茅台一事。刘县长笑的很开心，我也释然了。

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从社会的极度贫困发展到如今的世界第二强国，有多少曹县长和刘县这这样的父母官们，为了本县的经济发展全心全力工作和奉献。二位县长是我对地方政府领导的亲身感受，他们的神态举止依然浮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