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秦国、秦朝的国姓是嬴，秦始皇称嬴政。嬴秦的始祖是谁呢？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秦本纪》给出了答案：是伯翳。伯翳又作柏翳或伯益，《尚书·益稷》等则单称一个益字。

　　伯益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舜、禹时代的一个著名人物。从古籍记载可知，伯益是高超的驯兽奇才、最早的农业专家、卓越的政治谋士、实践的地理学家、大禹治水的两大助手之一，后期几乎当了大禹的接班人。

　　本文拟就与伯益姓氏有关的问题进行如下考证。

一、从姓氏传承关系判断：伯益确为东夷首领少昊后人

　　《史记·秦本纪》开宗明义写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是为柏翳。”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这段记述当本自秦之《本纪》。在上古传说时代，中国尚未诞生可记事的文字，各族历史只凭代代口传亲授得以存留。秦《本纪》所言，也不例外。因为时间久远，口头传授不可能准确无误，所以体现在《史记》中有错也就在所难免。例如，从大费伯益算起，到其后裔蜚廉事殷纣王死，中经九百余年，而《史记·秦本纪》却只记十一代。若按三十年一代计，约漏载二十代。这不是司马迁之错，而是史料不足所致。因此，对追记传说时代的文字，我们不能机械地死抠字眼，而要加以科学分析。对上引《秦本纪》文字，我们也应采取这种态度。透过神话传说现象，我们可以看到：

　　（一）秦人对早期历史的模糊记忆，明显地存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帝颛顼时代我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秦人（还有更早一些的商人）还会有这种“返祖”记忆，说明社会进步存在着差别性。

　　（二）秦人同商人一样，都有玄鸟即燕子崇拜，说明他们均出自以玄鸟为图腾的古老氏族。

　　（三）说明大费伯益的母系是帝颛顼后裔。

　　那么，伯益的父系祖先是谁呢？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接下去写的“舜赐姓嬴氏”，还是无意中透露了端倪。

　　在古代，姓、氏是有别的。姓是根，氏是枝；姓是源，氏是流。氏从姓出。具体到伯益的嬴氏，到底是出自何人之嬴姓呢？

　　出自少昊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在解释上古八大姓（姜、姬、姚、姒、姑、坛、妫、嬴）之一嬴时指明：“嬴，少昊氏之姓。”

　　早在春秋时代，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写《左传·昭公十七年》时，即提到郑国国君郯子之高祖为少昊挚。而郯国为司马迁《秦本纪》所列嬴姓十四国之一。

　　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则进一步指出：“诸嬴为少昊后不待较矣。”诸嬴自然包括司马迁所提到的秦国。疑古派史学大师顾颉刚早年曾斥《左传》郯子语为“窜伪”之文，晚年通过“研究周公东征时的东方民族”，不仅肯定了郯子那段话的史料价值，而且得出了“少嗥实为东方嬴族的祖先或宗神”的正确结论。

　　唐司马贞早就看出了《秦本纪》关于“秦之先”记述的问题所在：“女修，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

　　这就是说，伯益（包括其后裔）的父系祖先是少昊挚或曰少昊氏，而颛顼只不过是其母系祖先。两者虽都是祖先，却不容混淆。因为自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就应以父系计算血缘传承关系。若仍固守以母系计算，显然“非生人之义也”，即不符合人类繁衍生息必须遵循的规矩。

　　既然少昊是嬴姓始祖，那么他的嬴姓如何得来也颇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一个人的姓，除继承祖先或受帝后所赐者外，往往以他的出生地、居留地、发祥地之名，包括山川江河之名，作为其姓。例如，“姜，神农氏居姜水以为姓”。“姬，黄帝居姬水以为姓。”“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国语·晋语》《帝王世纪》等亦有类似之语。正是依据“因生以赐姓”这一规律，宋郑樵点明了少昊嬴姓之来源：“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嬴滨者赐以嬴。姬之得赐，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赐，居于姜水故也。”说明少昊之嬴姓，与炎帝之姜姓、黄帝之姬姓、虞舜之姚姓，同样都来自水名、地名。古人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居此地而非彼地，之所以得此姓而非彼姓，完全是上天上帝所赐，所以才有“因生以赐姓”之说。必须说明，这种“因生以赐姓”，与后世帝王之“赐姓”，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前者尊重血统，后者服从权势。服从权势的赐姓行为，必然导致毫无血统关系的姓氏雷同现象。

