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坎坷历沧桑

                                  ——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亲

201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初五），亲爱的母亲走完了她83年的人生历程。虽然她过世前已将房子过户给我的侄女，但直到如今一直空关着，屋内陈设依然是母亲在时的模样。期间有要买的、租的，只是我们兄妹仨都已把母亲的家当作了精神的寄托，母亲已走，房子如何忍心轻易脱手。每当打开屋门的那一刻，母亲的音容笑貌恍如眼前，满腔的悲伤瞬间喷涌而出。

母亲1933年农历6月27出生于汇龙镇华石村一个贫苦农家。1956年母亲嫁到浦家。她大字不识一个，因为没文化所以被欺负，因为贫穷所以被人瞧不起。小市民的优越感，刁蛮、奸诈、势利、鼠目寸光、心胸狭窄,让农村来的善良却贫穷、勤劳却目不识丁的母亲卷入了家庭权利之争的激流漩涡，无法自拔。1960年母亲从西安回到家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亲叮嘱的要照顾好祖母。然而，她经历的苦难之坎，也就是从回到家乡开始的。摆在母亲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婆媳相处。祖母、大姑妈完全瞧不起乡下来的母亲，也始终把她当成外人。

母亲结婚以后就和父亲一起来到西安参加西线建设。父亲是建筑公司的钢筋工，母亲是西安国棉六厂的纺织女工。1960年，国家搞大下放，在父亲的要求下，为了照顾家里的祖母，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刚满周岁的我，回到了家乡。

回到祖屋，可谓一贫如洗，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条凳子外，其余的家当全被大姑妈搬走了。因为父母在西安，祖屋的出租等等打理，全由大姑妈负责，所得收益也全归大姑妈。母亲的回来无疑切断了大姑妈的一条财路，大姑妈的不满由此产生。

返乡回到家的那天，姨妈来帮忙打扫祖屋。中午，母亲只好弄个面条将就一下，结果在要吃的时候才发现没有筷子，只好找了几根芦苇应付。我由于太小，拿着这样的筷子，无法将面条送入口中，便不断地发出“咦，咦”的声音。母亲每每说到这里，总是神情严肃地用“好笑又心酸”来形容。

祖父祖母养育了2个儿子，3个女儿。

大姑妈是长女，比我父亲大八九岁。她在浦家是个要角，由于祖父过世早，而我父亲和二姑妈在西安谋生，小伯在南通就学，浦家的所有事情，尤其是经济大权由她掌管，即使出门嫁到朱家后，大姑妈也没有放弃娘家的经济大权。祖母对大女儿害怕至极，彻彻底底地言听计从。由于大姑妈比其他弟妹更早懂了人情世故，又由于不会勤俭持家，她的一生经历似乎都在想着法子捞取不义之财。祖父在时，她偷拿祖父每天的营业款，对此父亲比弟妹们见得早些，且记忆犹新，对她拙劣的为人心存芥蒂，对她的言行始终保持着警惕。祖父分给父亲但由她打理的祖屋所产生的收益，我父母分文不见。父亲成家以后，作为长房长媳的母亲就对大姑妈形成了威胁，她的地位受到挑战。五六十年代，物质极度的匮乏，而祖母却在国营的三八饭店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但收入全由大姑妈掌管。在人们常常食不饱肚的年代，大姑妈仗着这份优势，全家人衣食无忧。母亲的回乡，明摆着会削弱她独享的权利。

我父母在西安的时候，大姑妈来信说，要将祖父分给父亲的祖屋以200元的价格卖给食品厂，被我父亲一口回绝。父亲清楚地知道，如果祖屋卖了，所得的房款铁定一分钱也拿不到不说，回家就没了立足之地了。大姑妈一下子将对父亲的不听从建议的强烈不满全归罪到我母亲身上，这一切，我母亲完全不知情。而母亲的回乡直接使她失去了对祖屋的控制权。

其实母亲与祖母的关系也并非一开始就僵，也不是一如既往的糟。

祖母从其为人本质来说，是厚道善良、被晚辈敬重的一个人。母亲返乡的最初几年，与祖母相处较为融洽。祖母对母亲的各种孝敬也十分的领情，也尽了一份照顾我们的义务。在我朦胧的记忆中，1964年的正月，母亲生我弟弟时的那几天，6岁的我一个人在家，祖母便提着篮子，冒着大雪，跨过门槛给我送饭。即使是婆媳关系比较僵化的年代，在我们家境十分困难之时，每年暑假，只要我去向祖母借棒冰购销许可证去卖棒冰挣钱，祖母从来都不打回票，似乎对我家的困难有所体谅。

祖母对母亲的冷漠，祖母与母亲几十年的矛盾，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是在大姑妈的挑拨挑唆下日益加深的。大姑妈严格禁止祖母与母亲的任何交往。如果祖母来我家吃个饭帮个忙什么的，或者发现祖母拿了母亲送给的东西，大姑妈和她的儿子就会在大街上辱骂大半天。母亲为了防止祖母受气，许多时候，尤其是过年，都是半夜去送，以防被大姑妈发现。

