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晚明历史的人大多都有一个困惑，即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横扫北方、明朝局势岌岌可危之际，困守北京的崇祯帝理应迁都南京，唯此才有脱离险境、徐图再举的可能。然而，直到北京被攻陷，崇祯帝也没有实施迁都的计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崇祯帝为何应该迁都南京。
南京的优势
首先，南京有一套现成、完整的中央机构，便于施政。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沦为陪都的南京虽然失去京师的地位，但依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现成的中央机构，包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部门，在级别、职能等方面跟京师相同。如此一来，崇祯帝迁都南京后，不需要重新组建中央机构便可推行各种政令，对于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大有裨益。
其次，南京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便于从事防御战。南京号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以地势险要而著称，北方拥有长江天险，其他三面则环山，如果战略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御敌于城门之外，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安全。从吴大帝孙权在南京筑城并建都开始，先后有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明、太平天国、民国等9个政权在此定鼎，由此可见其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性。
再者，江南驻扎着近百万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驻扎在长江以北的4个军镇共有兵力约40万，而以湖北为大本营的左良玉号称拥兵百万，再加上镇守各地的官军以及名义上隶属朝廷的私人部队，就算是打对折，在江南驻扎的明军也有百万之巨。如果崇祯帝迁都南京，完全可以凭借这支庞大的军队从事北伐，即使不能成功，也大可以效仿东晋、南宋，与北方划江而治。
最后，南京靠近最重要的税源地，便于集中财力办大事。纵观整个明朝，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靠近南京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湖州、嘉兴等7个府，它们向朝廷输送的赋税，常年占据全国的36%——50%，对帝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迁都南京，崇祯帝可以就近征收江南的赋税，并将其用于各种大事业当中。如此一来，复兴王朝或许不仅仅是个梦。
南迁计划“胎死腹中”
崇祯帝虽然刚愎自用，但毕竟不是个糊涂蛋，在北方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迁都南京、徐图再举的计划。据史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洞悉皇帝心意的左中允李明睿正式提出建议，希望崇祯帝迁都南京，“徐图征剿之功”。对此，崇祯帝答复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崇祯帝早就有迁都南京的想法，但碍于群臣的反对，无法顺利实施。就当时的情势而论，崇祯帝口中的“无人赞襄”，是指以内阁首辅陈演、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为首的反对迁都派，在他们看来，迁都无异于逃跑，是弃社稷、百姓于不顾的懦夫行为。不仅如此，他们还坚决反对左都御史李邦华提出的由太子监抚南京的方案，真可谓冥顽不灵。
其实，以崇祯帝强硬的行事风格，他完全可以致群臣的反对于不顾，强制推行迁都南京的计划，毕竟北方的局势已无可挽回，固守北京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崇祯帝最终并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无非是强行南迁有逃跑之嫌，不仅会令天下臣民寒心，并且会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的负面评价。崇祯帝是个非常在意自己生前身后名声的皇帝，为了面子，他当然不愿冒这个险。
所以，对崇祯帝而言，唯有朝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呼吁朝廷南迁时，他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对此，曾做过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的吴伟业看得很清楚，并在《绥寇纪略》评价道：“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国请而后许。”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论，要想让朝野在迁都问题达成一致比登天还难，而就在毫无希望的空等中，崇祯帝最终错失迁都南京的机会。
皇帝末路
既然迁都南京的计划无法施行，崇祯帝只能将目光东移，准备将宁远总兵吴三桂调入北京，用关宁铁骑来对付李自成。不料，崇祯帝的计划再次遭到陈演的强力阻挠，后者以撤防山海关将导致建虏（明朝对满族的蔑称）大举入侵为由，坚决反对将吴三桂调入北京，并宣称北京周围的兵力完全可以对付李自成。崇祯帝被陈演的一番话所欺骗，也只能搁置这个想法。“演持不可。后帝决计行之，三桂始用海船渡辽民入关，往返者再，而贼已陷宣、大矣。演惧不自安，引疾求罢。诏许之，赐道里费五十金，彩币四表里，乘传行。”
然而，面对李自成的凌厉攻势，北京周边的明军纷纷不战而降，而等到局势溃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再想召吴三桂入京勤王时，已是难于登天了。同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因不愿接受投降后受辱的局面，便在次日自缢于煤山的一棵歪脖树上，终年才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