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半夜三点
我们外面太勇敢，里面太孤单。爱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绚烂……欲望总叫人沮丧，原谅会让人坚强。
——李泉《再见忧伤》
有一个声音从遥远的从黑暗深处飘过来……
“来啊！快到这里来，阿福。前方就是道德高地——你梦寐以求的地方。来这里，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他们发号施令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快意生死，多么潇洒。你还犹豫什么？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努力地往上爬，山峰很陡峭，掉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会拿这肉身去喂了野狼和秃鹰。我想告诉那远方飘来的声音，我努力向上爬，不是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不想绑架任何人。
爬上山峰，却发现那是一片空旷的草原。远处的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牛羊在远处静默。眼前是十几双可怜巴巴的眼睛。他们端坐在空旷的草原上，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块立着的破烂的黑板和讲台。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一见到我便不约而同地涌向我。
“老师，快给我们讲课吧，我们都等了你们好久了。老师，我们跟您保证，我们以后再也不惹您生气了，求求您，不要离开我们，好吗？”
我走上讲台，面对着他们：“今天我们讲什么课好呢？语文？数学？化学？英语？还是思想品德？”
“不要，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写作吧，听说那是您最擅长的。我们想学写作。”
“写作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有关‘意义’的塑造。作者必须对生命有着极度的渴望。对生的执着和渴望，能推动作者更准确地诠释写作的内涵……”
正说话间，煜钦从山的那头拄着权杖走过来。虽然他已满头白发，但我依然认得他。他带来了风和雪，带来了寒冷和孤独。
他问我：“通过写作，你已经触碰到了事物的本质，是吗？”
我回答说：“是的。”
“那你觉得事物的本质是什么？”
“是‘空’——无边无际的空，无始无终的空。”我不假思索。
“既然是‘空’，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去书写呢？”
“因为爱，因为想要制造喧闹。我觉得，爱和喧闹是对‘空’的反抗。”
“我想你应该明白，反抗本身也是空。”
“我不介意！”
紧接着，头顶突然一阵巨大的雷声，把我眼前的一切震得粉碎。
我被惊醒过来，隐约听到屋檐漏雨的声音，以及远处的雷声。深夜里有雷声，便是对黑暗的反抗，它宣示了时间和存在的关系：这雷声告诉我，麥麥离开丽江已经快一个月了。
翻看手机，显示的是凌晨三点。我没有细想，倒在床上接着睡，没想到电话那头还是有人找。
“阿福，睡了吗？有没有时间陪我出来走走？”
打电话给我的是一个叫兰心的女孩。三更半夜的，艳遇之都，还能有这好事儿？我赶紧穿上衣服，撑了把伞跑出去。
兰心是我一周前在一个民谣酒吧认识的。麥麥离开后没多久，丽江就开始进入旅游淡季，而我也渐渐进入了写作状态。平时没事的时候，也会去酒吧里逛逛，结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古城的五一街有个酒吧比较特别，它的一楼是一个杂货铺，卖一些黑胶光碟和纳西族的民族特产；二楼就是一个放映室，会专门放一些冷门的纪录片。这里的酒水全是自助，也没有明码标价，离开的时候各自凭感觉给钱就行。可见老板是个比较随性的人。
认识兰心的那个晚上，这个小酒吧聚集了比较多的人，我刚一进去就听到一群人在讨论所谓梦想和欲望的区别。“其实，所谓的梦想，很大一部分是由欲望构成的。但我们很难把渴望和一个人做爱说成是梦想。”
突然，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扯着嗓子喊：“做什么爱呀做！我真想把发明婚姻制度的那些先人们一个个都拖出来鞭尸。”
另一个女人叫嚷着：“你这是反人类，你知道吗？”
醉汉嬉皮笑脸，揉着一个女人摇摇晃晃地走了。没过多久，一个留着胡渣的长发男人开始分享他朋友在宁蒗山村支教的故事。
长发男人说那个村子里有十几个孩子，由于地方太偏远，至今还没有通电，每天晚上只能用水力发电机半个小时的电。他支教的那个朋友半个月才下一次山去附近的镇上，来回要走六个多小时的山路，每次只能背有限的生活用品和文具，而陌生的他在那里已近呆了快两年了。
没有电，没有亲人，他怎样面对漫长的黑夜和孤独？我猜想，后来那个梦，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了这个故事的刺激。
长发男人讲故事的时候，我留意到坐在中间的一个穿着粉红色运动服的女孩，她在低头玩手机，一副标准的大学生模样。我过去和她搭讪，没想到很快就聊开了，才知道她叫兰心，广州人，在大理的时候被人“捡”了来丽江的——捡她的就是坐在她左边那位西装革履的男人，名叫邵凯鸿，三十出头，意气风发，在深圳经营着一家旅游公司，这次来大理和丽江，其实是来谈生意的，也因此有人称呼他为邵总。
