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哭城感更生，三士争桃缘晏婴；二公行相左，道异却相谋；季扎闻乐颂齐鲁，圣人至道恋豳风；莫道梧宫巨江海，稷下谈士天下儒。
《水经注》说，（沭水）又东南过莒县东，《地理志》曰：莒子之国，盈姓也，少昊后。沭水即今山东省东南部、江苏北部之沭河。《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周礼》，青州，其浸沂、沭。《汉志》，术水出琅邪郡东莞。颜《注》，术水即沭水也。《水经》称，出东莞县西北山。”至于莒县，秦置，属琅邪郡，治所即今山东省莒县。至于《地理志》所言，《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盈、嬴同。《春秋世族谱》，莒国嬴姓，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已姓。按《郑语》史伯又云曹姓。”都计也称计亓，后人亦写作计斤，在今山东胶州南关城子村。至于郦氏所言之“莒子之国”，缘于兹舆期系西周的子爵，封国被称为子国，故名莒子，也成了后世君主的代称。《汉书·地理志》说，（莒）三十世被楚灭。《战国策·西周策》则说，莒亡于齐。只是“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出自《史记·楚世家》，司马迁记述了发生在前431年的事。之后，莒国并未彻底消亡，史籍没详实载录，后世亦难有确论，《战国策笺证》就说，其国疑亡而复立，如中山（国）之有先后也。《史记·燕昭王世家》说，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司马迁所言是燕昭王二十八年，即前284年发生的战事，燕昭王任乐毅为上将军伐齐获胜，除楚聊、莒和即墨三城外，其余全收入囊中。如此以来，《战国策·西周策》与《史记》所言就不相悖，也就是说，莒国最终被齐国所灭。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说，弗听，败齐师于寿馀。寿馀系莒地，在今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境内。西周时期安丘属淳于国，春秋时境内分属杞、莒、纪三国。前520年，齐国大臣北郭启率兵伐莒，莒子不听大臣劝阻执意出战，倒是大败齐军，却激怒了齐景公亲率军伐莒，最终以莒国求和告终，此谓之寿馀之战。莒国北与齐国接壤，西与鲁国为邻，实力强大之时先后灭掉向国和鄫国，与齐、鲁两国也摩擦不断。《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且于”乃春秋时莒邑，在今山东省莒县北。鲁襄公二十三年，即前550年，齐庄公从晋国回来，不进国都就攻打且于，大腿受伤退兵。“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也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也就是说，结果与齐、莒之战与寿馀之战相同。只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又说，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杞梁殖是齐国人，攻莒时战死。《水经注》引《列女传》中的《齐杞梁妻》篇说，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水经注》又说：“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哀感皇天，城为之堕，即是城也。”郦氏所说的“城”当是且于，也就是莒国的一座城池。只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没说杞梁妻哭塌且于，言齐庄公回到齐国，于郊外与其相遇要派人吊唁，杞梁妻说：“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春秋左传注》说：“古礼，唯所谓贱者受郊吊。杞梁乃大夫，故其妻辞吊。”只是《礼记·檀弓下》说，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如此以来，齐庄公郊吊杞梁亦合古礼，可最终“齐侯吊（杞梁殖）诸其室”。其实，《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之述不详。齐庄公遇到杞梁妻，《礼记·檀弓下》说“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拒绝齐庄公郊吊的理由是“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也就是说，只有在祖宅里吊唁才能免其罪。蒉尚乃春秋时鲁国人，居丧，鲁哀公使人吊之，遇诸道，避于路，画宫而受吊，曾子说，蒉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
《列女传》又说：“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刘向陈述了杞梁妻“赴淄水而死”的理由，依、诚、倚、更，无、有之辩证也就合乎情理了。杞梁妻之行也符合《女诫》所言：“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所以其“贞而知礼”，所以刘向将其列入《贞顺传》。依据史料考证，杞梁妻确有其人，《孟子·告子下》：“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华周又作华州、华舟、华还，春秋时齐国人，鲁庄公时大夫，伐莒时战死。《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莒子重赂华周“使无死，请有盟”，却只说“获杞梁”，可《孟子》之言不会虚，两个妻子哭夫竟然改变了齐国的风俗，继而成为一种时尚。《列女传》被称为传记性史书，可有论者说其“记载失实，年世舛误，甚至故为异说，陈列虚事”。只是又有论者说，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不能过多地归咎刘向其人其书。
