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又到了，我问儿子怎么过？他回答两个字：“”沉思。”我说好像有本书就叫《沉思录》，儿子接过话茬，说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写的，是本个人哲学思考录。
儿子说：“人们通常会在事情发生并酿成灾祸后反思自己——其实，让自己静下来，很多事情是可以提前想明白的。”这道理也对，我就是个事后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人，而不愿提前去想未来。况且，在天朝，过多地憧憬未来，是令人悲愤而绝望的事情。
应该说，有价值的沉思，是需要理论指导的。儿子说，他正在读《叔本华论说文集》，该书的英文译者写了50多页的长序，非常好，读的时候花了好几个小时。
“叔本华的书，其实挺难读的。不过，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好好读一下。”儿子说。然后，他给我介绍了叔本华的生平……叔本华自诩最懂康德，而黑格尔对康德的阐释，在他眼里简直一文不名。遗憾的是，叔本华实际上也是身后名，生前大部分时间不被认识和理解，只是在晚年出了些小名。
谈话间，我把话题拉回到圣诞节，问儿子有没有收到家庭或个人的邀请，一块儿过节？他说有，但是不便外出：一来近几天大雪封门，出行不便，二来也确实想独处几日，看看书，思考些问题——听他这么说，我便罢了。
从前，我是排斥节日的，总觉得过节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尤其是中国人过洋节，更觉有些不伦不类。这些年，渐渐活出些沧桑，便对一切多见不怪——百姓越苦，越需要找出理由，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些欢乐呀。
或许，当一个人内心越强大，对外界的依附程度也越低，越有勇气面对自己。我曾问到过儿子——从过去的得过且过，到后来只争朝夕，发生这种改变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他脱口而出：自己住。
我知道，儿子说的是上大学之后，他先是在学校宿舍住了一个学期，然后就提出来自己租房子住，理由是宿舍太吵，而他学的课程多，强度大，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
行动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妈妈的反对，认为大学生要适应集体生活；二是违反学校规定，校方要求学生前两年必须住校。儿子的性格特点是，想做的事情不会轻言放弃——我负责说服妈妈，而他则去找校方谈判，扬言不放行就转学，后来学校竟同意了。
我问过儿子，跟学校谈判时，哪来这么大的底气？他说：“我相信他们不愿失去我这么个优秀的学生。”当然，他说这话，也有调侃自己的意思，或许对美国大学的民主氛围，他是心里有底的。要是在国内大学，说不定还要招致祸端呢？
我至今已经记不清，是否曾经写过儿子出来租房的细节——从找房子、谈合同、买保险，到搬迁、置办家居用品等等，儿子说经历过这个过程后，他就从一个“学校人”变为一个“社会人”了，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
通过这件事情，儿子赢得了安静的学习空间，也同时赢得了信任和自由。而事实上，充份的信任和充足的自由，往往能使人更多地唤发出能动性和创造力——对此，我深信不疑，儿子的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相反，更多的情况是，孩子的成长历程，每一步都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打压，且都是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扼杀其自由意志。一方面物质上尽量满足，另一方面精神上无端禁锢——这样，岂不是否定了孩子做为人的存在，而要把他养成一头猪？
寒假以来，儿子说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看书沉思睡觉打游戏”——实际上，他会在傍晚时散步到校园及附近的餐厅，顺便买个三明治回来做为晚餐，早餐和午餐都是在家自己做。他有不错的厨艺，出国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圣诞节傍晚，儿子打开视频，我看到他在一个有大面积落地窗的楼里，说是工程学院，外面是洁白淡远的雪景。我问他有没有买三明治回来？他说没有，今天人们都回家过圣诞了，没卖的。我问工程学院有人吗？他说没有别人，只遇见几个保安，都很熟悉，还聊了会儿，很开心。
然后，我问儿子晚餐怎么办？他说好办，回家再说。过了会儿，他发图片过来，说自己考的烧饼，看上去像面团，里面可以夹肉和蔬菜——在我看来，分明已经很不错了。
顺便，儿子还发来了他感觉“考得很烂”的期末成绩，依旧是全A——本学期的GPA是3.875。他说：这与其说是分数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人品的胜利。我问：人品怎么了？他答：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