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多政变，这是一开国就定下的底色。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历史上最令人不堪回首的事件之一。那么千年风云散去，穿透历史的迷雾，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事变的核心主角李世民呢？李世民与大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本系同胞兄弟，也都经历了隋末的创业，以李世民的心胸，怎会走上杀兄屠弟、逼父逊位的路呢？
我们且来一一析之。
一、太原起兵，高祖李渊过度分权背景下的诸子之争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唐高祖李渊很幸运，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很有才能。特别是第二子李世民，从太原建义之时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谋作用。
李渊对几个儿子很倚重。他起兵南下之时，建成受命指挥左三军，世民指挥右三军，元吉在晋阳担任留守重任。
如果唐军主力全聚于一处，或是李渊亲自领兵作战，建成、世民都居麾下，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事了。偏偏隋末天下形势大乱，四方处于碎裂之势。北有突厥和刘武周，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瓦岗军，东北有窦建德，南方还有萧铣、杜伏威等一干割据势力。
李渊本身并不具备将才，关中之地又处于四方觊觎之中，他只好委李世民以重任，让他带兵四处攻战。
从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李世民相继指挥了消灭陇右薛仁杲、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刘黑闼，以及代北刘武周、苑君璋的战争。秦王李世民的威望海内无人可比，唐高祖李渊也高兴的无以复加。由于世民的官爵已经到了极点，再往上就是太子了，李渊别出心裁地册封世民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诸王公之上。
天策上将府可以开府置官署，其下有长史、司马、从事、参军以及六曹等，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军事指挥机关。
陕东道大行台这个官职更是不得了。陕是指陕县，陕以西是关中，陕东就是大唐东部的全部区域。世民的命令在陕东通行无阻，不仅朝廷各部门的命令无法制约，有时就连皇帝的诏命都不如秦王的命令好使。
世民还私自招纳士人，开设“文学馆”，著名的“十八学士”都投入其麾下。
十八学士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禇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xù)。
贞观时期一众名臣，大多出自这个小集团。
开府纳士，结党谋私，历来都是忌讳。世民势力的快速膨胀，引起了李渊的不满。有一次李渊与心腹重臣裴寂谈及世民，发牢骚说：
“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列传第十四·李建成传》）
连当爹的都看不下去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太子建成，自然更看不下去了。如果任由李世民的势力这么发展下去，建成的太子地位毫无疑问[W用3] 会发生动摇。太子东宫的属官们，都建议建成赶紧采取措施，限制世民集团。
二、东宫与秦府明争暗斗
太子集团认为，世民之所以实力壮大，就是因为屡次带兵出战，才逐步积累起人望。他们建议李建成不能总是安居于东宫，要寻找机会领兵建功。
正巧武德五年十一月，河北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反唐。太子洗马魏征立即建议李建成出征，以捞取军功。高祖李渊也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于是批准建成带兵征河北。
刘黑闼第二次起兵远远不如第一次强悍，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率唐军顺利地消灭刘氏，为唐朝立一大功。而且借着出征的机会，高祖还把陕东道大行台的职务转给了建成。这极大地削夺了世民的实权。
削世民而益太子，实际上公开了太子和秦王的矛盾。自此之后，建成、世民都开始加紧政治竞争。
由于建成长居东宫，与高祖近臣接触较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李渊头号谋臣裴寂就公开支持建成。大臣封德彝心怀两端，时而倒向太子，时而倒向秦王。萧瑀、陈叔达则坚决支持世民，屡次向高祖陈述秦王的大功，决不能起废黜之意。
高祖召三子在城南射猎，建成有一匹胡马，高大健壮且性子暴烈，人骑时经常被掀下马来。建成借口世民骑术精良让他骑乘，世民上马逐鹿，结果被马甩下来。世民又上，如此再三，才终于骑稳。他对宇文士及说，太子此意，不过是想借马杀我，我死生有命，他何必来陷害我。建成闻言，让后宫嫔妃添油加醋地向高祖诬告，说世民自称有天子之命，等闲人伤他不得。高祖闻言大怒，当面斥责世民。
又有一次，建成与元吉请世民夜饮，在酒中下毒，世民饮完后腹中暴痛，吐血数升。高祖亲临探视，悲不自胜，一度想让世民远离京师，重回洛阳当大行台。后来被建成劝阻乃止。可见二子争斗，已经相当激烈了。
两人不遗余力地争取地方上的势力。建成根据魏征的建议，积极地在各地培养拉拢私人势力。他勾结庆州都督杨文干、幽州刺史罗艺、都督李瑷等人，不断调取精兵回长安，戍守他的太子宫。李世民则以洛阳为据点，委派大将张亮到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旧唐书·列传第十九·张亮传》）。他的心腹温大雅则常年坐镇洛阳，不断以金银财宝招纳山东豪杰。
李建成以利害关系拉上了齐王李元吉一同对付世民。元吉性格粗犷，才能和谋略都次于两个哥哥。他目睹兄长争位，也渐渐起了争位之意。他自知论实力绝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又见世民实力过于强大，因此采取了联弱抗强的策略，倒向了大哥。