《汉书·楚元王传》说：“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更生者，乃刘向也。《周礼》说，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汉宣帝遵循汉武帝之先例招选名儒俊材，刘向不只“通达”，且文章写得好，同与扬雄并称“渊云”的辞赋家王褒、官至光禄大夫的张子侨入选，亲授《谷梁春秋》和《五经》。《汉书·楚元王传》又说，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汉高祖建汉，吸取亡秦之教训，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汉武帝时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刘向趁儒学兴盛之机校书存经可谓厥功至伟。《孙卿书录》说：“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零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刘向早年就仕于宣帝时直言谏上获罪，成帝时方得光禄大夫，生性耿介，“昧死上言”就是报皇帝的知遇之恩。《孙卿书录》还说：“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中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可见刘向对荀子推崇有加。除此之外，刘向还说《管子》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刘向博采诸说，立一家之言堪称大儒，故《汉书·楚元王传》赞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汉书·楚元王传》又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刘向升任光禄大夫，见习俗奢侈、超越礼制，觉得教化当从里到外、从亲近的人开始，遂作《列女传》“以戒天子”。有论者说，《列女传》成书汉成帝永始年间，刘向以著述作谏书，意在劝谏皇帝遇止后妃逾礼和外戚专权，其有意虚构，从而使之成为具有传记性质的短篇小说集。《汉书·成帝纪》赞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班固所言针对汉成帝，《汉书·楚元王传》中提到逾礼制的还有“赵、卫之属”。《汉书·成帝纪》说“赵氏乱内”，“婕妤”是宫中嫔妃划分的等级的称号，由汉武帝设立，除了班固的姑姑班婕妤，还有卫婕妤，乃汉成帝的妃嫔，此皆为其“湛于酒色”使然。如此以来，刘向作《列女传》就十分有必要了。《齐杞梁妻》颂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有论者说，杞梁妻“哭城”与“自尽”的实质并非守礼、贞烈，妻贞义形象体现了父权文化的女性价值取向与男性对女人的伦理期望，被当做教化女性的楷模，用以宣扬社会伦理。此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阐明了老故事的“新意”，其说杞梁妻不守礼，缘于“孔子恶野哭者”（《礼记·檀弓上》），却也符合原创者的创作意图。刘向尊经崇儒，肯定董仲舒的天地感应之说，具有强烈的男权意识，亦即女性要“以专一为贞，以善为顺”才行，所以《列女传》说：“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此之谓也。《齐杞梁妻》后来演变成孟姜女哭长城，可见刘氏之作对后世影响之深。
《水经注》说，其城三重，并悉祟峻，惟南开一门，内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许里。郦氏所言之“城”依然是且于，也就是杞梁妻哭塌的城池。《读史方舆纪要》也有记载，《水经注》说“哀感皇天，城为之堕”，杞梁妻能将偌大、多重之城池哭塌，其“功力”可谓巨大，纵有上天助其一臂之力亦有不凡之功！《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国亡。莒国灭亡了，可且于城未必一时消失。《六国论》说，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苏洵作《六国论》没在意城之存亡，说六国的诸侯不珍惜祖宗留下的土地，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才能睡一夜安稳觉，可起床之后大军又压境了。《六国论》又说，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六国诸侯抱薪救火最终毁掉了自身，秦一统天下，城池依然林立，只不过改变了归属。秦亡之后汉兴，汉衰之后有魏晋有五胡十六国有大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还有……城池可能依然存在，却变得越发高大也深邃。如此以来，杞梁妻的“价值取向”也就有了变化，所谓的“新意”会变成“旧意”，可“旧意”未必不能再变成“新意”。如此变幻犹如杞梁妻面对的且于城，崇峻乎？深邃乎？难述其详矣！
