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求学

期待中上学的日子终于到来，我就要离开家乡去省城了。

天还没亮，我和哥哥吃过母亲做的早饭，出发了。我们得赶最早的一班车去县域，再从县城坐七个半小时的车到省城。天黑前，我们总算到了。

第二天，哥哥安顿好我就要回家了。我那时颇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作派，对于哥哥的离去，在日记里大书特书如何地不舍和凄凉。

校园生活的新鲜和忙碌很快就把这些冲到了一边。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我和寝室同学去看黄鹤楼。黄鹤楼上早就没有了黄鹤，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进去（当然我不会告诉你的是，其实是我们买不起票）。我们一路高吟着“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干嘛还要白进楼？”，兴致不减地打道回府。

挤得水泄不通的公交车终于蹒跚着来了，我们开始摩拳擦掌，做好上车的准备。我虽然颇有假小子之风，但对于这种争抢之事向来发怵。果然，还没等我挤到门边，公交车就实在装不下了，吞吞吐吐几个回合，勉强关上门，再次蹒跚着离去了。回过神来一看，熟悉的面孔一个都不见，很显然，她们都挤上车了。可是可是，我怎么办？我的钱包还在她们身上！就这样，我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地被落在了原地。而当时，我离开自幼长大的山村到那个城市还不到一个星期。

最初的惊惶过后，我开始努力镇定下来，盘算着自救的方案。好在我手上还有一张地图，而且也知道回去的方向。就这样紧盯着刚刚离去的公交车的背影，我一路按图索骥，过大桥、穿小巷，总算顺利回到了学校。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慌作一团，正打算报案。

我上的是个省级重点师范学校，据说每年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校园面积虽然不大，但办学条件相当不错。学校有一座八角形的琴楼，可同时容纳96名学生单人单琴单房练琴。条件既这么好，学校不好好培养我们也对不起这琴楼不是？所以，钢琴课就成了我们三年求学生涯最大的恶梦，以致我们每晚的卧谈会，都是在各种钢琴老师怎么生病、怎么发地震琴楼被毁，或者索性自己去炸琴楼等意淫中度过。

班上40名学生，分两组上钢琴课，也就由两个老师来带。我这一组的老师叫洪亮，是个帅哥，浓眉大眼，器宇轩昂，对于情窦初开的我们来说，不啻是梦中情人。

话说这天又是钢琴课，洪帅哥教了我们一支新曲子，示范一遍后，给我们讲了指法要领，问我们会了没有。我是个好学生，照例地鸡啄米般说会了。哦，连你都会了，其他人估计都会了，那就这样吧，大家都下去练去。

原来在老师眼里，我竟然是个学渣！多年学霸身份给我带来的自信轰然倒塌，我一下子跌入自卑的谷底。我是个山里孩子，之前的十几年一直生活在山村，上下学之余只知放牛、捡柴，至于钢琴什么的，别说摸，就连看都没看过。不独钢琴，舞蹈、美术、体操、声乐、手工等其他专业课我同样一窍不通，在这样一个注重音舞美等课目的学校里，我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

早点知道自己的定位也好，这不，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要我参加班干部竞选。若依我往日心性，肯定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地去竞选班长、学习委员什么的了，这回我学乖了，老老实实地选了个生活委员。

凭心而论，生活委员既非风口浪尖，自然职责也不多，每天就是分派一下值日生、检查一下卫生就行。可我干了半年，还是觉得闷闷不乐。原因是偶尔犯个小错，老师总拿班干部要以身作则来说事儿。我天性酷爱自由，受不了管束，学生生活本就约束多，还多个班干部身份，有事没事地还要端个身份自加约束，非我所愿。

小时候和伙伴们在山上放牛，看着牛们悠闲地吃草，有伙伴说，我要是牛多好，就不用每天干这么多活了。我当时虽然也觉得做人不好，太累太不自由，但下意识地觉得牛也并没好到哪儿去，一辈子被人牵着鼻子，更不自由。可苦于年龄太小，一片混沌，一时之间倒也没什么更明确的向往来代替小伙伴的理想。天上突然飞过一只老鹰，看着天上那个凌风滑翔的巨大身影，，我的向往突然明晰起来，要做就做一只老鹰，御风而行，自由自在；天下无敌，舍我其谁。

