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我来到广西博白老鸦水麻风病康复村参加工作营。村子有四排房屋，呈四合院样式建设，房顶盖着大片黄红色的瓦片。我第一次来，见到前辈们口中的村子，感觉并不陌生。村民像盼望亲人回家一般等待着我们到来，很亲切。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大多说客家话，我既不会说也听不懂。
工作营第二天上午进行大扫除项目，我和小伙伴负责清理厨房后背的草。正在除草时，与陈阿公一起住的伟英阿姨从房间里走出来，徘徊在院子里，又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看了看又走回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又从房间里走出来，陆陆续续来回四五次。几分钟后，有营员跑过来告知我们，陈阿公在厕所里面摔倒了。我的心立马绷紧起来，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还是第一时间跑了过去。
一位营员把陈阿公抱到床上，阿公表现出一副极其慌张的样子，歪扭地坐着，用力伸手到床的那头拿药，挣扎了一会儿，使不上劲。他上身似乎失去了知觉，只用自己的力气根本坐不稳，但他仍然想用力坐起来。我进去坐在他左侧，安慰他说：“阿公，别急，没事的。”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此时此刻该说些什么，只想着让他先平静下来。我和营员坐在他左右侧，用全身能使的力气努力撑着阿公的后背，让他保持坐姿。他身体发热得厉害，我们怀疑他发烧了。我用左手拿扇子给他扇风，想让他凉快一些。营员从药箱拿来温度计，给阿公量了两次体温，都是39℃。我们把村长叫来，他询问阿公的情况，联系三轮车司机来接阿公去医院，但是司机没空。和陈阿公交流的过程中，村长表现出忧愁的神情，让我愈加担心。我们从隔壁符伯家拿来冰块帮阿公散热，在他的额头敷上润湿的毛巾。经过半个小时紧急处理，他的体温没有下降，需要尽快去镇上的医院治疗。
老鸦水距离最近的凤山镇有10公里路，村民们都上了年纪，无法帮助陈阿公，我们决定由两位男营员骑阿公的摩托车陪他去医院。摩托车慢慢地开出去了，阿公坐在中间，后面有人扶着，我还是担心他坐不稳，又担心山路陡，车子上不去。所幸，他们三人下午都回来了。医生说陈阿公的病症是由于脑血管硬化、供血不足导致的。他退烧了，但接下来一个星期每天都要去打针。
陈阿公坐在院子里和营员里聊天。我也过去，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使劲往手臂上涂清凉油。阿公问我怎么了，我说被蚊虫咬了，涂点清凉油就好。阿公说他有蚊虫叮咬的药，比清凉油好得快，问我要不要?我还担心他身体，怕麻烦，说不用啦。他没理会我拒绝，自顾自地站起身来，回房间拿了药膏递给我。他站起来的那一刻，完全不像早上摔倒过的样子，让我有点诧异，但更多的当然是安心。我仔细掂量这瓶红色的药膏，噢，竟然还没开封。打开后，我小心翼翼地挤药膏涂在手臂上，阿公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之后的几天，阿公每天早上都骑摩托车去打针，每次看到他出门，我心里总会莫名担心，怕他没有足够的力气，会摔着。第三天他从医院回来，我看着他骑车进到院子，心里才放松下来，不一会儿，又听到营员说他摔倒了。他的力气不够，停车时只能下车，站着开动油门移动车，但把握不好，车快速向前，步伐跟不上，就摔倒了。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了，食指擦到地面受伤，鲜血不停地流出来。他一副很平静的样子，想继续把车停好，我们赶紧抢上前把车扶起来。一位营员拿纱布帮阿公包扎，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叫我们用力扎紧一些。我不忍心看，很是心疼。
第二天早上阿公又如往日要去医院。我帮他把车推出来，特意看了他受伤的手，想帮他换纱布，意外地发现纱布不见了，伤口赤裸裸地露出来。我叮嘱他开慢点，注意安全。他一启动油门，我的心就牵动起来，注视着他的背影，惦记着他停车时稳不稳、摔倒了怎么办，会不会有人帮他？
陈阿公名叫陈福光，1938年出生，今年82岁了。他22岁来到老鸦水康复村，到现在已经住了60年。他有一个女儿，嫁到福建，距离太远，只能每一两年回来一次。阿公右下肢截肢，穿着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他还做一些农活，种了一些菜，夏天会上山挖竹笋来吃。工作营结束的前一天，我们和村民聚餐，我和陈阿公坐同一桌。我对他说：“吃多点才有力气”，他笑了笑。
回到南宁后我打电话给村民，得知陈阿公治疗后情况良好，已经恢复得和往常一样了，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村民老了，摔倒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快速地站起来。站起来，这应该是康复村老人必有的坚定意志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帮扶的角色，站起来的那一股力气源自于他们自己。
本文是ME创新计划·家工作营麻风病康复者故事记录与拍摄项目收集的故事。
作者：邓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