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冬天，总会想起小时候和兄长一起写作业的情景。那时的冬天格外的冷，我们都穿着母亲做的厚棉袄，厚棉裤，袄袖上还要套上母亲做的半截棉套袖，写作业时胳膊都要打不过弯来。一张靠墙的八仙桌子，我坐在这头的太师椅上，兄长则坐在对面。父亲守着我坐着，母亲靠着儿子，手里做着针线活。一个小煤球炉子放在他俩中间再稍远的地方，火红的炉火轻轻舔着水壶，水壶发出“兹兹”的响声。八仙桌中间是一盏套着玻璃罩的煤油灯，小小的灯火只能照亮我们坐着的这半间屋，屋角处就要显出它的昏暗来。

母亲怕小小的灯光累坏了我们的眼睛，总是不时的往上拧着灯芯，那灯火忽的就亮了许多。可是怕费油的兄长，总会把它再拧回去，母亲嗔怪他说：这孩子，把眼睛看坏了咋办！父亲则在一旁指导我的数学作业。那时候正在学行程问题，我总是搞不懂什么是“相向”，什么是“相背”，父亲用铅笔认真的在草稿纸上给我画一条线段，再从线段的两端画两个大头的小人，说两个人同时从两头往中间走就是相向，他俩的方向是相反的。。。父亲的话还未说完，兄长在那边已经生气的喊起来，不要给她讲，让她自己想！我瞪大眼睛怒视他，父亲却笑起来，母亲则说，这孩子，她不会还不给她讲讲啊。后来兄长考上了石家庄铁道学院，小小的年纪就出门求学去了。放寒假了，我的寒假作业上依旧有很多读不懂的数学题，等我疯玩回来，发现那些搞不懂的题目下面，是一行行整齐隽秀的提示语，再看对面的兄长，他正低着头专注的啃一本书，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的心里竟热乎乎的，赶紧低头算起来。

又是冬天，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晚饭之后，脱去厚重的棉衣裳钻进暖暖的被窝。母亲总是提前把火炕填上柴火，看火燃起来，柴火噼噼啪啪的照亮了整个火洞，然后再铺好被子，等到睡觉时被窝里早就温暖无比了。这时父亲从外乡镇下班回来，风雪夜归人，没有雪，可是一进屋就带来了一阵寒气，他冲着我们笑，手里扬着几本小书，我们都会心的笑了，这是父亲答应过要带给我的书。父亲侧着身子躺在炕边，托着比他巴掌大些的小书，就着桌边的煤油灯，用家乡话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读着，只记得那书有一个温暖的黄色封皮，上面写着《武昌起义》。煤油灯下还照着的，是翻着账本正在算账的母亲，她是村里的会计，不管忙闲，总有算也算不完的糊涂账。

高三那年的冬天，班里高考的气氛已很浓烈，似乎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一轮轮复习，一纷纷试卷，一沓沓考题，已经彻底把我搞晕，我渐渐地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有一张小圆脸的英语老师，永远带着微笑在讲台上，比比划划的说着家乡味的English，讲台下的我就像在看一场永远也看不懂的电影。数学题目越来越难，我也考的越来越少了，以前经常在我身边停住脚步，热心的对我正做着的数学题指指点点的数学老师，对我也很少问津了。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一只小麻雀落在一棵落光了叶子的冬树上，它们和这天空一样的灰暗，正如我灰暗的心。

带着这颗灰暗的心，大星期放假我回到了家。傍晚十分，母亲就忙活起来，和面，切肉馅，剁白菜，要为我蒸包子。屋内，我坐在写字台前，做报纸上的试题。可是根本什么字都看不进去，听着屋外母亲与父亲因为我回家而欣喜忙乱的脚步声，我的心竟生出无限的悲凉，伏在桌边呜呜的哭起来。先是母亲听到声音，进屋来看我哭了，惊恐的问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吗？我只趴着哭，什么都不说。母亲赶紧到外面叫来父亲，父亲说笑着哄我，见我还是趴着，就来挠我的胳肢窝，我只得直起身来，擦干眼泪。父亲问，怎么回事？我说不会做题。父亲这才笑了，母亲似乎也松了一口气，说，不会做就不做，包子熟了，吃包子去。
后来，兄长从遥远的石家庄给我寄信来，信里说不要着急，学你喜欢的科目，每天进步一点点，也是进步。我真的照着去做了，眼睛看不进的东西，我就用手抄，抄了一本又一本，每天都很充实的样子，转过年来的七月，我终于考上大学。

这个冬天，不太冷，父亲忙完秋，就又张罗着修角门，修偏房。来干活的都是村里跟父亲年纪相仿的五六十岁的老人家，父亲在一旁打下手，每天一脸的灰一身的泥。母亲负责做饭，母亲做饭一直好吃，又不惜东西，大家吃出了饭香还吃出了尊重，干的都很带劲。一直忙了二十多天，宽大的角门带偏房终于修好了，父亲的腰疼也犯了。父亲趴在炕边，我把烤的热乎乎的膏药小心的给他敷上，父亲一边咧着嘴一边说，这回你跟你哥的车都能开到院子里来了，我轻轻拍打着膏药，看着父亲的后背因长期负重凸起的明晰可辨的脊柱，泪水早已蓄满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