童年的理想在这一刻复活，一想清这点，我第一时间找到班主任，坚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老师颇有点恨铁不成钢，再三挽留，无奈我意已决，老师也只能徒呼奈何。

今天写到这里才突然意识到，也许我的辞职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自由，而只是出于自尊受挫之后的一种逃避罢了。潜台词是，既然我在这儿得不到重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配合你？

上学那会，正是中国女排最辉煌的时期，一连夺得五个世界冠军，史称五连冠。受此影响，全国各地的排球运动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而当时我们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排球水平十分有限，不足以组建球队参加比赛。学校无奈，为了赶趟，只好把教工们组织起来。

无独有偶，当时有个日本连续剧，叫《排球女将》，在我们中国正火，里面的排球招术，什么流星赶月、晴空霹雳、旋转日月、幻影旋风等，全国的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

学校的排球队有个老师叫刘欣，个子很高，是主攻手。球传到他面前，一个原地起跳，配上急如闪电的扣杀，逢击必中，无人能敌，为此他成了那段时间我们所有女生心目中的偶像。

我们教室在二楼，靠操场这边有个内走廊，是宣传部三个大喇叭的栖身之处，走廊下就是排球比赛的主战场。逢到比赛，全班同学都挤在走廊里，观看老师们的英姿。

比赛开始前，照例地双方队员入场，亮相、鞠躬，逢到刘欣老师，围观的学生齐声鼓掌，流星赶月！流星赶月！及至比赛开始，刘老师扣杀成功，这时候就显出我们教室的得天独厚来了。女生们一边激动地尖叫“流星赶月”，一边把手上的彩纸、拉花、手娟一股脑地往刘老师身上抛去。惹得其他班同学艳羡不已，只恨自己为什么没分在三班。

和当时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默默地把刘欣老师作为偶像。其实凭心而论，刘老师真不算帅，而且还只是个教地理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唯音舞美至上的学校，语文数学都算不了啥，何况地理？正常情况下，本不可能得到我们这些心高气傲的花季少女的青睐，可当时情窦初开，青春萌动，一腔少女情怀总得有处寄托，学校是个女子学校，男生自然是没有的，就连男老师，也少得可怜，何况刘老师还玉树临风、还身怀绝技？所以，不怎么帅的刘老师依然能成为我们的“大众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而我呢，自小就是个情种，从小学到初中，持之以恒地把各个时期的语文老师当作爱恋对象。这回到这个学校，语文老师都是女的，正愁着呢，来了个“流星赶月”。我的情感有了寄托，开始心心念念地想着怎样表达我的一番“爱意”。与小时候拼命用成绩来表达对老师的深情不同，这会儿我长大了，已不屑于再用这么幼稚的方式，我决心来点有响动的。

挖空心思地想了很久，没有什么好的创意。正巧这天刘老师来上课，穿了套笔挺的西装。一向衣着随意的刘老师突然这么一鲜衣怒马，教室里好事的女生们尖叫不断。虽然见惯了女生们的疯狂，但刘老师这回还是有点着慌，别手别脚地上完课，逃也似地离开了教室。

我灵机一动，用左手写了张字条，流星老师，其实你穿西服挺好看的，抢过学习委员手里的一大迭作业本，随手塞进去，跟着就送到了刘老师办公室。学习委员感动地朝我丢了个飞吻。

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掰着指头计算下一次地理课还剩多久。终于，下一次地理课在我的满怀热望中如期而至，刘老师又穿上了他那“路人甲”的夹克，平淡无奇地开始了他的“欧洲大航海”。

去他的麦哲伦和哥伦布，剧情明明不是这样的呀！我的“流星赶月”应该眉目含春、面带桃花、心有灵犀、双目如炬，于千万人之中第一时间认出我，四目交缠一瞬间，电石火光、天雷地火，时间和空间定格于此，班上其他同学只作了我们无声的背景！