　　少昊所居的“嬴滨”——嬴水之滨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今山东莱芜市。嬴水，又称嬴汶，乃山东汶河上游的三大支流（嬴、牟、柴）之一，发源于章丘池凉泉，中途流经莱芜市城子县村“嬴城遗址”，从西杨庄进入泰安境，全长八十六公里。少昊生于嬴水而得嬴姓，长大“登帝位在鲁北，后徒曲阜”。故《史记·鲁周公世家》称曲阜为“少昊之墟”。宋代在曲阜所建“少昊陵”至今保存完好。从嬴水到曲阜，其间不过二百里，少昊足迹清晰可见，较之生于曲阜（寿丘），而远到千里之外姬水得姓的黄帝，似乎更合乎情理。

　　应该说，嬴城遗址和少昊之墟当年都在“少昊之国”中。《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神话中的“大壑”或日“归墟”，后来成为大海、巨泽的代名词。后世之雷夏泽、大野泽、梁山泊、微山湖等，当全为“大壑”之遗存水域。“少昊之国”原本在大泽之中的陆地上。　　“少昊之国”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描述的鸟官之国。二十四种以鸟命氏名官的东夷鸟族散居在今山东大地及其周边地区，其中的爽鸠氏后曾出现在薄姑（今博兴）。

　　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少昊文化”，其证据不仅是少昊时代与大汶口文化存在的时间相符合，而且从出土鸟形陶鬻、女性口含鸟卵状陶球等可以看出，两者的鸟图腾崇拜也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与《秦本纪》所记“秦之先”吞玄鸟卵而生不谋而合，足证嬴氏伯益确为嬴姓少昊之后。正因为如此，伯益之后在西方建立秦国后，乃作神庙以最高规格祭祀白帝少昊。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少昊为嬴姓始祖。伯益乃少昊后人，称为嬴氏始祖才是准确的。

二、历代文字记载证实：今嬴滨乃古之嬴地

　　少昊因居于嬴滨而被上天赐以嬴姓。那么，伯益的嬴氏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古籍记载证明，乃由帝舜所赐而来。

　　《史记·秦本纪》记述了这一过程：

　　“（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日：‘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日：‘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阜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这是说，在大费协助大禹完成治水任务后，已接任帝尧大位的帝舜十分赏识大禹，大禹十分谦虚，说治水成功也有大费辅助之功。帝舜看到大费赞扬大禹之功，认为他高风亮节，便赏赐阜游作为表彰，并将本家之女嫁其为妻。大费恭敬接受以后，辅佐帝舜调驯鸟兽，很多鸟兽被驯服，这就是柏翳。帝舜赐他姓嬴氏。

　　帝舜为什么赐伯益姓嬴氏而不姓他氏呢？司马迁这里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在《秦本纪》的另一处，司马迁写道：“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这里比上述一段进了一步，首次点明了伯益“有土”，即有了封地或食邑。但地在何处？与赐氏有无关系？仍然是个谜。真正揭开这个谜底的是宋罗泌。他在煌煌史学巨著《路史》中，曾两次论及此事：

　　“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注曰：“嬴，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即太山嬴县。”

　　“嬴，翳能繁物而封，汉县隶泰山（郡），后魏复置于莱芜，唐入博城。所谓嬴博，今兖之莱芜，本齐邑。”注日：“公会齐侯处。”

