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又是一年新春到。白驹过隙，悠悠年味儿始终在回眸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比较困难，当时我七八岁的样子，快过年的时候就巴不得时间过得快点再快点，我们盼望着过年吃饺子，穿新衣，吃糖吃肉，总之是盼望着只有过年才有的东西。

记得每年的腊月二十八、九是我家年前准备工作最忙碌的时候。

二十八把面发，妈妈总是遵循着古法用提前泡好的面肥和两盆面（和一盆面不够）放到炉台边温着，第二天总是奇迹般地发酵成满满一瓷盆，这时候妈妈的大工程就启动了。妈妈的工程是我们家的面子，承担着我们家走亲访友的责任，那个年代买不起点心走亲戚全仰仗着馒头充门面，所以妈妈一点都不敢怠慢。

妈妈看着发酵好的面自信地开始施碱、揉面蒸馒头、蒸花糕，馒头分为大、小两种，花糕分为枣糕和花馍，大馒头和枣糕是过年走亲戚要送人的，小馒头是平时我们吃的，花馍（一般蒸的是寿桃和花朵的样子）是供养祖宗的；待妈妈分门别类地蒸好后，凉到篦子上防止互相粘连影响品相，最后用一根筷子圆的那头蘸上五颜六色的食色涂到花馍上，顿时让人看了馋涎欲滴的大寿桃和鲜花跃然眼前；又白又大的馒头只在顶上点一个大大的红点，以示吉利。

妈妈蒸馒头的时候爸爸一般是炸豆腐、炸鱼、炸丸子，再挑不同部位的猪肉炒肉、煮肉、蒸肉，需要又煮又蒸的肉我们老家叫定碗，定碗最多的是甜口的红肉和咸口的米粉肉，炒的最多的是大炒肉和过油肉，我们最爱吃的是用纯瘦肉裹着鸡蛋做的过油肉，那时候只有过年时家里才做这些吃的，我们经常流着口水看爸爸做菜。

经过爸爸妈妈白天的忙碌，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家厨房里、院子里到处都摆的满满的，特别是炒肉的香味飘荡着馋得我们这些孩子们老偷偷地拿手叼着吃，偷吃的多了免不了挨骂。

爸爸妈妈忙碌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没闲着，在我印象里最害怕的就是剁饺子馅和擦玻璃，老妈拿来五六颗大白菜，让我都剁成馅儿，小手挥舞着爸爸自制的大铁刀对着白菜上上下下，没一会儿就觉得累了，我自认为白菜已经剁的很烂的时候，总是问爸爸妈妈：“行了吧”。可是大多时候得到的回答是：“不行，再剁剁。”每年我们家都要做满满一大铁锅的馅儿，从年三十晚上吃到初五。

到大年三十的时候，吃的基本准备停当，剩下就是扫院子，洗衣服，贴对联，记忆中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要贴，厕所、菜窖、树上，每间房子和宅院大门都得贴上红红的对，爸爸还要在大门上挂灯笼，看着一片红红的对联和大门口的红灯笼年味就愈加浓烈了。

虽然条件有限但是鞭炮没多有少终会闪亮登场，年三十下午开始弟弟们放的鞭炮声就零星不断，偶尔还伴着呲呲火的呲呲声，呲呲火是从放过的炮灰里捡没有燃着的鞭炮，他们把捡来的炮从中间掰开露出火药点燃也玩得其乐无穷。

年三十最期盼的是吃饺子，终于等到饺子煮好了，爸爸每次都把饺子捞到一个长长的椭圆形的盘子里，这个盘子是我家祖上留下来的盘子，我们叫它“鱼盘”，爸爸端着鱼盘从厨房出来往屋里走，我们在后面跟着，爸爸总是把出锅的第一盘饺子端到我们家的祖宗牌位前供一会儿，然后带我们一起向先辈们磕头拜年，这时候我们就耐不住问：“什么时候才能吃呀？”爸爸答：等饺子看不见有热气的时候。

穿新衣、放鞭炮、拜大年。初一早晨一睁眼我们就能看见妈妈为我们准备的新衣服了，妈妈是个特别手巧的人，我们姐弟仨的新衣服都是妈妈亲手做的，每年都会有人赞叹不已。穿上新衣，挨着门地给长辈们拜年，总是说一句：“过年好”。

拜年印象深刻的是初二去我姥娘家（我们管姥姥叫姥娘）拜年，我姥爷有个堂哥，我们叫他大姥爷，大姥爷高高的个子，驮着背，当时可能是60多岁，一辈子未娶，孤身一人生活，好像是以捡破烂为生，平时看见我们也从不说话，每次去了姥娘家妈妈总是数10个馒头，让我们拿着去看大姥爷。大姥爷住的小屋挂着门帘，屋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旁边两张凳子，其它地方放着五六个褐色的瓦罐，瓦罐是当时用来盛粮食的，我们三个拿着馒头掀开门帘走进他那黑乎乎的小屋里说一声：“大姥爷，过年好。”大姥爷回一句：“来了。”说着接过馒头放到桌子上，随即走到瓦罐前背对着我们把手伸进放着小米的瓦罐里摸来摸去（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把钱藏到米罐中），不一会就摸出一卷钱（都是毛票），他那大手把钱摊开抽出三张两毛钱给我们一人一张，赶上他高兴的时候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人一块纸包着的水果糖，我们接过两毛钱的压岁钱一溜烟地就跑了。

当时别的长辈给我们压岁钱大多是一块二块的，他连续几年都是给的两毛钱，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期盼，结果有一年他破例竟然给了我们每人五毛钱，着实让大家高兴了一回……

        多少光阴一晃都过去了，现在物质极大丰富，线上线下采购极其方便，走亲戚的馒头，过年的新衣服再也不用劳神费力亲力亲为，过年的吃食平时也吃得没有了新鲜感，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只是现在过年没有了童年时的那些简单期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