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老王，便是在地铁站前，他顶着一头黑发在那卖煎饼果子。
地铁站旁的摊子有很多：有卖茉莉花串的，有卖凉粉的。跟其它卖花花绿绿的摊铺比起来，他的显得格外辛酸。生了锈的三轮推车上堆着几个大罐子和挂着一个精致的铁罐子，在他眼中发光发亮。
“呐，这煎饼果子怎么卖？“我问他。
他低着头，声音仿佛在喉咙里哽咽，“三块钱。“
我愣了一下，说道：“那来一份吧。“
他马上忙活起来，不过这个男人的头一直死死地盯着下方，脸上承受不起一点光。
“谢谢！”我轻蔑地说，这么便宜的煎饼果子竟还如此卖力，“真蠢”，我在心里笑道。
我把两枚硬币掷进那个空空如也的精致铁盒里，铁盒发出了凄凉的声响，啪嗒，啪嗒。
临走前，我问他：“你姓什么？”
“别人都叫我老王。”他依旧哽咽着。
那个夏天，我成了老王摊前的常客，经常一起促膝长谈，我们逐渐熟悉，去过他家两三次，家徒四壁，从来没见过他的太太，他的小女儿约莫六七岁，大女儿在上大学。这个女孩长得很可爱，我非常喜欢她。便时不时下了班来看看她，不过这许是对于我同情心的一种满足。那真是一段叫人讽刺的时光。
秋分那天，我听说卖茶叶可以赚大钱，我便坐在锈了的窗台边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我还是算了吧。”他的双手紧紧地攥着，那佝偻的身躯从未挺立，那脸上的光泽也一点点黯淡下去，无影无踪。我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说“我可以借你两万块。”他犹豫了，他的神经似乎禁不起对金钱的撩拔，双眼下垂。
从那以后，我一年没见到他。
恰逢又碰到秋分，我从地铁站出来，看到了他，便整理好舒适的运动服，闲庭信步地走过去。“嘿，老王！”他佝偻着身子转过来，双眼布满血丝，看到我，他将那顶黑帽转整齐，不小心露出了一撮白发，他似乎苍老了许多，衣服布满了褶皱，向一面旗挂在杆上。光线穿过枝叶在他的身上层层叠叠。三轮车的夹缝中积起了红棕色的泥，不变的是那个装着硬币的铁盒，不知何时在上面加上了一行字，看不大清楚。
他没回我话，自顾地做起了烧饼递给我，说道：“谢谢！”
我心里咯噔一下，会心的笑了。偷偷地往他的小盒子里扔了三个硬币，他趔趄的来追我，我硬是跑得很快不想让他追上。
啪嗒，啪嗒。铁盒发出了凄凉的声响。
万万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是最后一次。
老王，死了。
正值冬季，大女儿那年毕业，一通电话打破了死寂的早晨，那天天冷到了极点。大女儿说：“叔叔，我晓得你跟我爸爸关系好，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电话那头哭声淹没了一切。
我为老王亲手操办了葬礼，打点遗物时，我看到那精致的硬币盒上写着：“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牛植也，今已亭亭如盖。”抱着那铁盒，不知怎的，竟是那么的轻飘飘。摇一摇，啪嗒，啪嗒。每一声都寒冷到极点。
葬礼上大女儿几尽失声，抱着墓碑下跪，小女儿却不能完整地知道什么是死，我抱着她，她一劲地哭，一不小心，衣服滑落，我看到了满背的蝶形红印，在泪声俱下中撑得通红。在冬雪飘零中显得格外刺眼，仿佛在责骂上帝的不公。
似乎，这飘雪永远不愿停下，企图以流亡之姿攫取永恒的力量。那个冬天，真是绵长。
大女儿告诉我，他的父亲死于肝癌。那个秋天，我让他经营茶叶，他便每天蹬着三轮车，拖着无力的身躯和难忍的肝痛在秋风中奔波。而这半年的奔波使他的肝病恶化了许多，在无数个无名的夜晚，灯光阑珊下呕血。
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不留余地捅了几刀。
后来，我便时时去他们家照看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看到她家门前种着一棵枇杷树，今已亭亭如盖。
大女孩将这个精致的铁盒放在了父母的遗像前，一晚大女儿袒露，她母亲死了，“我早就猜到了。”我有些不忍地挤出这句话，什么时候去世的呢？“我问。
“那个父亲寻找卖茶之路的秋天去世的，母亲在和父亲结婚后生了一场大病，满身的蝶形红印，才知道是红斑狼疮，无法治愈。母亲一直劝父亲好生卖着烧饼，能过一天算一天。父亲总是因为这件事生闷气。一年后，母亲去世了，父亲回到了那个地铁站卖起了烧饼。”老王也就是在那个秋分相见的不久去世的，更不幸的是他和他的妻子都死于秋分，都无法逃脱病魔，无法超越命运。而这不幸的命运这时却无情的加在了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儿身上，黯淡，凄凉，没了芬芳。
“庭有枇柏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
这是大女儿在铁盒上的题字，那枇杷树是大女儿和老王为老王的妻子栽的。而那铁盒是母亲送给老王的定情礼物。老王用一生来守护之，现在这真爱的遗孤流亡在时间的长河里，再也无人光顾了。
一天秋风萧瑟，大女儿记得很清楚，那是秋分。
我和她走过那个地铁站，她说：“父母在一个公园认识，那天也是秋分，满天卷着杏叶，而现在那个公园，变成了地铁站。
我似乎又看到了第一次见到老王时顶着黑发低着头哽咽的样子，耳边又响起了硬币与铁盒碰撞的声音。
啪嗒，啪嗒。
像一颗孤苦飘零的心碎了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