斗争到白热化的双方，还把手伸到了对方的营垒之中。建成企图用财货收买秦王府中的猛将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人，但他错打了算盘，遭到这些人的拒绝。此路不通，建成便借高祖之手，将房玄龄、杜如晦、大将程知节等人调出秦王府，慢慢剪除世民的左右手。世民同样也不示弱，他通过各种拉拢利诱等手段，先后把建成手下的将领常何、太子府丞王晊等人策反为自己的眼线。
到了武德九年，太子和秦王的竞争已经不可调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到了分上下、决生死的时候了。
三、血腥的玄武门之变
由于三四年未曾带兵，秦王府的力量有所削弱，世民手下只剩“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191）。而太子东宫的武士已多达数千人，双方力量高下一望即知。建成扬言，秦王兵少力孤，“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旧唐书·列传第十四·李建成传》）」
多重危机之下，世民及其僚属都深怀忧惧。武德九年的夏天，突厥人大举入寇，这件事意外地激化了矛盾。
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有征战，一般由世民挂帅出征。但经过二次平定刘黑闼之战，建成对军权的关注越来越高，不愿世民再染指军事。此次出征，他向高祖建议由元吉出马并获得批准。建成还打算调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秦府大将一同出军，借此彻底瓦解世民的部众，使其孤掌难鸣。而后，乘元吉出征、世民到昆明池饯别之机，令一力士当场击杀世民。
建成府中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偷偷将此密谋透露给了世民，世民大惊，召集众将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危急，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先发制人。世民遂定下政变之计。
秦王府的力量不如东宫强大，京师还有诸卫兵马，贸然举兵强攻极有可能被消灭。世民的计策是利用建成和元吉进皇宫的机会，在宫城门北玄武门预先埋伏以袭杀之。
世民遂到宫中向父亲上奏，说建成与元吉淫乱后宫，并揭发建成杀害自己的阴谋。高祖素来也知道几个儿子关系不好，但弄到这个地步是他绝没想到的。高祖决定次日召集诸子进中，当面问个明白。
建成也提前知道了父亲的动静，他与元吉商量，元吉建议称病不出，让东宫兵马做好准备，一有情况立即发作。建成却认为，目前兵备已严，没必要过于被动，不如到宫中看看再说。
这个决定，最终送掉了兄弟二人的性命。
在建成看来，在宫外，他的东宫卫士足以致世民之死命。在宫内，把守宫城要害玄武门的将军常何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算发生极端事件，自己也是有胜无败。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早在四年前，他这位老部下就被世民以金钱收买。就在高祖刚刚决定召太子、齐王进宫时，世民就已打通常何的门路，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10人，率少量伏兵埋伏于玄武门，准备动手杀人了。
既然到了生死相搏的地步了，世民为何不多带一些人呢？其实不是他不想带，而是皇宫禁卫有制度，出入宫城的人员数量、携带武器都严格受限。这是唐高祖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即使几个儿子也不能例外。李世民虽说打通了玄武门守将的关节，但若是闹的动静太大，引起高祖的注意，反而会坏了大事。
建成和元吉两人受召入宫朝见高祖，走到临湖殿，感觉有点不对劲，于是迅速拨马返回。世民迅速驰马突出追赶，大呼建成勿走。
元吉回头引弓射世民，不料连射三箭都未能射中。世民接着引弓，一箭击毙建成。正追射元吉，座下马突然受惊窜入林中。世民跌落下马，又被树枝牵碍一时无法起身。元吉纵马赶到，要勒死世民。正在危急时刻，尉迟敬德率70余骑杀来，将元吉当场击毙。
东宫留守人员听说有变，立即联合齐王府发兵进攻玄武门。由于世民之前部署得力，玄武门部分守将倒向秦王，坚决地守住宫门。东宫和齐王府兵猛攻不克，只好调头去攻秦王府。
尉迟敬德亲自拿着建成和元吉的人头赶回秦王府，晓谕众军不要继续执迷不返。东宫和齐府兵眼见主人已死，再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哄然溃散。
稍后，尉迟敬德又奉命进宫向高祖秉报情况。高祖闻讯大恸，然而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在萧瑀、陈叔达等人的劝说下，高祖下令所有军队一律听秦王调遣，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建成的部众，一场血腥的事变最终平息下来。
玄武门之变奠定了世民的太子地位，高祖李渊痛心于儿子们互相残杀，两个月后让位于世民，心灰意冷地当了太上皇。
唐朝人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起初唯唯不敢言。唐初官修皇帝实录都讳莫如深，唐太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坚称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好事，让史官们秉笔直书，不得隐讳。自此之后，唐朝、五代的官方史书，都带着贬建成、褒世民的态度书写此事。直到宋人编修《资治通鉴》，才提出世民杀兄屠弟的做法确实有悖于传统道德，这成为后世批评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所以有人说对有人说错，不外乎出发点不同。言对者认为太宗上位开启治世，结果是好的，过程就不必过多计较；说错者则从人性出发，不管为了什么，杀害亲生兄弟违背人性、违背基本社会公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许，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质属性，标杆立不准，是非也就难以评判。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有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是由幸存者书写的。反而是对客观史实的追溯与探讨，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