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瓷都陵，湘楚古邑，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史前时期，渌水先民筚路蓝缕，凝土为陶，传至商周从未间断。至秦汉，醴陵时国置，制陶规模益盛。晋唐时期，岳州窑和长沙窑瓷器大量输入醴陵。五代时期，毛家岭窑址的发现、代表了目前所知醋陵瓷业最早的开端。宋元时期，醴陵大规模生产青白瓷，材美工巧，质量上乘。明清时期，雕陵盛产青花瓷，以沩山为中心，制瓷作坊百余家，产品运至姜湾，客商云集采购。
清末民初，超陵瓷业书写了辉煌篇章。1905年熊希龄在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堂，聘请日本和景德镇技师教习，改良旧制，创烧出轴下五彩瓷，又开设湖南瓷业公司、产品多次在国内外博览会获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民国中后期，日本入侵，生灵涂炭，釉下五彩工艺逐渐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轴下五彩工艺被逐渐恢复，重放异彩。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从1958年起开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宴生产瓷器，多次作为国礼馈赠各国元首、因此获得“国瓷”关誉。改革开放后，醴陵瓷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品种多样、名家精品选出不穷，形成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工业陶瓷产品体系、陶瓷产业迎来了新的辉煌。
让我们在醴瓷指引下，沿着历史的河流缓缓而行，去发现感悟醴陵陶瓷的悠久历史和厚重底蕴
资源丰富
醴陵东邻江西省萍乡市，北接浏阳市，西倚株洲市芦淞区、渌口区，南临攸县，紧邻长沙、株洲、湘潭“金三角”经济区。地貌以山地、丘陵和岗地为主，平原占16%，水域占5%。境内的濠水、昭陵河和润江，均属湘江水系。瓷土、陶土、耐火泥、石灰石、沙石等非金属矿产和铅、锌等金属矿产蕴藏丰富，已发现的矿种有铀、金、银、铁、锰、铅、锌、煤、石灰石、瓷泥等23种，矿产地117处，其中大型矿床1处，中型矿床6处。
湘水载瓷来
东汉时期，醴陵已有规模较大的陶器生产，产品以夹砂灰陶和印纹硬陶为主，部分陶制品上留有釉痕。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醴陵尚未发现陶瓷窑场，瓷器产品大多来自岳州窑和长沙窑，外来瓷器的输入也为之后醴陵瓷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石子岭砖厂汉墓出土陶瓷器
石子岭砖厂汉墓位于醴陵市国瓷街道玉瓷村和石子岭村，占地面积113平方米，于2004年发掘。该墓由长方形和楔形青砖砌成，由墓道、墓门、前室、耳室、后室和排水沟等组成，三重券顶，坐西朝东。在前室发现有青瓷器、陶器、铁器等文物40多件。出土陶瓷器大致可分为生活用器和模型明器两类，生活用器有杯、碗、钵、罐、釜、壶、灯等；模型明器大多为低温绿釉陶，包括灶、囷、井、鸡埘、猪圈等。
秦汉时期醴陵已有大规模的陶器生产，陶器多为灰陶，包括各种饮食器、贮藏器、生活用具以及专用于随葬的模型明器。
长沙铜官窑（简称长沙窑）窑址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的湘江东岸，安史之乱(763年)以后逐渐发展，到9世纪早中期达到鼎盛，五代逐渐衰落。长沙窑在岳州窑基础上，继续生产大宗青釉瓷，并融合北方瓷艺中的三彩工艺，发展出有别于“南青北白”瓷系的彩绘瓷，首创出绿釉、铜红釉等多种釉色。长沙窑产品在国内遍销大江南北，辐射海内外，各种资料显示湖南省内各地市都有长沙窑瓷发现。醴陵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多自湘江而来，以青釉瓷最为常见。
五代十国时期，马殷在湖南建立楚国，建国后采取积极的举措，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宋王朝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后，推行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使得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五代时期，以毛家岭窑址为代表，标志着醴陵本土瓷业的开端。到宋元时期，醴陵地区陶瓷的烧造技术已非常成熟，湖南本土制瓷传统与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等地的制瓷工艺在醴陵交汇，碰撞出了异彩纷呈的醴陵陶瓷文化。
百业昌盛
五代到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奠定了市井文化的基础，也迎来了手工业百花齐放的局面。矿冶业生产规模扩大，行业分工更加细致，突出特点是铜器、铁器、金银器等日用品在大量生产的基础上普遍出现了一些相对精致的工艺品。此期，醴陵即有较多的金属制品发现，其中不乏精品。
中晚唐时期，长沙窑的瓷器生产水平已经十分成熟，逐渐发展为湖南境内的老牌窑场，对省内其他窑口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醴陵毛家岭窑的产品即与长沙窑有较大的关联。毛家岭窑址位于醴陵市孙家湾镇西岸村，2018年考古发掘清理被破坏龙窑1座。其烧造年代为五代时期，废弃时间可能晚到北宋早期。毛家岭窑场在瓷器烧造上的探索，为醴陵宋元时期瓷业的繁荣奠定了技术基础。
瓷业开端
中晚唐时期，长沙窑的瓷器生产水平已经十分成熟，逐渐发展为湖南境内的老牌窑场，在其影响之下，省内窑口纷纷效仿生产。五代醴陵毛家岭窑的产品与长沙窑有较大的关联。宋元时期，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青瓷发展强势，成为瓷器大宗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促使醴陵诸窑场最先吸收外来技术。近年来，在醴陵枫林镇、沩山镇等都发现了多处宋元窑址，其产品外来风格较强。
窑火蚀天
元末明初，醴陵等地因战乱而人口锐减。明清时期，以江西、广东移民为主的两次大移民事件，为醴陵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在此背景下，村镇文化繁盛，社会教化氛围浓厚。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瓷器生产技术，醴陵民窑开始使用阶级窑，生产青花瓷。自清雍正以后，醴陵瓷业一再扩大生产，窑场分布星罗棋布，规模不断壮大，至晚清民国时期，境内各处皆有窑址。至今为止，仅沩山镇沩山村考古发现的明清民窑遗址已有近80余处，当时的醴陵制瓷业盛况亦可见一斑。
醴陵在发展釉下五彩的同时，仍大量烧造釉上彩产品，并成功革新技术，先后研制出西赤、洋红、草绿、甘青、薄黄、艳黑、电光水等釉上彩新颜料。“比起釉下彩来说，釉上彩更加细致”，其中不乏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