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半的童年时光是在胜芳镇管辖的一个小村——崔庄子度过的，有关童年的记忆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每每回想却清晰可见，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挥之不散的永远......
我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胜芳人，60年代中期和母亲一道从固安调回霸县，也就回到了故乡胜芳。本来按照父母的学历和教学水平是应当分到条件更好的镇区学校，但由于两个人都是地主成份，是被审查的对象，也就顺理成章的被派到下面的小村崔庄子任教。60年代的崔庄子和当时华北平原上无数的村庄一样，贫脊落后 、条件艰苦，外来的教师来了又走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父母却在这个小村里一干就是二十年，和村里的乡亲处的更如家人一般。后来父亲回忆说，被分配到崔庄子本是含有惩罚意味的，但那些年，他们却因祸得福的被村里的干部和乡亲们保护起来，没怎么挨整，平安的渡过了运动时期。
70年代初，我出生在这个小村里。家安在学校的宿舍，大操场就是我们的庭院，房后面不远处是一条通往胜芳镇的大河，记得大家都叫那条河为排河，也许是通着大清河、中亭河吧，河水很深却清可见底，夏天，这里是小伙伴的乐园，冬天常有大点的孩子在上面滑冰，抽嘎嘎（陀螺），这条河早就枯了，改成了公路，所以我至今也没闹清它到底是哪条河的支流。
我每天和小伙伴们游戏的项目很多，在学校的操场跳房子、跳皮筋、抓子、丢沙包或用各种模子扣出不同图案的泥塑，有时偷偷跑到排河边，用玻璃罐头瓶捉几只小虾。最开心的还是秋天，和小朋友们相约到庄稼地里捉蚂蚱，每次都收获颇丰。母亲是做炸蚂蚱的高手，炸出的蚂蚱油亮金黄、香味扑鼻，我至今认为能赛过我尝过的任何美味。现在饭店里卖的炸蚂蚱只有空空的两张皮，大概是养殖的缘故，和小时侯吃的完全两个味儿。
村子很小，百十户人家彼此熟悉，父母是村里鲜有的文化人，不知是出于对文化的尊重还是对他们为人的肯定，我深刻的记得乡亲们对我父母十分敬重，也爱屋及乌的爱护着他们的孩子。直到今天我和哥哥回去在街上遇到上了年纪的乡亲，他们都能脱口叫出我们的乳名，亲亲热热的拉着上家里坐坐。
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家里有什么体力活，都是村里的叔叔伯伯来帮忙。收获的季节，总有学生被家长差使，提着蓝子送来新鲜的果疏、嫩玉米、甘薯，并不是给老师送礼，那时也根本不兴这个，只是觉得我们不在生产队里，分不到这些东西，是拿来给我们尝鲜的。西瓜成熟的那段日子，是我一年一度的佳节，每天午休都有学生或民办教师领我回家吃瓜，给我这个小小的人儿切开一个大西瓜，吃的肚儿滚圆才让走，常常是在回来的路上急着找撒尿的地方。
农家子弟的淳朴，让父母对自己的学生个个得意，晚饭后常有学生来补课，也有学生来讨教，家里人不少但却不吵闹，我能体会那时父母的快乐和满足。每天晚上临睡前，就听他们挨个念叨，什么张三是有聪明不用了，得好好盯住了；李四最近有点浮了，该去做家访了；王五最近成绩跟不上，得用晚上时间给他补补课；赵六家里困难，家长老想不让他上了，得做家长工作，别耽误了孩子等等等等。
在村里呆久了，父母越发得到乡亲们的热爱，特别是母亲成了大忙人，什么这家婆媳闹矛盾了，叫母亲去说和；那家哥几个打起来了，叫母亲去调节；或者是村里两个年轻人自由恋爱了，家长反对（那个年代呀，自由恋爱似乎是大逆不道，不问青红皂白，就是坚决反对），因为都是自己的学生，母亲就分别去做家长的工作，好成全他们。
就在我们一家人把崔庄子村当成自己的家，准备在这安家落户的81年，上级一来是考虑到父母的教学水平，二来也是为了落实政策，将他们一道调到当时胜芳镇新成立的重点小学第一小学任教，那一年我们回到了胜芳。胜芳和崔庄子现在看来只有一步之遥，但当时却也觉得离得很远，临别时和乡亲们依依道别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和崔庄子村的乡亲们浓厚的乡情成了我们全家人一生的珍藏，之后的三十余年，我们始终没断和村里人的联系，父母在时，每年春节，村里的乡亲、学生都来家里看望他们，平常日子也常有人来走动，送来时令的瓜瓜菜菜。近十余年间，父母相继离世，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守在灵前，送上“春风化雨、不忘师恩”的挽帐，乡亲们也闻讯赶来做最后的告别。由于我家的坟地离崔庄子村不远，出殡那天路过村子，我们也有意让父母临行前到他们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再做停留。一进村口，路旁挤满了提前知道了消息来送行的乡亲，很多人在道边摆好路祭，点起纸钱，送最后一程。看着长长的送行队伍，悲痛之余，心中有无限的感动、感激。二十年的光阴，我的父亲母亲把他们的青春，学识，智慧，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个叫崔庄子的地方，回望来时路，他们在自己岗位上坚守一生不曾懈怠所收获的这份情意多么珍贵而深沉厚重！
如今社会的功利与浮燥，让我们很难享有这样真挚的乡情了，我只有把这份情感珍藏在心，并对崔庄子的乡亲们深深俯首——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与温暖，给了我能点亮一生的幸福童年，那些记忆像一本经典的书，值得我反复品味阅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