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只要他把三弦往外一拿，行头一换，很快就会聚拢大批观众。等他清清嗓子唱出声时，喝彩声顿时此起彼伏。
他就是陕北说书艺人贺四。
作为说书大师张俊功的弟子，贺四深得老师真传，不仅说书说的好，而且自编很多说书本子，丰富了陕北说书的内容。此外，他在张俊功“站场说书”的基础上，充分融入戏剧表演的元素，给每个演员，尤其是主要演员配置大量的表情、动作描写，使陕北说书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舞台效果，受到广泛欢迎。
过目不忘，陕北说书的“怪才”
贺四其实叫贺连善，因他在家中排行第四，老百姓就简单地呼之为“贺四”。贺四出生在延安市子长县一个人称“道情窝子”的村庄——柏山寺，可以说村子里的人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贺四的父亲贺习才就是一个有名的老道情旦角演员，他从小就躲在幕后观看父亲演戏，常常模仿父亲的身手捏法。后在一些老艺人的培养下，贺四也学会了陕北道情，扮演小丑。
16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贺四结识了陕北说书艺人韩信杰，一下子就迷恋上了说书这门艺术。但是他想学说书的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在家人看来，陕北说书是一种典型的盲人文化，是盲人生存的一种手段。但年少的贺四却认为说书是一门可以让他“说得过瘾”的艺术。执著的贺四拜韩信杰为师，开始踏上说书之路。虽然他跟韩信杰学习说书前后一共只有五十多天，但却构成了他学习说书的最好记忆。尤其令老师不解的是，一本“正书”三小时的故事，他可以在听完一遍后，一字不差地弹唱出来。很快，贺四就能把《五女兴唐传》、《温良簪》等说书段子熟练地记下来，即使是陌生的剧本，贺四只要认真看一遍，就能记个大概。
那时候，为了提高说书水平，每当村里来了说书艺人，贺四总是早早地坐在最前排。听书时，他更是入神，就连一个表情、一句唱腔细节也不放过。最让大家佩服的是，只要听说书艺人说一遍，贺四就能记得八九不离十，再稍加练习，就能把说书匠的段子完完整整重复下来，连表情和曲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1992年是贺四从艺生涯中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他拜心仪已久的前辈张俊功为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对说书有了新的理解。当然，张俊功对这位弟子也非常满意。据贺四回忆，张俊功曾评价他说：“在陕北说书中，贺四是个怪才，表演技巧比我强，是块说书的好料。”
能写会编，肚里文章万千
观看贺四的说书表演是一种享受。虽然已经40多岁，但他依然精气神十足，唱腔平稳厚实，声音嘶哑独特。
由于家贫，贺四上到小学三年级就不得不回家放羊，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会说的段子却数都数不清。《白玉楼挂画》、《增阳寿》等剧本他都记得滚瓜烂熟，一张口就能说上半天。经常和贺四一起说书的同行说：“他记忆力超强，会的东西太多了，出去说书的时候，讲一个月都不会有重复的段子。”
说书不仅靠嘴上功夫，还得能写会编，贺四的好多说书段子都是自编的。只要给他一个题材，他就能脱口而出。他自编自演的新编陕北说书有《贺四逛子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谢子长》、《奇迹在这里诞生——记九名矿工起死回生一事》、《一定要把说书传下去》等几十个脍炙人口的段子，深受当地群众喜欢。
说了大半辈子的书，对于观众的喜好，贺四早已了如指掌，有人想听热闹、有人想听故事、有人想听道理……他说，每次说书前都要看观众席一眼，先要掌握大家爱听什么，爱听什么就说什么。
“走场说书”，是传承更是创新
陕北说书大师张俊功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将传统的“坐场说书”演变为“站场说书”，也就是传统的一人或几人坐着弹唱，在他手里演变为弹唱分开，一人站着主唱，其余众人坐着扮演不同的角色，互相酬唱应答，初步有了戏剧表演的味道。但张俊功没有学过戏剧表演，人物角色只是在唱腔和道白上有简单分工，并没有根据情节需要给每个演员配置一定的动作。这给14岁就粉墨登场的道情演员贺四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既然陕北的各门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有过相互见证、相互融合的历史，那么，为什么戏剧和说书就不能兼容并蓄呢？
在传承张俊功大师说书艺术的同时，贺四决心博采众家之长，打造一种适应现代人及现代生活的新型的说书艺术，这种艺术把“听众”变成了“观众”，把听觉艺术变成了视觉艺术，能满足人们多种审美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在张俊功“站场说书”的基础上，充分融入戏剧表演的因素，给每个演员，尤其是主要演员配置大量的表情、动作描写，使说书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舞台效果。
这种被贺四称之为“走场说书”的形式在陕北获得了一致好评。1993年，延安市文化局举办全市第二届曲艺调演，年轻的贺四在上百位艺人的竞赛中名列第二；2001年8月，安塞县文化局举办各乡镇曲艺调演，他的表演小组荣获第一；2007年度他被评为世纪风采人物。他自编自演的《贺四逛子长》、《生命的奇迹》等剧本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段子。
有人说，如果对陕北的说书艺人也作一个“代际”划分的话，那么，贺四无疑属于继韩起祥、张俊功之后的第三代中的执牛耳者。他对陕北说书的继续传承也非常重视，截至目前，他的说书、道情徒弟已有近百人，足迹遍布陕北十余个县区，极大地丰富了陕北人民的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