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讲述了自己外出逛夜市的经历，有遇到十岁小女孩擦鞋，不知如何选择的难题，也有遇到底层困难群众为了引起他人注意而挑衅何伟的危险动作，何伟这个普林斯顿和牛津高材生总体还是理性的处理啦，没有和擦鞋匠发生暴力事件，甚至有的悲天悯人的感觉。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高笋塘——也就是涪陵上半城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跟人吵了一架。事发突然，这是迄今为止我跟别人最为厉害的一次争吵。
整个假期，我一般都在傍晚时分去那里吃饭，因为我跟在那一带人行道上谋生的几个人早就熟识了。张龙华是我经常打交道的朋友，他白天的时候经营着一部公用电话，顺带买卖香烟，晚上摆摊儿兜售烤羊肉串。他的脾气温和，十分友善，我发现其他人对他都比较尊重。到了晚上，那个地段偶尔会发生争执——有时是摊主和顾客发生争吵，但更常见的则是摊主之间的争吵，因为他们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一般都有各自的经营地块。到了傍晚，人行道上十分拥挤，像张先生这样的烧烤摊儿遇到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挣到五十块钱的净利润。他头一年在深圳卖过羊肉串，但他后来回了涪陵，因为这边的管理费用要低得多。
我曾经见过经营烧烤的两个年轻女子发生了一次恶性争吵，一开始是互相对骂，接着抓扯头发，继而愈发暴力十足，直至最后高声吼叫，在人群围观之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奇怪的是，这两个女子都跟各自的丈夫或者男友——我猜想是这样——经营着烧烤摊，但两个大男人在两个女人争吵的过程中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他们看上去很是尴尬，也可能是吓傻了，其中一个男人专心致志地照看着烧烤摊，不住地扇动炭火，仿佛身边不曾有事情发生似的。另外一个男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观望。最终，张先生介入进来，平息了那一场争吵，但其中一个女子的衣服早已被撕了个粉碎，穿着胸罩在那里不停地叫骂、吐着口水，随即才有人把她拉进了屋。她进屋之后，她的丈夫仍旧一言不发地照料着烧烤摊。（这么大动静，丈夫还能安定神闲地烧烤，这得多大的心脏呀，是冷漠还是习以为常呢，感情有点令人可怕）
那样的争吵并不常见，他们这些人在傍晚时分多半能够和平相处，谁有难处都会彼此帮扶一把。高笋塘的这种氛围我很喜欢——这多少有点社区的味道，张先生是中心人物，我认识了他，也就跟其他摊主慢慢熟悉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十岁的擦鞋女孩，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她读到小学就半途而废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会把皮鞋穿到城里让人擦一擦，有时候我也琢磨，完全可以把这份业务交给这个小女孩来做。但有时到了傍晚时分，我又觉得让一个辍学的十岁小女孩替你擦皮鞋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于是我仍由其他人替我擦鞋。（哎，我觉得完全可以给小女孩一单生意呀，善良需要行动呀）跟我在涪陵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情令我十分矛盾，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恰当。
春节就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来到张先生的烧烤摊上要了五串羊肉串，他跟往常一样招呼我坐到了凳子上。其他几个摊主围过来跟我闲聊起来，几个路人也停下脚步对着我这个外国人围观。
不多一会儿，围观的人群就散去了。我吃完羊肉串，坐在那里看《重庆晚报》。我感觉到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凑上前来对着我的脸大声叫道：“哈——罗——！”那一阵叫喊声非常之大，叫完之后他就大笑了起来。我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对他这样的人，我完全不必理会。
我感觉到他退后了一步，于是我以为他就要走了。一般而言，对骚扰我的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置之不理。但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在张先生的烧烤摊上抓了一根香肠。他一边把那根香肠从报缝里推到我的脸上，一边大声叫着：“吃！吃！吃！”（这种人简称傻X，哪里都有呀）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尤其容易煽起我的怒火。其中之一是身体上的冒犯——受到别人的推挤、抓扯，或者粗鲁地从旁推搡而过。另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拿我当动物看待，他们以为外国人领悟力低下，说不来汉语，从而在外国人面前低声咕哝或者指手画脚。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香肠，轻而易举就触动了这两根敏感的神经，我积习已久的消极被动顿时烟消云散。
我一下子站起身来，挥手打掉了他拿在手里的香肠。那人三十好几，个子矮小，顿时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我跨前一步。“为啥子要骚扰我？”我问道。他一下子结巴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伸出一只手，放到他头顶的位置上，然后平着抽了回来。他只够到我的下巴。（身高体重方面是完全压制，这人胆子也是真大，傻呀）
“你个子比我小很多，”我说道，“不应该骚扰比你个子大的人。下次再敢骚扰我的话，我会好好修理你。”
他又退后一步，我便坐了下来。围观的人全都默不作声。我把这个人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才觉得麻烦来了。他的眼里露着卑琐的神态，明显是个穷人。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我有朋友比你个子大，”他说道。
“我倒是想会一会他们，”我回敬道。
“他们就在这条街上。”
“去把你的朋友叫来吧，”我说道，“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去——快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侮辱用语，有围观者哄堂大笑起来。那小个子一动不动。（大鹏在吊丝男士里面演的经典东北摇人场景，哈哈哈，忽悠谁呀，太嫩了）
他带着怒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张先生走了过来，我问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张先生回答道，“他是个擦鞋的，没有文化。你不要去惹他。”
“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幺不到台，”我说道。在四川，这样问一个人算个什么小玩意儿也是一句尽人皆知的侮辱用语。我本来不应该进一步激怒他的，但不知何故，我就是停不下来。理智地看待这样的场面，会觉得非常滑稽——参与争吵的大个子体重才一百二十多斤，而身高仅一米五的小个子还在威胁着要去找他的大个子朋友来帮忙。（哎，劳苦大众的悲凉呀）
我看了看那小个子，只见他变得愈加愤怒了。一方面是因为小女孩奚落了他，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他人对我关怀备至——又是给我让座，又是把婴儿交给我抱——惹恼了他。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他一个人经营着擦鞋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奔忙，偏偏有个外国人拿着不菲的薪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吃着美味的烧烤，又跟周围的人聊得火热。（那人心理极度不平衡，有点阿Q的感觉了）
他又说了些什么。他刚才一直在思虑的东西此时在他的眼里化成了一连串的仇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他大声说道，“为什么要让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你们看看，他好粗鲁，竟然那样侮辱我。我们这里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适合他发泄所有的恨意。我并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胆敢动我一下，我一定会奋起还击。他所愤恨的对象是谁，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变得比原来更加耐心和忍让。但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进尺，我会变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让。我对着围观的人们说道。（受过高等教育的何伟被这样的人激怒的话，就亏大了，不卑不亢，控制情绪为宜）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心还是好的，但多少有点压抑已久的突然爆发）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这句话扎心了，同理心和悲天悯人呀）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互相尊重，尽量克制吧，不能被这样的人和事改变了自己的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