祖母对母亲的些许偏见加上大姑妈的从中作梗，使得婆媳关系日益淡漠，来往渐少。母亲有次身体不适，想请祖母陪同去医院，祖母说要上班拒绝了。我出痧症，发高烧，请祖母搭一把，她也拒绝了。两次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请求过祖母帮忙，无论零工打到哪里，都把我带在身边，以致有一次母亲晚上工厂赶班，我犯困，从母亲的怀里掉了下来，磕破了头。邻居奶奶看了心疼，夺下母亲没干完的活，陪着母亲回了家。即便如此，母亲都咬牙坚持着，从未埋怨过祖母。

每年从夏天起，母亲就要开始准备一家人过年要穿的新鞋了。从剪鞋样，做硬衬，到搓鞋线，纳鞋底，半年功夫，做好的鞋都是满满一藤盘。而祖母那边一双鞋必定是作为过年礼了，并且一定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九或三十拉着我去拜年，亲手把鞋送到祖母手中。但母亲每年面对的都是祖母的冷脸。那个情形，让幼小的我有着强烈的羞辱感——祖母背对着我们，躺在床上，看都不看你一眼，有一句没一句的答着，在十分尴尬屈辱的气氛里结束了拜年。尽管如此，母亲坚持送了30年，直到1988年，我们兄妹仨都已长大成人，再也不愿看到母亲受这份屈辱，于是，在我建议下，母亲才停止做鞋送鞋。先前，父亲也曾强烈反对，母亲一直说，做儿媳的，不管什么情况，不能失礼。迫于大姑妈的淫威，母亲每年为祖母做的棉鞋祖母都不敢穿。

过大年了，母亲总要父亲和我去邀请祖母，祖母却是万不敢到大儿子家。到那个时候，祖母每年都玩失踪，每年的邀请就像捉迷藏。1968年元宵节，母亲让父亲找了一大圈未果后，就让我去再找，父亲十分生气不让我去。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找了两回，从祖母的家里找到她的工作单位——三八饭店，然后再找到小姑妈家，小姑妈说，不用找了，大姑妈把祖母藏起来了。我满身白雪，两鞋湿透。父亲不断嘀咕，发泄着不满，母亲却平静地说，反正礼数到了。

由于大姑妈超常规强势介入，左插足，右干涉，使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特别是随祖母年龄的不断增加，婆媳关系的改善更是身不由己了。

1986年11月2日，父母为我举办婚宴。父母多次去请，祖母不肯来。最后二姑妈和小姑妈发了脾气，祖母总算来了。但只坐了十来分钟就回到她住的大姑妈家。二姑妈见祖母长时间没回到酒桌边，赶忙去找。看到大姑妈的儿子正对着我的祖母，也是他的外婆大声谩骂，要我祖母滚出去。二姑妈气愤不已，一边制止，一边将祖母重新接到酒桌边。

母亲对祖母的孝心可谓至诚至真，只要祖母有求于她，她都立即去办，从不拖延。1969年8 月，祖母退休后每月仅领取12元的保养生活费。因为收入的减少，使得祖母预感到在大姑妈家的难处，便向父亲提出要另立个灶头。母亲提出搬到我家住，祖母说，一个人清静些。父母二话不说，当天就为祖母准备砌灶的材料。因为白天都要上班，父母就在晚上到外城河以南的地方去拖泥。这副灶一直保留到2000年3月房屋拆迁。母亲的这份孝心，祖母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念念不忘。1990年5月，祖母因病住院，有过一个空隙是母亲与祖母独处交谈，气氛十分融洽。母亲给祖母100元的慰问金，祖母则对母亲说，不用给那么多的，你孩子多，家境也困难。但是，大姑妈一进病房，祖母马上以被蒙脸，不再吱声。因为先前大姑妈和她的儿子曾经发出过威胁，如果再拿我父母的钱物就要将祖母赶出去。

母亲并不因为祖母的轻视、刁难、谩骂甚至殴打而放弃尊敬孝顺，但也不会在人格受辱时隐忍以待，母亲也并不因为弱小而屈从，始终保持着刚烈，以不买账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表面上的婆媳矛盾，姑嫂之间的纠葛，本质上是对祖屋的争夺。祖父在父亲10多岁时就早逝了，不过祖父在生前就已对家产处置有了叮嘱，祖母则按照祖父的交待，在父亲结婚时将位于老街的一间祖屋分给了父亲。这也就埋下了长达40年的冲突根子，直到祖母去世。

因为祖父过世得早，父母在西安工作，小伯在南通的生活费都由父亲供给，母亲没半句怨言。母亲回家乡后，没了工作，又添了我，对小伯的供给也就停止了。小伯心里的不满就产生了，再加上大姑妈的扇风，小伯就在我父亲面前不断挑唆。1965年10月3日，母亲收到了小伯写给父亲的信，她就让邻居女儿看看写了什么。邻居女儿看后很不自然地说，没说什么。但母亲是个明白人，一定要让邻居女儿把这封信的内容读给她听。拗不过母亲的要求，邻居女儿读了全文。信中，小伯一方面诋毁母亲，另一方面挑拨父母关系。母亲的生气程度可想而知。事后，母亲见到小伯，当面质问，小伯说，是大姑妈让他写的。因为这事，母亲与小伯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并拒绝参加小伯的婚请，以示强烈抗议。而这封信母亲至今还保存着。同时母亲公开申明决不再迈进朱家——大姑妈家大门，且说到做到。