刚和他寒暄了没几句，他就问我：“你在丽江做什么工作啊？”
我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工作？工作只是为了让我能多喘口气，只有文字才是我活着的证据。”
旁边有个人笑了：“哟嚯，这位年轻人说话很硬气嘛！”
邵凯鸿也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他笑着问我：“他们说丽江就是一座精神病医院，住的一半都是神经病。你是怎么得病的啊？”
我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接话，兰心帮我圆场：“他可不像是有病的。”
知道我在丽江呆了有一段时间后，兰心便找我帮忙：“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安静一点的客栈啊。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隔音效果太差，每次晚上回去都能听到隔壁那对狗男女叫床的声音，你要有时间能不能留心帮我找找？”
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反正在丽江这种地方，铁打的古城流水的客，吹牛又不用交税。
没想到几天后，她真打电话给我了——还是在下着小雨的凌晨三点——丽江这座城市渐渐入睡的时间。我以为她是找我问客栈的事情，没想到是想找个伴一起出去吃烧烤。
我和她撑着伞走在石阶路上，雨水滴答响个不停。路边的店铺都陆陆续续关门了，空气有点凉，我们绕着古城走了两圈，依然没有找到烧烤店。
她在万子桥附近停下来，满脸失望与懊恼：“奇怪了，我前几天在这里明明有看到卖烧烤的啊，怎么今天晚上就没有了呢？”
“今天下雨嘛，大家都躲到客栈里‘翻云覆雨’了，谁还有心思糊弄烧烤啊？”
无奈之下，我们走进了古城口那个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坐在玻璃窗户边，不远是人工河上那个大水车。她端着可乐和炸鸡翅朝我走来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凌晨三点打电话，原来她是想找个人聊聊天。
兰心吸了一口可乐：“你是怎么看待性的？”
“你跟那个捡你到丽江来的邵凯鸿上床啦？”
“没有，我们从大理来丽江后就没怎么联系了，也没跟我住同一个客栈。你怎么会把我跟他扯上关系？”
“不奇怪啊，在丽江这种地方，可以和很多人发生很多不正当关系的，我就见过有些女的死活要赖在人家床上。”
“我……其实我是个单亲妈妈，家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我完全没法相信，她把手机里和她女儿和合影给我看，“我大二暑假那年和我前男友一起来的丽江，回去的时候发现怀了他的孩子。他执意要我把孩子打掉，我死活不同意，然后我们就没再联系了。”
“他为什么要你把孩子打掉啊？”
“他没办法跟她老婆离婚。”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一直是我和我父母在抚养。”
“发现你好有勇气啊！这些年，你一定过得不容易吧？”
“也没觉得有什么，怀孕那会儿我休学了一年，生完孩子后就回去上学了。”
“我是说，带着一个女儿要结婚什么的，一定很难吧。”
“她爸爸‘人间蒸发’后，我反而想开了，倒不急着结婚了。毕业后还准备考研的，我把备考资料都带丽江来了。可这几天老是看不进去书……”
“谁会跑来丽江看书啊？”
“上次在酒吧里跟我们讲支教故事的那个长发男人，你还记得吧？他其实是另一个酒吧的驻唱歌手，吉他弹得特好。那次见过之后，我们又在一次烧烤晚会上碰见了，那晚我们都喝得比较多，玩游戏的时候，他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从来没有人像那样抱过我，我搂着他的脖子吓得动都不敢动。”
“然后……你们就上床了？”
她点点头。“可是后来我去找他，他却总是对我不冷不热的，让我很难受。”
“我见过好几个类似的情况。以前我住的客栈里就有个在日本定居的东北女孩，迷恋上了一个旅游公司的户外领队，整天缠着人家。那领队是纳西族的，长得又高又帅，皮肤黝黑，说普通话的时候总带有些本地口音。起初，男人觉得有利可图，对女孩还算热情，久而久之，就冷淡了。女孩后来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飞回日本去了……其实，爱情这种东西啊，还真没什么道理可讲的。来的时候措手不及，要走的时候一阵风就被带走了。”
“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吗？玩过了就像垃圾一样扔了？”
“或者，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想问题，你心里会好受一些。那晚你和他做得爽吗？”
她再一次点点头。“他既温柔又霸道……我高潮了三次。”
“你都爽够了，也没啥损失，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他可能本身就是个四处流浪的人，扛着吉他今天丽江、明天大理、后天凤凰……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在了路上。你难道要他拖着你和四岁的女儿一起过这种随波逐流的生活吗？”
“那我该怎么办？”
“与其死死地纠缠，还不如体面地放手，就当做了一场美梦。来丽江不就是做梦来了嘛，太认真你就输了。”
“你说得也是啊！”
从肯德基出来，送她到客栈的时候，已经凌晨五点多了，古城终于归于宁静。
