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在80至90年代执导的《霸王别姬》,是中国文艺界公认的影视神作,直到今天,哪怕放眼整个亚洲,也难以找出与之一相匹敌的影视作品。
与当今时代相比,陈凯歌所处的年代大师辈出,名角熠熠。
就在《霸王别姬》封神的同一年,大洋彼岸美国也上映了一部借着爱情故事,讽刺"东方主义",警醒西方人的剧情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
这部电影是华裔编剧黄哲伦,根据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讲述法国外交官与京剧优伶的离奇爱情故事:1964年,法国人高仁尼(杰瑞米·艾恩斯饰演)被派驻到中国北京就职驻华大使馆会计。
在北京工作时,他在礼堂观看《蝴蝶夫人》歌剧时,惊艳于京剧伶人宋丽玲(尊龙饰演)的优雅温顺,于是在歌剧结束后立刻就到台下与宋丽玲示好。
为了再次邂逅宋丽玲,高仁尼来到宋所说的京剧戏院,他坐在一群中国人中间看见戏台上绝代风华,颦笑婀娜的宋丽玲,情不自禁爱上她。
两个原本处于孤独的人,逐渐在疏离与试探中找到彼此的情谊。
然而好景不长,当时发生了一场运动,宋丽玲的因为“伶人”身份被下放到农场改造,她们也就失去了音信。
时间来到1968年,宋丽玲辗转来到法国巴黎,找到了高仁尼与他相聚。
随后宋丽玲的间谍身份被揭发,当他看到被告席上西装革履的宋丽玲时,才知道自己相处多年的妻子是个男人。
面对如此不堪的情况,高仁尼的人格被击溃,他模范蝴蝶夫人穿着和服,在狱中绝望自杀。
早在《蝴蝶君》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之前,它就已经在30多个国家巡演,是百老汇舞台的常客。
作者黄哲伦更是凭借该作品获得了当季的托尼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美国人。
所以当听说《蝴蝶君》要改编成电影时,很多影视制作公司都向黄哲伦抛来橄榄枝。
他最终选择了华纳影业,与导演大卫·柯南伯格合作,一起把他的获奖作《蝴蝶君》改编成了电影。
《蝴蝶君》剧本创造灵感来自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1905年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讲述日本的艺伎爱上一个美国白人,遭到美国白人抛弃并自杀的悲剧。
黄哲伦的《蝴蝶君》虽然灵感来自《蝴蝶夫人》,他的作品结局与原作截然不同。
在《蝴蝶夫人》中是蝴蝶自杀身亡,而《蝴蝶君》则是白人高仁尼绝望自杀。
黄哲伦给予《蝴蝶君》截然相反的结局,与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
正是因为他的华裔身份,黄哲伦对东方文化的解构与诠释,完全颠覆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让西方人在撕裂与崩塌中重新审视东方,重新看待在西方世界盛行已久,充满西方式傲慢轻蔑的“东方主义”文化。
接下来我将结合东方主义,文化意识,以及同时代文化作品为大家解析这部电影。
黄哲伦对东方主义的解构重建
先大致介绍下什么是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西方国家对近东、中东及远东语国家社会状态,文化及人文风貌的研究,通常以西方的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描绘东方国家的音乐,绘画等作品形式出现。
有赖于西方长期原始积累以及数次工业革命,在“西方”知识、制度和经济政策下,西方一度成为“文明,先进,强大”的代名词。
出于文明的傲慢,西方社会将传统东方社会积贫积弱之境地,归结于东方“堕落,邪恶,愚昧”。
这种长期积累的傲慢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
在一些较为激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一度遭到西方主流意识的诋毁。
也是在“东方主义”作祟下,西方出现的“东方面孔”始终非理性:
东方男性被形容为堕落无耻且被妖魔化(如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譬如让西方世界一度闻风丧胆的“傅满洲”,是西方华人对东方男性的普遍认知。
东方女性被描绘成为放荡、顺从且颇具异域风情(如后宫、闺房、面纱、艺妓等),例如美国华裔女星黄柳在电影《海逝》中饰演的“莲花”,就是典型的“蝴蝶夫人”式的悲情角色。
西方根据“东方主义”的臆想式文艺作品还有很多,正是在这种文艺氛围中,黄哲伦的“蝴蝶君”展开对白人男子的形象反讽:
高仁尼在法国就是彻头彻尾的底层,但是到了上世纪中期的北京后,他的地位与当时中国人的地位比较,反而成人上人。
宋丽玲的出现,勾起他意识深处对“东方神秘风情”的向往,也激起了他在白人群体中没有的阳刚之气。
宋作为情报人员也知道高仁尼对自己有意思,就装扮成女人步步为营,将高仁尼诱骗到甘愿为她背叛法国。
当宋丽玲以男儿身站在被告席时,在场包含高仁尼在内的众多白人男性满目惊诧,面面相觑。
在她们的眼中,东方女人温顺妩媚,善良忠诚,逆来顺受。他们无法将这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同以往西方任何文艺作品中“东方娇娃”形象划等号。
电影中宋丽玲在台前铿锵有力,不卑不亢诉说着西方对东方的傲慢蔑视时,让西方人“大梦初醒”。
逐渐开始正视东方文化,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臆想产物,东方人绝对不是他们以为的形象。
构建于文化差异的“蝴蝶”象征
有趣的是,这出爱情的闹剧并不是虚构的,华裔作家黄哲伦在1986年偶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则社会新闻:
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个中国京剧演员保持了近 20 年的情侣关系, 最后发现这个京剧女伴居然是情报人员,还是个男的!