大姑妈仗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趁着小伯的不满，又在西安的二姑妈前面搬弄是非，说三道四。他们听信了大姑妈的颠三倒四、挑拨离间的谎言，也渐渐地对母亲产生了成见。母亲显得尤其的孤独与势单力薄。

1961年，父亲回家工作以后，大姑妈完全无法驾驭浦家的事务了，矛盾迅速激化，最后成了40年的一个死结。一年之中，母亲与大姑妈的吵架总要有几次。吵架时，只要是祖母出来大骂母亲了，母亲就会回到家里，祖母说再难听的话，母亲都会退让，除了反驳几下，绝不恶言恶语以对。好多次，祖母拿着拐杖抽打母亲，母亲只是抵挡，绝不还手。因此每次都以大姑妈将祖母推到前台，祖母对母亲或骂或打结束争吵。我们稍稍长大了一点，也会帮着母亲说几句，母亲就会呵斥我们，让我们到家里去。告诫我们，大人的事，小孩别掺和。事后，母亲常常流着眼泪对我们兄妹三个千叮咛万嘱咐，人家看不起我们，你们一定要争气。母亲好像就会强调这一句话，不会讲更多的道理。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与大姑妈、小伯的裂痕变成了沟壑。

漫长的40年争吵，是母亲大半生的精神负担。

争吵的结束，始于1990年6月。由于祖屋是1937年日本人烧光汇龙镇时幸存下的3间商铺之一，房子西倾，只好在横梁与梁梯间用搭木固定，天雨渗漏，黄梅季节，地面长起了青苔，我们兄妹仨的小孩常常滑倒。隆冬时节，大风一刮，冷不丁就有灰尘掉到饭菜里。父亲下定决心要翻建了。而三个姑妈和两个姑父就坐不住了。他们对于这间祖屋觊觎已经30多年了，因此，要作抢夺祖屋的最后一搏。他们先是借助已88岁高龄祖母的名义，通过起诉，要求收回祖屋的所有权。父亲拿出了1966年1月28日的析产协议，法院就明确告诉三个姑妈，20年的诉讼时效已过，不予受理。他们只好改打赡养官司，我父母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自此，父亲每月将25元生活费送到居委会。

看到父母如此好说话，三个姑妈在1990年6月11日要求祖母立个遗嘱。祖母在强大外力的威逼下，立下有辱父亲的6条遗嘱，确定祖母身后丧事由大姑妈操办。父亲对这个羞辱人格，有违民风民俗的欺人之举作了激烈的抗争。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因为祖母的事，几十年来搞得心力憔悴，就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母亲说，祖母活着的时候对她好才是真好，人都死了，再争个名分什么的没意思了。就这样，父亲无奈接受祖母在三个姑妈一字一句教唆下立下的身后6条遗嘱。遗嘱签完字后，母子抱头痛哭。最后倒是祖母劝慰父亲不要哭，说她心里什么都知道的。只是大姑妈先于祖母离世，祖母又不肯来我家，一年不到，祖母竟在外孙的每天辱骂中绝食去世。父亲在得知祖母去世的消息后，无比的哀伤与激愤，为了防止争吵的发生，更是为了尊崇祖母的那份所谓遗嘱，在母亲和我妹妹的劝导下，父亲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没能见祖母最后一面，成为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从西安返乡后，在供销社的南片商店工作。父亲虽然拿着一份工资，却不大顾家，也不善顾家，除保证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其余的开销都由母亲以打零工维持。为了生活，母亲什么样的苦活累活脏活都干。酒厂、食品厂、酿造厂、果品公司、工农兵饭店和废品回收站等等，大凡汇龙镇大大小小的国营单位，都留下了母亲打零工的身影。每当一份零工被终止了，母亲总是十分的伤感。记得有一年，母亲去土产公司拣辣椒，一天下来，因为辣椒呛人当晚咳嗽不止，父亲心疼地要求母亲不要再干了。母亲舍不得，又干了一天。结果，母亲吐血了，她这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份零工。这是我记得唯一一个没有坚持下去的零工活。母亲有稳定工作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街道托儿所带孩子，有将近10年的时间。 70年代末，启东荧光灯厂建立，母亲被分配到该厂上粉车间工作。今天看来，这份工作，正是母亲病根之所在。每天灯管架子搬上挪下，花的气力大累人不说，那整天接触的荧光粉、水银对身体的伤害在年盛时是严重缺乏防范意识的，更何况，那时工厂基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据工厂的工友说，这个车间的工人都较早离世了。但是这个工种工资高，又有夜班费、营养费和牛奶。母亲将近退休时，工厂安排她到传达室工作，因为工资福利要少许多，她还不大情愿。

