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又要到年底了。

记忆中，最开心的年一定是在农村过的。村里有老屋，老屋里，有几代人关于年的印象。

如今城市密集，高楼耸立，但只要老屋还在，我们就多一份情感的寄托，多一个怀念的理由，多一个情绪的出口。

炕头暖和，小孩偏不圈在屋里炕头上，定是要出去耍的；

包饺子热闹，手掌还没有饺子皮大的顽童踮着脚尖也要从桌子上够一块饺子皮，管它会不会包成饺子样儿的，碰一下，搁手里捂捂就幸福好久；

本来十一点多要放的鞭炮，七八点钟就等不急了，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大人根本拦不住的。说是放炮，孩子们也只敢玩玩小炮，家门口，几个钻天猴点着了听响儿。更多时候，女孩子们愿意拿一束文静的炮，在空气中画画写字，好像是公主似的。我至今也叫不出那个我好喜欢的爆竹的名字，便只叫它们“花火”。我还喜欢那些闪闪的礼花，在夜空之中，光芒万丈，也曾盖过了满天星辰。

诗意里，正所谓火树银花。

小孩子心里惦记着玩，吃年夜饭哪有玩重要。长辈们看自家的孩子怎么看怎么都顺眼，便也就由着孩子们的性子允许他们违反所谓的家族规矩，撒欢儿了玩儿。但又为了不因为这片刻的纵容导致日后的难以管教，又悄悄的建立起新的规矩。我老是被规定最少吃十五个饺子之后才能玩儿，那时候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后来，我也有了一群一心惦记着玩儿的弟弟们。

习惯大概从那时开始养成了，不管生活多么的匆忙，十五个饺子的量，变成了一顿饭的底线。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好好吃饭，是一件多么重要但又难以实现的事情。

所谓好的规矩，最后都会成为难得的好习惯，成为一种深入了骨髓的家风的浸润，成为一辈子抹不去的关于家风的继承。

拜年，收红包还是次要的，多少都能压岁，我怕的是丢钱。纸币东放一张西放一张，找不到了自己心酸半天，丢的哪只是压岁钱啊，丢的是一种有点狭隘的对于年的执念。

我收到过的最大红包，是大大准备的一百张一元纸币，一百张呢，厚厚的一沓。

小孩子永远是注重形式的，他们没有成人世界里的对物质的过分渴求，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氛围，一架纸飞机的快乐、一场“猴拉车”的循环往复、一个五块钱的赌约、一个有糖果、有瓜子仁儿的宴席。这是精神的满足，是单纯的快乐，这或许是成年人眼里的一无所有，但却是孩子们心中的富可敌国。

我也惦记亲戚们拜年带来的点心盒子，现在想想，那盒子真是土气、又俗，盒子表面的花样也是不讨人爱，但小时候，点心吃完了盒子也要留着，就是要留着，那可是芭比娃娃们的新家。关键是，那些点心，麻糖、枣糕、春卷、驴打滚，甜的咸的，都是滋味，吃满意了，才算过年。

我现在好像也没那股热情了，但是我仍然因为感知着过往童稚的自己所感受到的那股幸福而幸福着。成熟，倒也不是不为所动的彻底理性，而应该是理性的感性，当哭则哭，该笑则笑，是不再肆意，不再盲从，不再放纵。

我，是长大了，但是那个小孩，还在那段时光里，没怎么长大。

这便是残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礼物，它允许你回忆，允许你肆无忌惮的感怀良久。但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时间的残忍之处就在于这些礼物，它让你未来的某些缘分与你过去的经历永远充满了关联。过去，就是未来的一部分。

在我的回忆里，有些时候，大人是发愁过年的。日子拮据的时候，这一年过的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亲朋好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团圆的时候，孩子们长大了的时候，长辈们老去、没了心气的时候。

那份愁，必须是酸涩的、难挨的，也必是小孩子理解不了的。那一刻的大人，会不由得羡慕除了大人之外的一切角色吧。

所以年为何沉甸甸于我们的心里，或许，因为它鲜活，愁喜共存，愁的时候，强迫欢喜；喜的时候，就记住、去感恩、并期待。

我生在了翻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很奇怪，它迅速的出现了一些像那些礼花一般可以盖过满天星辰的东西，有随时催生出了人们新的意识、新的需求、新的欲望、新的生活方式。年，自然抵不过这些新的东西，慢慢变成了人们口中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价值。

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遗忘传统中追忆着传统，有些传统失去了，因为遗忘的速度超过了追忆的速度，有些传统侥幸留在了表面，因为总有人，是真的舍不得也放不下。

年味，到底是人情味。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情味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那些让我们所有人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大多是始于人情的共鸣。

愿人情发挥作用，传统得以继承，年复一年，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