那晚之后没过几天，兰心便收拾行李回广州去了。走的时候，我和邵凯鸿送她到机场。旅游城市或许就是这样的，迎来送往，美景或真或假，真情可有可无，只有那两个老人的二胡声咿咿呀呀，总停不下来。
从机场回来，我在网上遇到已经在广州当上社工的小艾。他说：“我刚刚和徐佳在网上聊起你。”
我假装好奇地问：“都说我什么啊？”
“她说你很好很天真、猥琐。哎……现在广州好难呆啊。”
“在哪里都不容易啊！”
“刚看完了你发给我的小说。”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曾把之前写的几部短篇小说发给他看，后来没再提起这事儿，没想到他还真看了。我赶紧问：“觉得怎么样？”
“感觉不错啊，你一直在思考、观察、探讨和追问中，相信读者也是这样，还能感受到诗和哲学的气息。你的人物故事是阶段性的，不会有限定的结局，这也对应了你的部分生活。‘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不会轻易许诺的。有时，是爱让我们变得异常勇敢；有时，却是责任让我们变得这般懦弱！’我喜欢这句，还有那些人物和景，以及整个的意境。”
“谢谢，可能也就只有你还会认真读它。”
“但男女之事我还真不懂，处于混沌状态，现在我要想着过我喜欢的生活，同时赚钱。上次跟你说过的，我喜欢上的那个女孩子，她说她想在中山买房子，把爸妈也接过去，喜欢那个读书时代的城市，所以我也要及时奋斗。”
“那你就奋斗吧，别忘了你的理想就行了。”
“呵呵，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管，只知道诗艺探索，如何与她在一起能幸福，做个好社工，对朋友家人负责，再就是解决人生困惑问题。人会好起来的，与她在一起仿佛永远那么美妙，生活的每一刻都会被融化掉。”
“这样很好啊！”
“我只能拼命记录与我们有关的许多喜悦微妙的细节，每天都有，但还是觉得少了，文字的力量或许就在这里，那一刻发生的是记不下来的，但却又要记。不得不记，因为这样仿佛幸福就会多一点，褪色之美，焕发之美。”
“我也一直这么觉得，有时候偶尔会翻看自己以前写过的日记和小说，从这些文字里头，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
“我没有想过会去翻它们，因为每天都还有许多事情等着。”
“你不一样，你写的是诗。诗歌比较难记录当时的状态。”
“不是，我指的只是每天的日记。”
“哦，你以后会看的。”
“我觉得记录本身已经让我很幸福了，握笔回想的那种状态，记下了就踏实快乐。诗歌嘛，我觉得尽量少写，不如记日记更舒服，诗对我来说只是突然的事情，当然也有持久的凝聚期——无时不刻。”
“但我觉得你诗歌的天赋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相对于许多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成就，但我觉得应该继续写下去，让自己快乐。你知道吗，我仿佛觉得过些年我将会有所突破。”
“嗯，你现在确实还需要积累一些东西，把你的天赋加以锤炼的话，你会有很大的成就。”
“谢谢，需要的就是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自己只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人，而且必须如此。”
“大器晚成倒不至于，你的才能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还需要润色一下。”
“不能急的，我知道。因为我现在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诗的视角，或许说，我还没有形成我自己的风格和流派，这不关好与坏，而是应该继续深入。我突然觉得世界好复杂，诗歌虽然不能承担什么，但必须有所表达，要让诗存在！”
“又起风了，远航吧！”
“一部作品应该高高超越个人生活的领域，并让诗人作为一个人带着他的心灵和精神向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宣喻……艺术家不是一个赋予自由意志并寻求个人目的的人，而是让艺术通过自身来实现艺术家本身的目的。艺术家的冲突中，矛盾与冲突俯拾皆是，因为他内心的两个力量总是在抗争着：一方面是凡人对幸福安逸和满足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压倒一切个人欲望的无情的创作激情。”
“这段话很像我以前说过的一段话。”
“唉，是呀！很残痛。我很想平衡它们，不然死不甘心。”
“其实很难，艺术家大多是敏感的。”
“是呀，李杜都那样，他们很容易就看到现实中残缺的那部分，不过两者皆是生活，所以不能排斥哪部分。”
“他们有自己心中构想的世界，要完成这个构想，就必须改造这个世界，而要改造，单靠艺术家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得要融入社会，要融入社会，就得跟社会妥协。”
“不是吧，社会本来就很多美的东西，它们孕育了你，至于要改变的，就是去付出——艺术实践。”
“改造世界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啊，还有很多现实因素啊。所以，必须要融入社会，但过分融入社会的结果，却是艺术生命的终结。所以，很多艺术家，其实是倒在现实的炮火当中的。”
“这么悲壮？”
“不是悲壮，而是悲惨。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艺术家，更倾向于反映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我不知道，我的怀疑主义很难让自己坚定。”