退休后，母亲得知父亲工作的玩具厂需要加工线轴，便积极鼓动父亲去争取。就这样，她搬出了放置已久的纺车、虎车和锭子，又开始不知疲倦的操劳。

因为一家人的生计始终是母亲心里的牵挂。

祖屋翻建需要万元资金，在我们的意识中，父母的手头一向十分拮据，何况我们兄妹仨也都刚成家。哪知道，我母亲一下拿出了三四千元的存款。上世纪90 年代，这笔钱足够让父亲目瞪口呆了。父亲带着羞愧的心情数着从银行取来的钱，叹息不已。再加上我们兄妹仨的大力筹措，整个祖屋翻建没外借一分钱，尽管小舅舅和姨妈都明确全力帮助。

母亲一生，对己节俭至极，但对人却是极为大气。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兄妹三人分别结婚成家。婚礼简约，但不寒酸，某种程度上，婚礼都办得风光体面，应邀赴宴的亲友邻居对我母亲的气度刮目相看，参加我婚礼的同事对在那个年代婚宴办得如此得体，至今仍念念不忘，啧啧称赞。客观上来说，母亲在这种事情上也是为了争个面子，不过，这种面子对母亲来说，具有更深的意义，它是一种尊严，而绝不是虚荣，是一种傲骨，绝不是傲气。其实，尽管以前穷，但母亲办事从不缩手缩脚，尤其是在待人接物上。八十年代中期，二姑妈的儿子儿媳来启东探亲，在宴请他们的时候，父亲因为拮据，不太愿意买些螃蟹款待，被母亲训斥了几句：“这个时候还有啥舍不得的，平时自己节约点就是了。”

生活是如此的艰辛，物质是如此的匮乏，经济是如此的捉襟见肘，但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就一刻不放松。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她把所有能给她带来有尊严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三个子女身上。

应该说母亲比一些文化人更懂得教育好子女是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财富。更何况大姑妈独生儿子的悲剧活生生地摆在眼前：由于家教不严，过于宠溺，使他养成了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恶习。从小开始惹事，长大后犯流氓罪被开除公职劳教一年，后又因盗窃罪被游街示众，最后被判刑入狱。母亲深以为戒，所以教育子女从不马虎。

她要求子女做人本本分分，打小就在言行举止上给予严管，强调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小时候因为吃饭双手不捧饭碗，或高跷二郎腿，被母亲用筷子敲打过不知多少次。大概我六七岁的时候，乘着父亲午睡的间隙，我拿了父亲钱包里的钱。晚上吃完饭，父母就开始了我至今刻骨铭心的训诫：父亲拿着菜刀厉声问：“哪个手拿的？伸出来！”我惊恐万分地伸出手，菜刀就搁在了我手腕上，母亲在旁边说：“剁下去！把它砍了！好让他长个记性！”那一晚，直到我好像哭得头晕了，坐都坐不住了。母亲才解围说：“认错，赶快认错！保证以后不犯。认完错洗脸睡觉！”在父亲离开后，母亲边给我洗脚，边叮嘱我，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家里的钱也不能随便拿，你需要跟妈妈说。人家看不起我们，你要争气。你看大姑妈家的儿子，家里拿惯了就会到外面乱拿。我们不能被人笑话。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早上和小伙伴上学时捡到了钱包，记得有2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字，但我们几个却把钱分了，我分到5元。数天以后，父亲因为要找他的旧钱包，发现用剩下的4元钱，就问我钱的由来。我只好如实交代。母亲第二天就带我去学校，把钱上交，已经用了的也补上。

从小母亲就要求我们兄妹外出玩耍必须要告知并得到批准才可以，而且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回家。但是因为小，总有违反要求的事情发生。

大概是我10岁那年的阳春时节，我们兄妹三因为想念外公外婆，就由我带着7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偷偷地溜到乡下的外婆家。结果，我父母找了一个中午才找到，弟弟因为太小，走了这么长的路发热了。回到家挨骂是逃不了的，奇怪的是，没挨打。第二次好像是我13岁时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弟妹出去玩，结果很晚才回。街道上乘凉的邻居都已回屋了，母亲坐等我们。见我们回家了，母亲就回屋把门关上非常生气地说：“你们在外玩好了，回来干什么！今晚你们不用进屋睡了，就睡街上吧！”弟妹吓得不轻，我是老大，当然责任是我一个人的。直到父亲看到妹妹弟弟在桌旁睡着了，才出来边斥骂着我边把弟妹抱进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此类事情发生。

母亲并不因为穷而自卑过，但也不会见着贱而容忍过。祖母在饭店工作，吃个油石棍（油条）大饼不是难事，特别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够享用这份美味是一种幸福。但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去祖母饭店蹭吃。只是我们年小肚饿，禁不住诱惑，我偶尔会借着早晨上学的机会，偷偷地跑到祖母饭店去。店员一见我，就会喊我祖母，“三妈妈，你大孙子来了。”祖母立刻出来对着店员说，给我孙子拿一根油石棍。但每次只要我去，母亲总会知道。中午回家，我的日子就不好过。母亲拿着棍棒质问：“你那条腿去的？我敲断它。”等我哭着认错之后，就给我警示：“人穷，要穷得有志气，你去讨吃，人家怎么谈量你啊！”