《水经注》说，淄水又东北迳荡阴里西。荡阴里在今山东淄博东、临淄南，“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出自诸葛亮之《梁甫吟》，即此。《水经注》又说，（淄）水东有冢，一基三坟，东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之坟也。《水经注疏》说，会贞按：《书钞》九十四引《三齐略记》，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字三壮士冢，在齐城东南三百步。齐城即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故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齐国均建都于此。
《晏子春秋·内篇》说，“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古冶子杀鼋之后操骖尾、挈鼋头，于湍急的河流之中一跃而起，故以河伯自诩。《晏子春秋·内篇》又说：“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田开疆自称是勇士，击溃来犯之敌，有开疆扩土之功。《晏子春秋·内篇》又说：“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公孙接能杀野猪也能杀猛虎，自然有资格吃一个桃子。遗憾的是，三个人只有两个桃子，公孙接、田开疆觉得愧对古冶子，“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遂“挈领而死”。古冶子觉得“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遂也死，此谓之“二桃杀三士”。《水经注》又说，晏子恶其勇而无礼，投桃以毙之。郦氏所说的“其”即古冶子、公孙接、田开疆，晏子动杀机的理由也好，三人同为齐国大将，“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只是《梁甫吟》说：“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诸葛亮作《梁甫吟》不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世评价多异议，对于晏子的评说甚多，这就关系到其人了。
晏婴乃夷维，即今山东省高密人，一说姬姓，一说子姓，晏氏，字仲，谥平，史称晏子。“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出自《论衡·书解篇》，所谓“功书”，是说二人功业和著书都有建树。《史记正义》说：“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司马贞所言之夷吾是管仲，平仲乃晏子。《全汉文·晏子叙录》说，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史记·管晏列传》说，（晏子）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礼记·檀弓下》说，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晏子春秋》说，鍖然不满，退讬于族，晏子可谓仁人矣。鲁昭公说晏子是仁人，缘于其不求私利、不图虚名，虚心而不自满。“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出自《晏子春秋》，此乃孔子之言。如此以来，诸葛亮评说晏子之言就有失偏颇了吧？
《史记·孔子世家》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司马迁记述的是晏子之言，说儒家滑稽、高傲，且不知道节俭，还四处求讨不能治国。孔子适齐本来以“臣臣、父父、子子”说服了齐景公，可晏子之言使其不再向圣人问礼。晏子是个务实的政治家，认为“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若顺应孔子“复礼”之愿，“累世不能殚其学”，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小到大，几辈子都学不完其中的学问，尤其是秉承那样的繁杂礼节则没必要了。如此以来，晏子就对儒家思想持有绝对反对的态度？非也。
晏子尊崇孔孟之道，提倡仁人、民心，也就是孟子所言之“仁者爱人”。《晏子春秋》说，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晏子不主张将君主赏赐的财务据为己有，那不是仁人干的事情。晏子认为，治国当以民为本，《晏子春秋》说，明君不屈民财者，不得其利；不穷民力者，不得其乐。身为一国之相，晏子将俸禄散发给亲朋好友，只求“一豆之食”，出行也是“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黑衣鹿皮、简陋的车子集于晏子一身是其恪守俭约之表现，其认为此恰是“彰君之赐”，缘于“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晏子认为，修身齐家治天下其根本观念是民众，也就是民心，与仁政形成因果，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晏子春秋》说，夫礼者，先王之所以临天下也，以为其民，是故尚之。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晏子又说，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再是德，晏子认为君对下臣、民众要以德相待，行仁政、行爱民。有论者说，晏子对礼、义的解释及身体力行所体现的精神，对《左传》中的政治思想以及如家思想皆产生极大的影响，可见晏子的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来源之一。此论不只否认了晏子不是儒者，且在显示出大儒之风范！