“坚定什么？”
“可能是不成熟吧，我不能像你这样能看到一条路走下去。我的生存是一个一个点，而非路——宇宙中的点，时刻怀疑和幸福着。不会走向哪里，哪里都离不开死，离不开个人，所以老感觉自己没有目标。其实这样也不错，不断地怀疑，不断地获得新的幸福。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是一个梦，尽管表面上是清晰的，它本身却不提供任何解释。但是感觉人生就这样虚度了，无聊。”
每次遇到小艾，我们总是要聊到很晚，这似乎成了一件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事情。讨论诗、哲学和文学，我自认为不如他。而事实上，面对生活，我多数时候也是一塌糊涂。
兰心走后没多久，邵凯鸿说想去香格里拉考察一条旅行线路，问我想不想一起去。我一路出来，本就是想见识一下更广阔的天地，何况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而言，“香格里拉”这四个字本身就意味着神秘和诱惑。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过草原，也是第一次进入藏区，眼前呈现出的一切都很新奇，迫不及待想与人分享。可是这一路上，我并不敢和邵凯鸿多说话，他到哪儿都背着一台银白色的苹果电脑，随时准备做数据分析。好像在他的世界里，无论是办公室、床上、车厢里还是草原上……都没什么区别。更何况他的钱包里总是塞着厚厚的一沓钱，这让很多女人都忍不住钻到他怀里。因此，我总感觉他见多识广，担心只要一开口便暴露出自己的幼稚。
是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作家。可是面对眼前的客观存在，面对活跃在我身边的一个个“人”，我却觉得自己还只是个婴儿。
你看，邵总的身边已经有美人相伴了，而我现在却连个能帮我拍照的人都找不到。
风景很美，一个人逛着却很无聊，我打电话给苏颜，告诉她我在一个海拔三千五百米的湖边，在树林里看到一只很可爱的松鼠，说着说着，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哭声。
“阿福，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离开青岛后，我几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只和你通过电话。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你怎么连家人都不联系呢？”
“我不能……我不能。”她哭得更厉害了，“我不是想跟你说这个……我是想说：我现在躲着全世界，活得这么艰难，而你却告诉我你在丽江，在香格里拉，在满世界地快活！”
我笑着说：“我就是为了让你羡慕嫉妒恨啊！”
她说：“好吧，你的目的达到了，你现在可以去死了。”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都魂不守舍。从景区回到旅馆，吃过晚饭我就早早地睡了，本来晚上安排的去藏民家看表演最后也没去。但我猜邵总应该玩得很尽兴吧，因为第二天早上，他的房间走出来三个女人。
回丽江古城的大巴车上，我问邵凯鸿：“你说这世界上有纯粹的友谊吗？”
他看了我一眼，问我：“你应该还是个处男吧？”
“早就不是了！”
“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纯粹的人，他们这一辈子只坚守一个信仰，只选择过一种人生，比如说僧人，或者旧时代的仆人。但很难让我再相信有纯粹的关系，甚至说，追求纯粹在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
“为什么会这样？”
“阿福，我是个商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坚守一个原则：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是理性的人。理性至少有两个标准。第一，不走极端；第二，不感情用事。你刚才所说的‘纯粹’刚好犯了这两大忌，你要记住：我们都活在俗世里头，社会就是个大染缸，每个人最终都得跳进去，融入其中……我之前听你说你在写书，想当一名作家。坦白说，我觉得你还太年轻，白白净净的，不谙世事，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千锤百炼的。”
“我明白，所以才要多出来走走看看嘛。”
“阿福，商业的经验告诉我，每个人每件物都有一个价格。一个人想要成功，首先就是要学会给自己定价。山川河流，原本是属于造物主的，可为什么我们来香格里拉要买门票？就是因为有人率先给它们定价。”
“难道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
“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做旅游开发这个行业吗？就是因为我很享受这种率先定价的权力。有了价格，就会有买卖。不管你信不信，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交易关系，而不是子虚乌有的友谊。”
“我不相信！”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多摔几次跟头你就会信了，我是过来人。我年轻的时候也吃了很多苦，挨过饿、受过冻、睡过大马路，还被一群人追着打……那时候还觉得这种生活挺过瘾，大起大落、畅快淋漓，有一种不知廉耻的英雄主义情结，但是现在想想，那纯粹是自作孽！”