当然，母亲对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能量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她和我父亲用尽一切办法来确保全家不饿肚子。在一切都是计划经济的年代，分配的定量油米是远远不够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们全家的早中晚三餐，就是一人一个大饼，外加一碗青菜。这还必须在有粮票并要趁早排队才能买到。无数个早晨，黑咕隆咚的，在迷糊中，我听到或看到父亲与乡下那些将多余的粮油偷偷拿出来交易的人讨价还价。

母亲挂在嘴边的最多的就是人家穿的吃的再好都不要眼馋，想吃什么，跟妈妈说，妈妈一定想法去做。有一天，弟弟突然哭着从小姑妈家跑回来，母亲忙问什么事，弟弟说小姑妈家做圆子吃，表哥他们赶他走。母亲一听，放下针线活说：“不许哭，不就是吃个圆子吗？你看好，保证你比他们先吃到。男孩子家，这什么事值得哭？眼泪要宝贝（珍惜）点。”母亲立刻上街买米、洗淘、打粉一气呵成。在吃饱这个问题上，母亲一直叮嘱父亲，小孩长身体，不能让他们委屈。母亲在荧光灯厂上粉，每日都会分发到一些营养品。但母亲总舍不得吃带回家里。像牛奶这类的，她都用茶缸装好带回来给我们喝。母亲正是用自己的健康去保护孩子的成长，想来便泪不自禁。

母亲始终觉得，人可以穷，但不能让人瞧不起。新年一定要让全家人，尤其是三个孩子穿得崭新崭新的，每双新棉鞋里都会有1毛钱的压岁钱，她说如果人家小孩有，我家小孩没有，又要被人谈量。她想方设法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别的小孩面前比较体面。而在平时，母亲可以让我们兄妹三个的衣服补丁满身，但绝不会穿得邋里邋遢。

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也许是长大了懂得家境困难。我和妹妹都在很小的时候帮着母亲打零工。从来不曾说过苦。一次，我妹妹帮食品厂加工蚕豆，由于一下子货提得太多，到半夜还没完工。母亲匆匆赶过去看个究竟，我妹妹以为母亲来帮忙了，不打招呼地又去提了货。母亲又气又好笑，只好娘俩一直干到近天亮。我从1973年初中起，利用暑假买冰棍直到1977年高中毕业。由于我年纪小，母亲对于我的担忧始终保持着。每天，我踏着借来的自行车，走村串巷卖冰棍。傍晚，披着晚霞的余晖，带着一身疲惫回家。母亲从来都不在家里等，一定走个三四百米，来到人民桥西的五金公司门前，焦急等待着我的身影出现。我屡次劝她放心。她强调说，只有看到你隐约出现的影子，心里才会踏实。知道儿子辛苦，却又没有能力去买麦乳精之类的补品，只好每天晚上让我喝一碗每斤1角8分的米黄酒，就算对身体的补偿了。看着我和父亲的对酌，她才有了欣慰的笑容。

母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卖冰棍时，我曾连人带车摔到泯沟里。加上我年纪小，有些重活是力不从心的。有一段时间，我会在放学后帮着父亲管理的几个小店送货，许多时候，都是需要我独自完成的，尤其是过大年送货量大增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前，为代销点分送红砂糖，100斤一麻袋。在分送给第一个小店时，由于车重，惯性大，在拖车点头时无法控制住方向，我那满是冻疮的手剐蹭到商店的门，手背上的表皮被刮掉一大片，在寒风中锥心刺骨。中午回到家，母亲看了心疼不已，掉下了眼泪。所以，要是干那些重体力活，我也格外注意安全，免得母亲担心。每每拖了200多斤重的煤油桶从头兴港桥下坡时，内心的恐惧迫使我扯破嗓子大喊，提醒路人和车辆避让。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由居委会安排到印染厂拉土方，傍晚时分，我的活还没干完，母亲就到厂里来看情况。由于人小，我在卸土方的时候想把拖车把按下去，结果反被车吊离了地面在使劲。这一幕正好被母亲看到，回家后，母亲十分心疼地向父亲说着看到的情形，并抱怨居委会怎么把这个重活分配给这么小的人做。我的3元多劳动报酬母亲横是不要，让我自己处理。我当然不会乱花了。得了母亲节俭的真传，即使工作以后，工资有计划地存，单位每月发的5元钱奖金，我一直放在抽屉里，到第二月，有老师看到我没花，就连同第二月发的借给了他。

母亲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家妇女。我还记得比较小的时候发生的事，一天早晨，父亲为我不肯倒痰盂而训斥，这也许是我懒，也许是我嫌脏。母亲买菜回来，在了解情况之后，反而责怪父亲不懂规矩：“哪有男孩子家端着个痰盂满街跑的？”从此以后，这类传统中由女孩子家做的事务我理所当然地不干了。以致我其他家务成家以后才慢慢熟悉。

母亲在我们兄妹三个刚懂事的时候，就不断灌输“争气点”的思想。由于懂事不多，兄妹三个也会发生争吵，甚至打闹的情况。母亲除了用最公平的打骂给吵架的两个人予以惩戒外，“争气点”这句话，是我们耳边重复得最多、最频繁的提醒、督促和教诲。小时不理解，就去问外公，等到渐渐懂事，尤其是看到母亲受到来自族人和邻居的歧视、排挤和欺负后，内心的不平、愤怒逐渐转化成了要为母亲争气的动力。这种动力，只有日积月累的行动，没有啰嗦抱怨的言语。