这种怪诞荒谬的故事给了黄哲伦极大的创作灵感,再结合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的悲剧内核,他把“蝴蝶”这一意向的表现发挥近乎极致。
在象征意向中,高仁尼代表了西方主流傲慢僵化的外交官。
宋丽玲在电影中与当时的中国属于同构关系,宋丽玲是高仁尼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中国则是西方想象中的“蝴蝶君”。
高仁尼第一次看见宋丽玲在剧院表演《蝴蝶夫人》歌剧时,他深受震撼不是因为歌剧的悲剧,而是他在潜意识也希望可以有一位“蝴蝶夫人”为了自己而殉情。
这种被激发的阳刚之气促使他迫不及待去“求爱”宋丽玲,他原本想通过赞美宋的歌喉来套近乎,称赞对宋丽玲吟唱的《蝴蝶夫人》深受震撼,却被宋丽玲反将一军:
“试着想想, 假如某个金发碧眼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矮小猥琐的日本商人。
这日本人粗暴地对待她, 然后弃她而去。3年又3年,她对着他的照片朝思暮想, 还曾拒绝了年轻的肯尼迪的求婚。
最后, 当她知道这个日本 男人已经再婚, 她就痛苦地自刎身亡。
我相信, 你会认为这个女孩是个精神错乱的白痴, 对吗?
但因为是一个东方人为了一个西方人而自杀, 你就会觉得它很美。”
宋丽玲挑明了《蝴蝶夫人》是西方对东方的偏见。
高仁尼在同僚前唯唯诺诺,却在宋丽玲面前“阳刚十足”,也是因为他这样的白人内心深处对东方人的傲慢。
在高仁尼的描述中“东方的女人害怕白人,东方的男人恨白人,东方人总是屈从于强大的力量”,这使得他对生活充满了自信,甚至自信到盲目。
有的评论家认为高仁尼知道宋丽玲的性别特征,只不过他并不在乎宋丽玲是什么样的人,他在乎的只是自己心中的蝴蝶夫人。
电影结局高仁尼与宋丽玲坐在囚车上四目相对,高仁尼此刻还在问宋丽玲:“你是我的蝴蝶夫人吗?”
宋丽玲冷笑着问: “你还爱我是吧! 你还想要我是吧! 哪怕我穿西装打领带?”
高仁尼回道“你不是, 完全不像, 完全不像我的 蝴蝶夫人。” 宋挑衅地问: “你这么肯定? 过来, 我的小宝贝……不, 我是你的小宝贝, 对吗?”
他闭上眼睛, 再次跟随宋的声音和触感回到从前,感受到了他的蝴蝶夫人。
高仁尼直言,宋丽玲告诉了他真相, 但是他喜欢的是谎言, 一个完美的谎言, 已经给捣毁了。”
高仁尼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傲慢与自信,都只是宋丽玲刻意纵容,他的“蝴蝶夫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敌对意识下的东西方文化“鸿沟”
黄哲伦借着高仁尼臆想的蝴蝶夫人形象的坍塌,也宣告西方国家臆想中的“蝴蝶君”的撕裂。
1950-1980时期的中国,跟美国为首的西方交恶,我们的国家形象也随着国际关系变得妖魔化。
那段时期这种敌对的意识也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导致好莱坞电影中国形象污名泛滥。
在电影中东方的形象就是破败不堪,灰绿一片,木偶般的样板戏,对传统文化的焚毁。
但是黄哲伦作为一个华裔作家,试图将西方人传统的对东方傲慢的视角,拉回正常的平视。
首次让东方文化从一个“只会沉默,任人抹黑”的客体,蜕变为“可以表达与控诉”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东方平等对话的权利。
宋丽玲就是“东方”的实体化形象,他在法庭对着环绕周围的白人说道:
“西方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坚船利炮、工业、资本, 于是东方就成为了女性的柔弱、纤细、贫穷、擅长艺术的代名词。”
“你们希望东方国家屈从于你们的权威下,就好像要求东方女人屈从于你们的白人男性。这种女性化的东方, 恰恰构成了西方的“蝴蝶夫人”,
宋丽玲对高仁尼的愚弄,以及法庭上的剖析,是对西方式傲慢最大的反击!
还记得前不久澳大利亚要求中国“割地赔款”的新闻吗,这就是西方式傲慢闹出的大笑话。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已然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方人在中国政府的带领下持续创造出巨大奇迹。
没想到这部《蝴蝶君》上映三十多年后,西方人全然不顾黄哲伦的警示,当东方人在世界上越来越有话语权的同时,西方阵营却选择故步自封保守排外。
这件事也提醒西方人,如果你们只是基于偏激守旧的“东方主义”来看待正在发展的新中国。
那么最终你们的故步自封,一叶障目,也会像高仁尼似的,恍然大悟而后绝望而亡。
最后由衷得说一句,“洋大人,时代变了”!
参考资料
① 《东方主义Orientalism》维基百科
② 《蝴蝶君M. Butterfly》维基百科&豆瓣影评
③ 《普契尼—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维基百科
④《Anna May Wong: The first Asian American Movie Star| Unladylike2020 | American Masters | PBS》-Youtube
⑤ 《黄柳霜Anna May Wong》&《海逝》维基百科
⑥ 赵峰.《蝴蝶君》:西方人眼中东方女性形象的幻灭——兼评电影与剧本的差别[J].电影文学,2004(06):22-24.
⑦ 丁文莉.论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42-45.
⑧ 马婷.想象的中国 西方的“蝴蝶君”——谈电影《蝴蝶君》[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2(05):55-58.
⑨ 苗琪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从“两只蝴蝶”的遭遇看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6):37-38.
⑩ 《托尼奖Tony Award》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