随着一声“下课”，“老师再见”的震天价齐喊惊醒了我的意淫，等我回过神来，刘老师早已翩然而去。一切如常，原来我处心积虑制造的“响动”还不如一个响屁。

当时学校最大的盛事就是一年一度的毕业汇报演出，参加演出的并不全是学生，老师也偶尔客串。

我们有个舞蹈老师年过五十，身材发福。她的老公比她还胖，是我们学校总务处长。这年，夫妻俩就给我们客串了一段双人舞。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随着苍劲粗犷的歌声咱起，夫妻俩一前一后，倾着身，从微暗的台侧“吃力”地走进明亮的舞台中央；“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音乐声继续，夫妻俩迅疾旋身，变成面对面，手拉手，一俯一仰，推磨式旋腰，在最后一个音符渐弱之前，同时九十度转身，拉开，并肩弓箭步亮相。

全场掌声雷动。而我，目醉神迷，心旌摇动，哪里顾得上拍手，连大张的嘴巴都顾不上合上。

初中时候的我，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文艺演出自然是参加过的，舞么，也不是没跳过。但与老师夫妻比起来，我那与其说是舞蹈表演，不如说是做体操。七八个女孩按音乐节奏整齐划一地做着晃手、踢腿、下蹲、蹦跳等动作，甚至有时连音乐节拍都合不上。当然，在乡下，这也算是舞蹈了。

台上的表演仍在继续，我目不转睛、如痴如醉。

今天回过头来分析，老师夫妻的表演虽然不俗，但毕竟年纪、身材摆在那儿，与那些青春靓丽骨肉停匀的专业舞蹈演员相比，起码直观的美感方面就差了一些。但也许是乡下孩子从来没欣赏过真正意义上的舞蹈，也许是那种苍凉悲壮的西北风正契合我骨子里的悲观气质，总之，我当时就是被惊艳到了。我不错眼珠地看完了整个节目，结束后仍久久回味不已。

那是城市文明第一次走进我心里。

转眼轮到我毕业了，但毕业汇演却轮不到我。咱一介学渣，唱歌像鸭叫，跳舞如鹅行，画画似鸡爪，演啥呢？

毕业汇演可以不参加，毕业分配却不能不考虑。懵懂混沌如我，也知道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

那时候国家还包分配，不必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可悲处境，但命运系于他人之手的不确定性仍然令我们惶惶不安、蠢蠢欲动。

能蠢动的是她们，那些父母有身份、家里有人脉的同学。我家在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毫无见识的农民。在城乡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哪怕你通过个人努力，已经能和别人一起站在起跑线上了，但等到开跑，城里孩子拥有的可能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天时地利人和，农村孩子面临的却是一筹莫展茫然无助的尴尬和困窘。

对于我父母来说，我能从农村考出来，吃上商品粮，改变祖祖辈辈的农民身份，这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反正不管分到哪里都是打不破的铁饭碗，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不知足的是我，三年城市生活已经让我模糊意识到，留在省城才是最佳的分配方案。可是我要到哪里找到能帮助我达成意愿的“贵人”呢？

贵人其实也不是没有。任何社会、任何年代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机会并不是尤其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潜规则盛行的国度，要想达成目标，很多时候靠的恰恰是捷径。身为女性，本身就是资源，只要肯利用，总会用得上。

忘了是怎么和这位“贵人”相识的了，他父亲是省农业厅副厅长，他提出只要我和他谈朋友，就会帮我留下。

多恰如其时的“贵人”啊，可惜我当年读书读坏了脑子，深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对“贵人”的好感并没到愿共结连理的程度，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多年以后的一个饭局上，某男士似曾相识，好奇之下，细问端详，才发现是“贵人”的哥哥。打听其弟的生活，意料之中的顺风顺水现世安稳，而我则坎坷曲折千疮百孔。哥哥问我是否后悔，我微笑着摇头。当初年少，做决定不过脑子，可“不过脑子”的决定往往最真实，最能体现本性。放在现在，也许我会多一些权衡和思考，但最后的决定仍然与当初没什么两样。一个人的根本价值观很小就能见端倪，且基本终身不变，除非有过特殊的经历，比如非人的折磨、洗脑等。

说起来，我生命中还真不乏“贵人”。当时有位我敬重的老师也在省城求学，当然，他上的是大学。我们同期离开家乡求学，又同期毕业。老师辗转带我找了几个老乡，希望老乡们能帮我留在省城。老乡们也许是实力不够，也许是没放在心上，总之，我的意愿并没有达成。虽然如此，但老师对我的关心还是极大地温暖了我，让我在那个四顾茫然的毕业季里有了依靠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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