“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出自《惧谗》，比起诸葛亮，李太白对于晏子杀士的态度愈加坚硬，且不失愤慨之情。清代程先贞倒婉约一些，其作《还山春事》说，五君自醉竹间榻，三士谁怜桃下坟。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争桃而逝，后世对其惋惜者多，且对晏子之为极其反感。只是“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以为“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也出自《晏子春秋·内篇》，遂去之。《晏子春秋·内篇》所述晏子之言当为正，只是一事多议，各据己理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好在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之徒究竟当不当死，非拙文所探之要。沭水之后有巨洋水，巨洋水之后有淄水，淄水之后还有汶水、潍水，乱流屈曲，交错纵横，儒脉犹水，各有其姿，岂能一语同之哉？
《水经注》说，淄水又北迳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王莽之齐陵县也。秦置临淄县，为临淄郡治。《水经注》又说，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左传·僖四年》，管仲曰，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营丘亦名营城，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临淄故城，《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注引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姜子牙名尚，姜姓，吕氏，尊称太公望，杨氏引《史记》之“尚父”即此是也。“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出自《诗·大雅·大明》，尚父亦作尚甫。四履谓四境之界限，杨氏引《左传·僖四年》之语即此意。魏晋杜预注《左传·僖四年》也说，履，所践履之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依据《山海经》载录，东海之外有颛顼国、季禺（嵎夷）、少昊国、重氏、藜氏和后来的羲和国。《诗义疏》说，莱，藜也。莱国又称莱子国，先秦诸侯国，商代始封，西周时成为诸侯大国，后被齐所灭。司马迁作《史记·齐太公世家》没有记录莱侯与姜太公征伐的结果，却又说，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司马迁所言系周成王刚刚即位之时，管、蔡叛乱，即三监之乱，淮夷，也就是商周时黄淮、江淮一带的古部族也背叛周朝，太保召康公奉王命至齐，令姜太公讨伐四履诸侯。《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此间五等诸侯”，莱侯当在其中，是否有罪愆不得而知，可姜太公征讨后成为大国才“都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公治齐，重在“简其礼”，可礼与仁相连。司寇营汤巧言令色，阳奉阴违，满口“仁义”，却暴虐百姓、乱杀无辜，故《春秋繁露》说，太公曰：“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出自《孟子·离娄下》，太公诛司寇营汤就是对礼与义最好的诠释。《论语·述而第七》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不只是传授《乐》，且通乐理、音律，《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至于韶乐，《竹书纪年》说，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此后，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姜太公封营丘建齐，韶乐传入齐。周得天下，《韶》被列入天子之乐，姜太公立齐推行礼乐文化，“因夷俗、简夷礼”，不失周礼，又融入齐地文化，使其变成雅俗共赏之乐，与鲁公伯禽全袭周之礼乐大不相同。姜太公之策深得圣人赞许，乃至三个月吃肉都不知味道。只是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致使“新声”出现，“俗乐”遍地开花，尤其是齐国依靠管仲之谋，工商业发达，富国强民的同时，《韶》也冲破了周礼的束缚，且融入了更多的俗乐成分。《战国策·齐策》说，钟鼓竽瑟乐音不绝，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韶》只不过是一种乐舞，却也折射出齐国的社会现实。《史记·滑稽列传》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淳于髡说的只是喝酒，可既有“倡优、侏儒之笑”，岂能无乐乎？此谓之姜太公之误，抑或是管仲之谋有失哉？