“你曾经有过理想吗？”
“我不轻易谈理想——那都是用来忽悠人的障眼法，但我更愿意谈需求。只要这个社会有需求，我这样的人活着就有价值。穷途末路时，我们就创造需求，但我们一直在规避这样的风险。把每个人的生活从生到死都纳入到商业消费中来，数字化生存，是作为一个商人的本能。”
“这就是你奉行的世界观？就是你努力工作的动力？”
“是的，我就是想知道我这辈子到底能挣多少钱。”
从香格里拉回来后没多久，邵凯鸿就飞回深圳了。临走时他说：“来深圳的时候记得来找我哦。”
他走的那天，我收到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退稿邮件……
那天下午我心情跌到了谷底，打电话给父亲，话还没说几句就很不争气地哭了起来。“爸，我又被退稿了。”
电话那头，父亲跟我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回来干点别的，不也一样可以过得好？”
他还说了很多宽慰我的话，但我都没怎么听进去。过了半个小时，父亲又打电话过来：“儿子，我在广州托人给你找了份工作，工资待遇还不错，活儿也清闲……”
爸，你到底明不明白啊？我就是不愿意将就。
晚上，我去酒吧疯了一夜，遇到和兰心有过关系的那个驻唱歌手。借着酒劲，我和他聊起我被退稿的事情。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人，唱首歌给你听吧。”他拿起吉他，给我唱了一首歌赵照的《一把破吉他1999》：
那年夏天，你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向车站离开了家，倾盆的雨淋湿了你长头发，你抱着行李咬着牙，车厢里的行人呀，都心事重重的，你不敢抬头看那窗外的景色。
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前途孤单又漫长，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淋湿的。
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为什么还那么倔强，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谁的青春能不荒唐，谁初次上路不慌张。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
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只有握紧拳头，用力把歌唱。你只有握紧拳头……
我忍不住鼓掌：“唱得真好。谁的青春不荒唐，谁初次上路不慌张！”
他坐下来跟我聊天说：“当年迷上音乐的时候，我家里人都反对。后来，我借了几百块钱就跑去北京了，靠在工厂打工攒了些钱买了把吉他，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后来还去听过一场崔健的演唱会……后来和朋友组了个乐队，还找过经纪公司……后来，不知怎么地就流落到丽江来了，被人叫成了‘流浪歌手’、‘驻唱歌手’。文学和音乐有相似，又不太一样：只要不是在深山野林里，敢张口唱总有人能听见。文学就不同了，写完了也不一定有人看。”
我没有再说我自己的事情：“兰心好像爱上你了，你知道吗？”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我。
跌跌撞撞地回到客栈，我打电话给已经离开北京回到宁夏的唐越：“唐越，你说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时代？一个好像并不需要我的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
“你说每年有多少人带着梦想涌入北京？然后又有多少人失望地离开？”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中体验到了多少快乐。功利这种事，是需要时间的，你干嘛要那么心急呢？你才二十多岁呀。”
“你没在我这个处境，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也是正常的。”
“我给你一个建议：先让自己活得好，再想想怎么让你小说里的角色活得好，再想怎么能让读了你的小说的人活得好。”
“你建议我去卖鸡汤？可是我干不了这活呀，我觉得一个作家最应该具备的本能是活在自己构建的语言世界里，这在旁人看来是一种‘魔障’，甚至是灾难，而在作家自己看来，这恰恰是他最基本的素养。”
“不，我是说你必须给自己松绑，你现在误入歧途，容易走火入魔。”
“我已经不能再往回走了，既然整个社会都在往下流，我也就只能跟着往下走，先低到尘埃里，然后再从这尘埃里开出花来。”
“社会关你屁事！社会一直就在你身边，千奇百怪，有好有坏……这只是关乎你自己，你的欲望障碍了你，或者说扭曲了你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你太渴望成功，它让你变得焦虑，变得失了分寸。但这也正是人年轻的时候最可爱的地方——要么迷惘彷徨，要么躁动不安。”
“要不我去扮小丑，岂不更可爱？”
“你别灰心丧气，日子还长着呢……要不你来宁夏试试，或许这里能找到你写新作品的素材和灵感。实在不行，就当散散心。”
没过多久，辞了客栈里的工作，我就买了去银川的车票。因为唐越，我又有了一个继续流浪的理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