　　罗泌的观点很清楚，伯益初始封地曰嬴。嬴即汉代的泰山郡嬴县。春秋时嬴为齐邑。鲁桓公三年（前709年），“公会齐侯于嬴”，即此。

　　同时，罗泌点破了嬴地与嬴氏的关系，即伯益之嬴氏来源于封地之名嬴。

　　我们已经知道，嬴滨之地是少昊出生及得嬴姓之故地，帝舜将这块土地赐给伯益，固然是对他驯兽有功的奖赏，但最重要的是让他认祖归宗，由母系姓氏转入父系姓氏，继承和发扬少昊的光辉业绩，担当起嬴族部落的领导重任。这体现出帝舜赐伯益嬴地、嬴氏的良苦用心。莱芜古嬴水、嬴地作为嬴姓少昊、嬴氏伯益的发祥地，在先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家考证，在夏商两代，嬴与牟、长勺同为“诸侯国”，春秋时为齐邑。仅《春秋》及其三《传》、《礼记》就曾先后七次记载发生在嬴邑的大事。《孟子》、《战国策》则记载了战国时代与嬴邑相关的两件事。这些足以证明当年古嬴地位之重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先秦时代，以嬴作地名的在华夏大地上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今天的莱芜。这种唯一性对研究嬴姓、嬴氏源于莱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迟至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始有“嬴州”之称的今河北省河间市，根本无法与早它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即见诸史书（《春秋·桓公三年》）的莱芜古嬴同日而语。古人绝不可能以一个当时尚未诞生的地名作为得姓命氏之地。

　　还有一个令秦始皇魂牵梦萦的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之一的瀛洲，首见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得名甚晚，且为神话中虚无缥缈之海岛，绝非少昊、伯益所居之地甚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原齐国嬴邑首置嬴县。他用自己的皇姓作为东方一县之名，自有其特殊之意义。汉沿秦制，仍设嬴县。

　　《汉书·地理志》记载：“嬴有铁官。”在此前后，关于莱芜古嬴之记载不绝如缕。据莱芜市史志办原主任尹承乾先生辑录，至民国为止，达七十余次。直至今天，莱芜仍被称为“嬴牟大地”。作为化石般的古老地名，嬴至今仍然充满着青春活力，活在莱芜人民心目中。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加探究吗？

三、莱芜出土文物证明：少昊、伯益曾居于嬴滨是可信的

　　莱芜从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生息，在嬴水流域古代文明更加发达。尽管在这一地区，包括嬴城遗址在内，从未进行过系统的文物发掘，但是人们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日常劳作中的偶然发现，国家组织的三次文物普查，以及文物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两次野外调查，还是获得了大量文物和考古信息，从而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而不断环的考古文化序列。

　　旧石器时代

　　据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的《莱芜文物》介绍，从嬴城遗址一河之隔的边王许遗址，“采集的石器有尖状器、砍砸器和表面制作粗糙的斧、锛等，呈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

　　包括北辛文化（前5400-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前4500-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前26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600年）。

　　岳石文化之后进入青铜时代，亦即历史学上的商周时代。然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亦即秦汉时期。

　　所有这些考古文化在嬴水流域均有发现。2008年冬，有山东大学文博系和莱芜市文物办组成的第三次文物普查队在杨庄镇张里街发现两处遗址，一处遗址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有残石磨棒、红褐陶釜口沿，还有较多的黑陶器残片。另一处遗址出土过石斧、陶片，还有青铜剑。“经普查队专家认定，整个遗址为北辛、龙山、岳石文化和周汉时期的文化遗址。”

　　下边重点介绍与少昊、伯益时代相对应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

　　据莱芜市文物办原主任、莱芜嬴历史文化院副院长宋继荣先生介绍，在嬴水流域发现呈大汶口文化特点的遗址有寨西遗址、大王庄遗址、边王许遗址、小增家遗址、嬴城遗址。其中，边王许遗址出土过石斧、石铲、石锛。小增家庄遗址挖出过磨制光滑、小头穿孔的石斧，在一土坑竖穴墓中出土过随葬的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白陶鬻。2001年10月9日，由泰安、莱芜两市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嬴水之滨的嬴城遗址进行了一次野外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若干件。其中，石斧一件，斧下宽上窄，刃部残断，横截面呈扁椭圆形，残长14厘米、宽16厘米；石磨棒一件，横截面呈椭圆形，残存研磨面较平整，残长12厘米、厚4厘米；石锛一件，扁薄，长梯形，断面呈长方形，磨制精细，刃部锐利，残长5.5厘米、宽5厘米、厚1厘米；石纺轮一件，扁圆形，体较薄，中央穿孔，孔径1.2厘米，轮外壁刻竖纹，直径6厘米、宽0.9厘米”。