回看母亲的教诲给我们带来的财富，以及我们给母亲的回报，都是一句话——争气！

如今，她的三个孩子都有一个温暖的家，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有一颗孝敬母亲的心。她最大的快乐就是三个孩子紧紧地抱成一团。兄妹仨虽然各自成家立业，孙辈也一个个学有成就。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气派让老街上的邻居羡慕。成家后每个星期日，我们兄妹三家都到父母家过，其热闹，在老街上成为一景，母亲实现了要我们争气的愿望。

可是母亲的人生之坎一个接着一个坎。

1998年10月，父亲患了绝症，我们对母亲隐瞒了所有病情。几十年的夫妻，虽然时常有磕碰，父亲也对过去顾家不周多次表达忏悔。但当到了白头偕老享福的时候，却面临着生死之别，就怕母亲无法承受。短短57天，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只是责怪我们隐瞒了父亲的病情，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默默承受了。为了不使母亲一下子显得孤单，我们兄妹三个决定轮流陪护。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她强调自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们都有工作，更不应该拖累大家。烧完头七后，母亲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寂寞孤单的母亲纵然是坚强的，但在她的内心渴望着孩子们的关心与温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尽管母亲也说，你们工作忙，不用老惦记她，但我们还是能从母亲见到我们时那欣喜、慈爱的目光里感受到这种对亲情的渴望。由于我工作时间上的限制，所以，平时妹妹、弟弟、弟媳和我爱人在陪伴上比较多，勤去看看，多陪她聊聊。尤其是弟媳、妹妹，当母亲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她们总是给予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一定比我付出更多更多。而母亲家里有什么需要小修小补的事也总是由心灵手巧的弟弟、妹婿来解决。我呢，只要是放假，第一件事一定是去看望母亲，跟母亲聊聊天，寒暑假基本一天不落下，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二个小时。聊聊那些我们都已经能够倒背如流的家常事务：母亲成家时的贫苦，持家后的艰辛，一生中被人歧视、所受的屈辱；儿女独立后的欣慰，晚年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我通常在下午（上午母亲一般会小睡的）的4点或4点半前去探望。我一按门铃，门内的母亲便问：“谁啊？”我应答后，她会自言自语一句：“哦，大儿子啊。”然后她打开门，满脸笑容地说一句：“你来了。”由于我的工作比较有规律，所以母亲能估算出我大致在什么时间去，那一天，她会稍稍提前一点结束打牌，在家等我了。

70岁以后的母亲身体开始不断出现状况。

2003年12月5日，我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说母亲洗澡时摔断了腿，要我去确定治疗方案。我赶到医院，看到躺在推车上的母亲脸色苍白，右腿已经摔变形了。医生向我介绍了检查结果，提出要么牵引，要么手术。前者时间长，效果不一定好，可能会有后遗症；后者康复时间短，但上钢板后如需取出要进行二次手术。我和弟妹商议后，决定手术。

在母亲进行手术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策划为她请个保姆。由于母亲个性要强，请保姆，她是否接受，能否相处融洽是我们所担忧的。母亲手术结束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突然心率不齐，马上进了重症监护室。好在虚惊一场，经过一个晚上的观察，母亲回到了普通病房。对于我们提出的请保姆的设想，母亲表示了极大的理解。

母亲在家卧躺了三个月之后，她的坚强再次表现了出来。那天，我爱人把买好的菜送过去，推门进去，发现她已经站在床边了。我爱人丢掉手里的东西奔过去看个究竟，原来，她要开始慢慢练练腿力了。看着她紧皱的眉头，满身的汗水，我爱人一边规劝一边把她搀扶到床上。叮嘱她，伤筋动骨一百天，一定要听从医的小儿媳的话，该静养的时候，没有小儿媳的发话，不能随便下地。她口头上是答应了，但从保姆的口中得知，她还是没有遵从医嘱。但不管怎样，这坎算是闯过了。哪知道更加让我们胆战心惊的凶险之坎4年后袭来。

母亲摔断腿后，怕腿力不够，就很少去稍远的地方了。由于母亲有严重的晕车，也没有办法带她出远门。所以，她对外面的世界虽向往却又显得无奈。记得时代超市开业不久，在交谈中，她说道，现在一个人出去就弄不清东南西北了，到了超市就出不来了。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气温适中，我们去逛超市。她欣然同意。进了超市，她兴奋地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随心地选购她需要的生活用品，忘记了身体的疲劳。事后，她自豪地跟姨妈、舅舅叙说这事。这是母亲唯一一次逛大超市，后来再邀她去逛超市，她就不愿意了，一方面可能体力跟不上，另一方面，她怕花儿女们的钱，因为她对姨妈说过：“虽然是儿子，完全花他的钱也难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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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4月初，母亲打电话给我妹妹，右肩锁骨处一个很大的结节，推都推不动。妹妹立即去了解情况，并通知了弟媳，弟弟、弟媳当晚也赶去查看，情况不妙啊。第二天，弟媳带着母亲进行了检查，确诊为肺部恶性肿瘤。

