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特供】
我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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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欧洲列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被迫放弃殖民地，简直是一种历史的“幸运”。
听起来有点矫情？且放心，这里不会抛出一串如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反殖民主义此类的大词，咱们等会给历史做点不严肃的假设就都明白了：如果欧洲没有放弃殖民地，世界将会怎样？
在当下的欧洲，没有比叙利亚男孩伏尸海滩更大的政治了。这当然是一个悲剧，应该会稍稍改变欧洲选民排斥难民移民的态度。不过，年初的《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也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相反的悲剧，他给欧洲选民提供了与此次叙利亚男孩事件完全相反的信息：警惕移民，特别是有宗教背景的移民。
如果以写穿越小说的路子去假设，比如当年欧洲没有放弃殖民地，我们会面对怎样的故事呢？
（被二战战火摧残的欧洲城市）
在二战之后的欧洲，“帝国”仍然是最大的政治现象。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连孱弱不堪的葡萄牙都有一个帝国。欧洲的帝国精英们还信奉着上两个世纪的传统智慧，幻想殖民地将会和欧洲本土一起延续帝国式的繁荣。
好吧，殖民地的爱国群众们，就委屈你们稍稍改变一下历史的进程，看看不独立会咋样。
场景一。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大帝国的白人群众们沐浴在大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中，地理教科书上的国家版图通常是要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
但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被肤色各异的“外地人”包围了。如果说外国人还可能用各种移民法难民法加以限制的话，将“外地人”拦在欧洲本土之外那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毕竟，再先进的户籍制度，都无法有效掌控外地人进大城市的问题，何况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呢，人家来打个工怎么了？
更棘手的是，欧洲帝国们治下的殖民地几乎都与穆斯林有着极大的交集。比如说大英帝国，半个中东（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都是他的殖民地，光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就要超出英国本土的白人人口好几倍；再比如说法国，大半个北非都是他的，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穆斯林人口加起来，足以让这个平行时空的法国人为之胆寒；还有荷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口大约相当于荷兰的十倍吧，什么也别说了。
好吧，据说还有种族隔离这一招。即使在我们想象的这个历史世界中，“种族隔离”也是不可持续的，一切类似政策大约都会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一块节节败退。
因此，这个历史世界最大的可能性是：欧洲原住民日益感觉到硬盘横行，巴黎不是可能变绿而是早已变绿，清真寺的数量渐渐全面超过教堂，法国女郎的豪放渐渐被“外地人”道路以目，带着阿拉伯口音的法语及带着法国口音的阿拉伯语成为法国的日常语言，伦敦的牛津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欧洲本土的“外地人”在某一天历史性地超过了本地白人……
直到有一天，白人群众们恍然大悟，我们的祖国已经被“占领”了，去他的帝国！然后，有一种可能性是，有钱的白人群众们纷纷向美国移民，将欧洲留给“外地人”；另外一种我更看好的可能是，白人群众们悍然宣布独立，哭着喊着闹着的要求“外地人”回老家，甚至不惜为此打上一场“独立战争”。根据历史记载，“外地人”们坚决站在了帝国的那一边，白人原住民成为了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分裂主义者。
场景二。
主要剧情请参考场景一。
1960年代，为了挽留殖民地民众那颗不羁的心，英国、法国等欧洲帝国在完成本土普选的同时，逐步将殖民地人民也纳入了帝国的普选体系，用民主的武器捍卫了帝国的完整。
让帝国民主的总设计师们很满意的是，殖民地选民的投票热情很高，白人总统（政党）候选人们感动地发现自己竟然在殖民地也如此受拥戴。
不妙的是，事情渐渐起了变化。殖民地选民们越来越喜欢将票投给本民族的总统候选人，出于某种微妙的心态，宁愿投给其他殖民地的候选人，总之就是不投给白人。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在于，欧洲帝国们都属于“内轻外重”的形态，殖民地人口远远超过本土人口。拿英国来说，仅印度人口就是本土白人的二十倍；法国那边光越南（最新数据8800万）的人口就超过本土人口（最新数据6400万）。
就这样，帝国们掉入了一人一票的选举陷阱。民主这东西，给了就收不回来了。很快，英国出现了第一位印度首相，据说也是尼赫鲁家族的；法国出现了第一位姓阮的总统。这些新生代领袖上台后，为了迎合选民，出台了很多“去英国化”、“去法国化”的文化政策，法国历史课本上的圣女贞德被淡化了，英国历史课本上的亚瑟王被一些叫作毗湿奴湿婆这样的印度神祇取代了。
然后，感觉到即将亡国灭种的白人群众们又一次怒了：打倒帝国，誓死独立，不忘初心！
头脑风暴至此，真是为欧洲群众捏一把汗，他们的先辈真是有如神助，在被迫的状态下都能逃脱一场大劫难。
历史的吊诡是，当年那些坚决要与欧洲帝国闹分家的殖民地人民们，在很多年后，却要被迫以难民的身份来到欧洲，甚至非法移民都在所不惜……
封上脑洞，说点正经的。对于欧洲民众而言，在早期，接收移民特别是难民曾经是一件发自本心的事，谁没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呢？何况，谁上溯三代没有点移民的血缘关系呢？
当进入现代社会形态之后，欧洲民众的人道主义却遇见了现实的冲击，所谓形势比人强。随便举两个例子，先谈利，再谈义。第一，在前现代，国籍本身除了点民族自豪感之外，并不包含太多的隐含收益（社会福利），移民的到来并不会直接损害原住民的利益（当然，印第安人不会这么想）；而二战后的欧洲是一个福利社会，在短期内，福利的盘子就那么大，欧洲民众会非常自然地想到甚至真实感知到，移民的到来实际上“摊薄”了原住民原本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水平。除了福利之外，人道主义和实际利益孰轻孰重，我想，让道德水平高尚的知识分子来判断绝对是不客观的。
第二，欧洲国家大体上都算是广义上的基督教国家，如果一定要扯政教分离的话，那至少是有着一种共同的“欧洲价值观”。落实到小处，可以是戴不戴面纱的问题，讲不讲英语法语的问题，现代文明与宗教情感孰轻孰重的问题，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但当异质文明伴随着移民一同大举涌入欧洲时，那些本身人道主义感情泛滥的欧洲民众可能也坐不住了。他们原本以为，西方（现代）文明会像“大熔炉”一样同化那些移民，这或许本是一个他们在心理上接受移民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当他们发现移民在新的国度可能会更抱团，以更加固守本身文化价值观的方式抵抗“同化”，甚至威胁到西方生活方式本身时，这应该算是一种幻灭吧。如果你用人道主义去提醒这些幻灭者时，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人道主义本就是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一种现代西方价值观，当西方价值观整个体系都在遭受异质文明的威胁时，再谈人道主义岂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欧洲移民政策的反复摇摆从本质上是对选民民意的一种回应。关键是，民意也是如此摇摆不定，选民的内心对此也充满着不确定性，一边是人道主义，一边是现实利益的考量。当《查理周刊》事件或者某次移民参与的恐怖袭击发生时，当国家福利水平受制于移民停滞不前时，民意可能会往右走一点，在舆论上更偏向收紧移民政策；但当叙利亚男孩溺毙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时，他们柔软的内心将会被刺痛得鲜血淋漓，短暂忘记移民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种种不快，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口吻向政治家呼唤：放他们进来吧，救救孩子。
所有人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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