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恋,不,确切说是暗恋,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早晨第一节课,班主任打开教室的门,身后跟进一个男生——杨。
清晨的阳光正投在杨的脸上,可以看见他脸上一层细细的绒毛,就像刚摘下的带着露水的桃子。
我是语文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有时候作业简单,比如默写,老师就让我帮忙检查同学们的作业。
当我检查到杨的作业时,惊呆了,字迹工整不算,每个错字上面都贴着一张小小的方块纸,然后再在这方块纸上写上正确的字,整个卷面干净,清洁;再看其他同学的,写错了,就刷刷两下,画个大叉,或者涂成一个又大又黑的大墨疙瘩,有的整张作业纸倒有多半是叉叉或者墨疙瘩,包括我自己的,两相对比,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惨不忍睹。
我走到杨面前,指着他作业本上那一块块的小纸片,这个你自己做的?
他看看我,有点惊讶,随后拿出一张纸,上面是贴满这样的小方块纸,是这个,修正纸。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方便好用的东西。
同学们呼啦一下都围上来,乡下的孩子们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你一眼,我一语,你撕一点,我撕一片,嘻嘻哈哈笑着,很快那张纸上的小方片就被撕光了。
我有点心疼。
杨却无所谓,跟着大家一起起哄。
就在闹哄哄的时候,我班最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在杨的桌洞里翻出一个东西,我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它的样子,翠绿色,比橡皮大些,里面装着一个小刀片。
杨一把夺过来,攥在手里,别动,这是我爸刚给我买的。
这是什么?
杨小心翼翼伸开手,右手拿起一支铅笔,把铅笔塞进左手的小东西里面,小心翼翼的旋转,铅笔上的木头一圈圈的转出来,他抽出铅笔,展示给我们看,哇,铅笔的断面光滑平整,笔尖又尖又细。
这叫转笔刀,我们都看出他脸上的小得意。
再看看我们削的的铅笔,就像被小耗子磕过,凹进一点,凸出一点,笔尖有的短,有的长,有的粗,有的细,我们用的是最普普通通的削笔刀,一端是一个小刀片,可以折叠起来,大概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文具了。还有的同学用的是剪刀,甚至有时候用菜刀。
我用的是一把生了锈的小刀,钝的就像一小块木头,用木头削木头,每次削铅笔都是一场大型体力劳动。
我留心看杨,他的文具都是我没见过的,他的书包上面还有卡通画,还有他的脸每天都那么干净,牙齿那么白,指甲逢里也不像我们的乌漆嘛黑。
后来,我母亲说起我小时候的事,说有一阵子,也不知怎么了,每天早晚都洗脸、洗手、照镜子、梳头,每天看牙齿白不白。
我住学校隔壁,以前总是第一个到校,现在,我经常磨磨蹭蹭等到快打上课铃时才走,这样,到校门口时就能看见杨,我装着偶遇的样子,招呼他,快走,要上课了。
我们气喘吁吁,一前一后跑进教室。
渐渐的他的一些文具也借给我用,我再也不用木头削木头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天,杨来我们学校三个月后的周一早上,要上课了,我发现我的铅笔还没削,就在后面捅捅他,举起铅笔示意,他回身把转笔刀递给我,我接过来,开始削铅笔,我已经用的很娴熟,刚刚把削好的铅笔撤出转笔刀时,上课铃响,班主任走进来,班长一声“起立”,我站起来时一个趔趄,左手磕到桌子角,一疼,手一松,转笔刀掉在地上,左脚同时不自主挪动一下,只听“咔嚓”一声,我只觉得“哄”的一下,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脑子里茫然一片,我一动也不敢动,直挺挺坐了一节课。
下课,我把转笔刀的碎片捧给杨,他的眉毛都立起来了,带着哭腔,你赔,你赔。
我赔,我赔,多少钱。
我爸说买的时候花了三块钱。
三块?不亚于晴天霹雳。
三块钱是什么?当时的青菜价格是按照一毛钱多少斤来计算的,有好多青菜一斤还不到一分钱,我清楚记得当时的韭菜是一毛钱十二斤,去趟集市,一块钱可以买十三、四个纯羊肉馅包子,一家子吃都够了。
我最大的零用钱就是五分钱,还是用来去买学习用的本子,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哪怕是一分钱。
小小的仅有十岁的一个小丫头,一个只拿过最大面额为五分钱的小丫头,一瞬间,就背上了巨额债务。
我不敢和母亲提这件事,那时,母亲为了我和弟弟的学费已经绞尽脑汁,平时的生活能不花钱的绝不多花一分钱,即使和母亲说了,当时她也无能为力。
我就像后来我读到的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丢了名贵项链的玛蒂尔德那样,挽起袖子,决定自己要独立偿还这笔巨额债务。
放学后,我不再和同学去疯玩,中午,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端绑着一把镰刀,去割槐树的种子,这个可以卖给收药材的做药,我把颤颤巍巍的竹竿伸到种子与枝丫的连接处,努力去切割,只是当时我个子太小,竹竿太长,镰刀又太钝,往往胳膊都酸了,也摘不下几串,连着很多天,也没摘多少斤,当我把这些种子递给收药材的人时,他只看了一眼,掂了掂,便递给我两毛钱。
我把攥的汗津津的两毛钱递给杨,他嫌弃的用两根指头捏着钱的一角,怎么才两毛?