综合各种情况，我们采纳了医生化疗的建议。尽管这事对母亲一直保密着，但是两次化疗之后，大量的脱发使她产生了怀疑。大家就用统一好的理由去哄骗她，她也是半信半疑。由于母亲不识字，所以，用药的标签也不撕掉，也方便我们去辨别药物。就这样前后进行了5次化疗，第6次她坚决不愿意了。我们看着她每次都是那样的痛苦不堪，也就随了她的意。随后的9年中，她坚持着服用由我弟媳帮她配给的辅助药物。坚强的母亲靠着超人的毅力战胜病魔，让为她医治的医生也不敢相信当初预期只能生存2年的她，居然能幸福生活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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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底，我照例去探望母亲并跟她聊天。无意间，她说大便有出血的情况，鉴于外公的教训，我立即给弟弟打电话。第二天，弟媳就带着母亲去医院进行了检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由于芥蒂较大，医生要求母亲去上海接受手术。9月10日妹妹、弟弟护送母亲去上海，并顺利完成了息肉摘除手术。此次治病，母亲好像又长了点见识，一则，她感叹上海医生的水平高超，没有任何疼痛；二则，她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高速公路，看到了大上海的繁荣。也许是心情所致，去上海与回启东完全是两种精神状态：去上海前，我们把能用的各种防晕车的方法都备上，结果还是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回启东时，因为防晕不理想，所以采用方法也很随意，一路上，母亲竟没晕车。弟弟借此放慢了车速，让母亲领略一下沿途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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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日中午，从医的弟媳在常规性地为母亲体检以后打来电话，说要当面说一下体检情况，我和爱人不约而同说，母亲的身体出状况了。因为几年来通常的做法是，母亲体检结束，弟媳中午打个电话，简单说一下体检结果就行了，要当面说情况，母亲的原有病灶一定有了新情况。尽管9年前母亲大病之后，弟媳就告知大家，病灶的发展会随时发生，但弟媳的电话已经让我无心再吃饭了，心理默念道，这坎千万不要高到母亲跨不过去啊！

一会儿，妹妹和弟弟弟媳都来了。情况是，母亲的旧病灶发展一般，却出现了新病灶，且情况严重。母亲说三年前乳房上就有结节，几年来也没发现异常，所以更是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起。目前困难的是，新旧病灶只能解决掉一个，而且这种解决也非彻底性的。

经过了3天的紧急确诊和会诊，11月4日1点半，母亲在弟媳的陪伴下，自己走进了手术室，5点半母亲被推出手术室。11月11日，母亲离开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回了家。在休息了一上午之后，除脸色略显一些苍白外，精神尚好，笑声连连，说话声依然洪亮。精神如此快的得到恢复，病痛未见于母亲的脸庞，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用我爱人的话来说，母亲的坚强乐观是常人不能及的。

按照本地的习俗，全家人在中午为母亲的痊愈康复吃面祈福。家里充满了喜悦和欣慰，再加上我妹妹一岁半的外孙女——母亲的元外孙女是那样的天真可爱，更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增添了喜气。就这样，一家人坐着、吃着、聊着。看着母亲喝了两小碗的骨头汤，我心里也稍稍有了一些安慰。但我清楚地知道，母亲遇到的坎还在，能不能跨越过去，多久能跨越过去我不知道。

母亲在家疗养了一个月后，病魔又如山呼海啸般袭来。

2016年1月8日，我们又将母亲背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医生明确指出，已无能为力。我们也只有努力地去延续她生命。因为，3月5日，她心爱的大孙女将举办婚礼。她心心念念盼着大孙女披上婚纱，她要亲临婚礼现场感受这幸福的场景。当时我们对情况的估计比较乐观，所以一直信心满满的为她打包票。但事情的发展真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3月5日，一个天天揪着你心的日子，其煎熬之难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先是念叨母亲不管怎样，哪怕用车推着，我也要让她去婚礼现场。后来，母亲去婚礼现场的愿望渐渐变成了奢望，我们则日日祈祷母亲能跨过这个时间坎。母亲的伟大就在这个时刻表现到了极致。她每天算计着日子，虽然天天叹息，这个样子的身体如何能挨过3月5日啊！但她用她的意志和毅力承受着日日加重的病痛折磨，拼尽全力支撑着。她对我们说，一定要让大家在3月5日那天开开心心办喜事。于是她主动要求医生想办法再用点什么药，当得到该用的都用上了的回答后，她焦急万分。同时，她知道如果食不进米，身体就无法抵御病情的发展。于是，尽管没有一点胃口，连吃饭的气力也没有，但她还是努力地吃东西。每次吃完饭，都是用尽了浑身力气，全身湿漉漉的。母亲的努力最终达成了目标，她挺过了3月5日。更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3月5日晚6点半到8点半我妹妹去婚礼现场了，原本被病痛折磨得不能躺，不能坐的母亲静静地睡了2 个小时。当我妹妹拿着喜糖来到病房的时候，护工刚巧扶她坐起来。当妹妹在微信中告知我们这一情况时，我们都感动不已，也觉得不可思议，看着母亲吃着喜糖，满脸欣慰样子的照片，我们不禁发出感慨，母亲对于子女呵护的那种意志力是如此的强大与伟大。而母亲的坚强更体现在每一次与疾病的抗争中，如同她与命运的抗争。你问她身体感觉怎么样，她永远会说，今天比昨天好。她常常说这么一句话，你喊痛喊难受，孩子又无法帮你解决，只能使他们焦急、难过。尤其是临终前的半个月，病痛的折磨使她有了放弃的多次请求，但她还是叮嘱我们要抓紧睡觉，有了需要也会先观察一下子女是否在打盹，尽量的少打扰我们。