　　这批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明显呈大汶口文化特征，其中石纺轮的发现意义尤其重大。　　王玉哲先生引述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大汶口》一书资料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一百二十多座墓葬，凡头部有装饰的，均随葬纺轮；头部无装饰品的，多随葬农具。”由此，王先生得出结论：“可以看出当时男女间在劳动上有了较明确的男耕女织的分工。男子在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而妇女则从事纺织和家务等次要的劳动。这与仰韵文化早期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男子从事作为辅助经济的狩猎，恰成鲜明的对比。”

　　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之一。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即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这是东夷文明的巨大进步。而这一文明进程的领导者正是从嬴滨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庞大鸟国的少昊氏。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后期一般都转变为龙山文化。在嬴水流域也不例外。山东龙山文化遗迹遗物基本上都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分布相一致。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张里街遗址和小增家遗址发现过较多的黑陶器残片，说明是龙山文化。在嬴城遗址发现过觑足，宋继荣先生认为，“从觑足来看，甑和鬲是连体的，是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遗物”。

　　上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不仅可与少昊、伯益时代相对应，而且全在嬴水之滨，也就是都在以嬴城遗址为都城的古嬴国范围之内。嬴在夏商时为诸侯国，在更早的尧舜禹时期当为古方国。《今本竹书纪年》有夏启立“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语，说明大费伯益是有封国的。罗泌《路史》就将“嬴”列入“少昊后嬴姓国”之中。当然，上古方国与后世诸侯国有一定差别，学者们只是习惯于借用“国”名来表示部落联盟．酋长的势力范围罢了。我们说，伯益“始食于嬴”的嬴，绝不仅是局限于小小的嬴城遗址范围内，而是广布于整个嬴水流域。

　　嬴水流域土地肥沃，“庶物盈美”，非常适宜伯益为帝舜“主畜”，发展畜牧业。追记大禹治水的《尚书·禹贡》就曾写道：“莱夷作牧，厥篚糜丝。浮于汶，达于济。”

　　顾炎武《日知录·夹谷》解释“莱夷”云：“齐鲁之境正在莱芜……《禹贡》所谓莱夷地。”笔者考证过，莱夷就是爽鸠氏，与玄鸟氏的嬴族同为少昊氏鸟国的兄弟部落，再加上牟族与长勺氏，他们共同生活在上古莱芜大地及周边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

　　上引《禹贡》的那段话是说，以莱夷为代表的这一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养蚕业，可以用畜产品和柞蚕丝作为贡品，通过船筏浮运从汶水进入济水，然后转达帝都。　　须知，伯益作为大禹治水的两大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过程，而且，“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西汉刘向《上<山海经>表》、东汉赵哗《吴越春秋》等也有类似说法。这些说法固然不能全信，也不能全盘否定，它必然折射着一些历史的影子。要之，汶水在大禹治水的四渎（“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范围之内，跟随大禹治水的伯益对汶水（包括支流嬴水）一定是很熟悉的，他记的异物包括柞蚕、畜牧产品，当然十分准确。几千年过去了，嬴水上游仍然有柞蚕在放养，莱芜的畜牧业依旧十分发达，特别是有名的地方良种莱芜黑猪，作为一种活体文物，依然保存着从大汶口文化以来的优良基因。《莱芜市志·饲养志》这样写道：“地处莱芜猪产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家猪头骨，与今天莱芜猪无明显差异，从随葬猪的骨骼种类、数量看，当时饲养家猪已是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这再次印证r当年存嬴滨“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的真实性。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莱芜为“伯益初始封地，秦皇第一祖里”。

　　秦始皇有不少有名的祖先。例如，为商汤驾车、以败夏桀于鸣条的功臣费昌，辅佐殷国、成为诸侯的中衍，为殷王保西垂、在西戎的中涌，为周穆王驾车、平息徐偃王作乱的造父，为周孝王在、淠渭会合处大养其马、被封为附庸、建邑于秦的非子，得陈宝、伐西戎、初有史纪事的文公，将兵救周有功、始为诸侯国的襄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穆公，任用商鞅变法、实力大增的孝公，还有任用穰侯、白起，拓疆扩土的昭襄王，等等。他们虽然都是秦始皇的祖先，却不是嬴氏的始祖。始祖只能是“始食于嬴，为嬴氏”的伯益，故说莱芜为“伯益初始封地，秦皇第一祖里”，是恰如其分的。（作者单位：莱芜嬴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