剩下的,我以后还。
我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按揭。
我发现靠摘槐树种子这种方式还钱太慢,我在收药材的人那儿看到他还收“爬爬皮”,学名就是蝉蜕,蝉羽化后的蜕壳,这个东西价格比较高,于是下午放学,我就满树林去找,这个东西一般在树干上,也有小部分在草地上,天黑,就打着手电,满处踅摸,逮到活着的知了猴——蝉羽化之前的幼虫,不像其他人那样盐渍了,煎着吃,而是把这些知了猴倒在一个大陶罐子里,上面压上石板,等到第二天天亮,知了猴就会变成蝉,留下一堆空壳。
靠着这种方法,整整一个夏天,我攒了一块六毛钱,我把这些钱拿给杨,他一句话不说,接过钱,放进兜里。
可是,尽管如此辛劳,我还有一块二的债务,夏天就要过去,知了猴开始了地下隐居生活,我无法再靠这种方式挣钱。
庆幸的是,我父亲回家来,我父母感情不好,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家几次。
就在那一年夏末,父亲回来了。
那一天,父亲和几个乡亲聊天,我期期艾艾的凑到父亲身后,低低的说,爸,给我点钱吧!
我父亲并没有问我想要多少,只是随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硬币递给我,我有些失望,又不敢多问。拿着那一枚硬币,溜出房门,只是觉得这枚硬币很奇怪,比平时我见到的大些,也重好多, “壹元”,这竟然是一块钱,我有点不敢相信,把那枚硬币端想来端想去,硬币正面反面的字迹都证明这是一元钱。
我紧紧攥着这枚硬币,飞也似的跑到杨的家,冲进他家院子,高声叫他的名字,杨睡眼惺忪走出来,揉着眼睛,怎么了?
你看这个,给你。我兴高采烈的举着那枚硬币。
他接过去,反复看了两遍,也有些兴奋,这是钱吗?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们俩个头抵着头,反反复复研究这个一块钱,彼此都开心的不行。
一个女人从屋里走出来,你俩个干啥呢?
杨举着钱跑过去,妈妈,你看这样的钱!
那个女人拿起钱看了一眼,不就是一块钱嘛!有什么好奇怪的?
她瞅了我一眼就扭过头去,然而,就在短暂的一撇里,我看见了鄙夷,看见了不屑。
我只觉得我的脸腾的一下,火烧火燎的,低下头,看见自己露着脚趾的鞋,到小腿肚子的裤子,洗的发白的上衣。
我没了兴致,扭头就走。
杨却依旧兴奋的拉着我的袖子,等我,咱们一起去上学。
我没有停下脚步。
再后来,巨额债务中剩下的两毛钱是怎么来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我最后一次把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交给杨时,很郑重其事的说了一句,全还清了。
那已经是初冬,第一场小雪洋洋洒洒飘在空中,我走在雪中,心里无比的轻松,却又说不出的惆怅或者失落,有一团东西堵在嗓子里,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用过杨的文具,也没在学校门口等过他,甚至避免和他说话。
后来,我考上中学,他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转学走了,他的父亲是公社下乡扶贫的干部,经常去不同的山村,他也因此经常跟着转学。
至今,我再也没见过他,到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只模糊记得他姓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