3月11日母亲已经表现出生命走到尽头的征兆，她呻吟了一天，晚上我通宵陪护。13日凌晨2点左右，弟弟打电话来说，母亲没有反应了。等我们赶到医院，医生给她上了心监，告诉我们她已经昏迷。数据显示，血压、氧饱和都到了危险的底线。天一亮，我就把情况告诉了舅舅和姨妈。大家就这样守在病房里，陪母亲走完了最后一程。下午5点33分，母亲停止了呼吸。3月15日中午火化入殓。

从时间点来看，母亲似乎是处处为我们着想，配合着我们、满足着我们的需要和安排。从我女儿的角度看，3月5日的时间不添乱，孙女在日本不能留遗憾，3月15日孙女回加拿大的行程不妨碍。从我和我爱人角度看，母亲犯病正是我爱人退休前一个月，我则因为学生迎接小高考，从放寒假2月22日开始到3月17日无课，有足够的时间陪护她，3月21日起我将无过多的空闲去照顾了。这真是母亲对子女慈爱之极的显现吧。

当然母亲对于自己后事的交代也是从照顾好子女角度考虑，细致到家。2月中旬，母亲把自己的存款、现金的情况告诉了我爱人，我爱人问我是否知道不，我一脸惘然。后来知道，她同时告知了弟妹。因为她知道我不会理财。3月3日母亲欣然同意我们的建议，将房产产权过户到我侄女名下，尽管她知道我们兄妹各自成家以后相处融洽，没有半句的闲话，但她还是叮嘱我们兄妹间要团结。当公证处来病房进行录影录像现场公证时，母亲的意思表达完整清晰，没有拖泥带水。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在她最后时刻的前几天嘱咐我，火化后遗像不能进她的家，并叮嘱火化这天，将我父亲和祖母的遗像一同取下，就放在我家里，这样，房子转让就不会有让人害怕的问题。而且强调，只有这一天，才可以移动父亲和祖母遗像的。但经过一晚思索，她第二天又嘱咐我妹妹，三个人的照片不要放大儿子家，统统放公墓，理由是大媳妇胆小害怕的。其实，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是没有害怕的，就如13日晚上，我们兄妹夫妇也就是在病房守着母亲的遗体直到天明的。后来，通过目测，公墓内无法放下不能折叠的遗像，且大尺寸遗像的与小尺寸的遗像是一个底片上的，经与舅舅他们商量，就决定将大尺寸的遗像连同母亲的遗物一起化掉了。相信母亲在天之灵能够理解我们的处理决定的。

母亲入殓那天，尽管我们想以比较俭朴的方式治丧，甚至连乡规民俗中的仪式和礼节在征得长辈的同意后都免行了。但得悉我们母亲辞世消息前来吊唁的亲友同事，从14日下午起，就络绎不绝。事前，我们对吊唁的人数也是作了较大的估计，并且租用了最大的吊唁厅，但14日晚上的亲友同事的到来还是让我们照应不过来，7点半到8点半，赶来吊唁的亲友几乎没了立足之地，我们当即联系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增加了30条板凳。亲友们送来的的花篮花圈更是一排一排的增加。到15日入殓时统计，花篮157个，花圈35个。由于场面比较大，引起了在相邻灵堂吊唁人的注意，不止一批人都好奇地来打听，这位老奶奶是什么干部，我们都无奈地告诉他们，她实实在在是个普通百姓，不是什么干部。打听的人也总是带着不解和疑惑继续问，那她的子女做什么的，得到的答复还是普通百姓。这样的人气，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十分的欣慰——你培养教育出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都为你争了气，没有让你丢脸。

母亲一生坚强不屈，通情达理，勤俭持家，严于育儿，开朗乐观的品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三兄妹。现在，母亲离开我们已经近3年了，思绪无法一下子从过去的场景中摆脱出来，心情也永远无法从满腹的哀伤中解脱出来。唯一平复一下心境的就如我女儿微信中说的，奶奶终于没有痛苦了。而现时的我们，正如我弟弟说的，少了份牵挂，多了份思念。幼时自己在母亲怀抱入睡的模糊印记，头扎羊角小辫哭闹着追赶母亲的场景，因生理发育迟缓天天尿床而导致母亲四季忙于更换的情形，一帧帧一幅幅，不断重现，没有恍若隔世之感，却有满腔感恩之情。母亲过世之后，遇到了委屈，少了一个最可倾诉的人，遇到难事，更少了一可以提出建议的人。一想到这些，总会禁不住泪流满面。

                       始稿于2015年11月12日

                       完稿于2018年11月09日

                       定稿于2018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