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少昊曾在曲阜建都城，寿百岁，死后葬于城东北寿丘云阳山。《史记·鲁周公世家》又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所谓天子之礼乐，即鲁国受王命行郊祭。”周天子之所以褒奖周公之德，除了其曾愿代武王去死，且营雒邑、作周官、制礼乐，明德慎罚，以礼治国。《尚书大传》说，（周公旦）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也出自《史记·鲁周公世家》，司马迁所言乃周成王的话语。伯禽是周公旦的儿子，于曲阜就国，是为鲁文公。伯禽“变其俗、革其礼”要等到服丧三年后，姜太公却只用了五个月，所以周成王才感叹，鲁国后代将要为齐国之臣！事实上，周公之叹并未改变伯禽之初衷，平定淮夷、徐戎之乱，继续依照周制、习俗治理鲁国，且向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推行礼乐。《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春秋以降，礼乐文化遭贬，可鲁国依然重礼仪，且后继者众多，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夏父展、曹刿、里革、匠人庆、叔孙豹、左丘明、孔子等皆为知礼之人。
《左传·昭公二年》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丘明所述为晋国卿大夫韩宣子之言，受王命于前543年奔鲁，看到《易》、《像》和《鲁春秋》大发感慨，且对周公之德赞赏有加。《论语·雍也篇》说，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圣人所说的“道”乃治国安邦之策，即自周之始终以礼治国，且至高无上，也是其毕生追求，却突出一个变字。齐国改变了就达到鲁国的样子，而鲁国再一改变，就达到了先王之道。圣人之言缘于齐国富强，却远不如鲁国推崇周礼至上，而鲁国尚未达大道之境，这就需要变了。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时时都以周礼为要，故《孔子家语》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所谓的“故”乃旧法、旧典、成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俟材置左右”出自《汉书·楚元王传》，其中所涉就是这个意思。齐侯打算宴请鲁定公，孔子觉得“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酒器和磬之乐都是用来宗庙或宫廷祭祀或宴宾的，拿到野外不合礼仪。齐侯听信了圣人之言只好作罢，可见周公之德至孔子时期影响依然深远！只是鲁国占有地理优势，适宜农桑，礼乐可规范国民的行为，却如宋人守旧而难以进取，与通货积财的齐国相比自然落后。至于礼，所谓的“尊尊而亲亲”至春秋后期也发生了动摇，周宣王立懿公戏的弟弟称为鲁孝公是长幼之乱、三桓兴起导致公卿争权，以致于公室衰微、大夫专政，此是为乱礼也。《左传纪事本末》说，鲁在春秋盖积弱之国也，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清代高士奇作《左传纪事本末》意在说鲁国的确弱，可“小国之心动”、“远人之慕”，“亦足见周公之思”。齐国强，却“男女杂坐”；鲁国弱，却遵规守矩，只是鲁最终先于齐为楚所灭，此谓之周公之误，抑或是伯禽之谋有失哉？
其实，探讨齐、鲁之亡之先后无益于拙文的题旨，可齐国最终被秦所灭又离不开礼。《荀子·性恶篇》说，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荀子如是说，缘于讲究“父子之义”、“夫妇之别”，秦国人远“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且说“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也出自《荀子·性恶篇》，此处不讨论荀子之言本身，而是“齐鲁”一词，其与秦相对就有了区分，即两个地域概念。如此以来，孔子说齐鲁之“一变”，也就不排除合二为一的愿望了。概而言之，齐人有失，却不像秦人绝对“慢于礼义也”；鲁人受“远人之慕”，只是也不乏损周礼之行，所以孔子才和学生们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孟子·尽心章句》说，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散宜生是“文王四友”之一，与姜尚等人助其灭商姓周，孟子又说周文王说姜太公说孔子，只是担心圣人之道后世无继。《荀子·臣道》也说，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
《水经注》说：“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季札观风，闻齐音曰：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季札季乃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史称延陵季子，到鲁国聘问，《左传·襄二十九年》也说，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季扎听完《齐风》，赞扬其美好也宏达，且说太公之国，“未可量也”；听完《豳》，又赞扬其浩荡博大、欢乐而有度，且说是周公东征的音乐。豳本指豳山，又作古都邑名，系周立国之地。《豳》在《诗经》中即《豳风》，《杨园先生全集》说，鲁无《风》，《豳风》犹“鲁风”也。张履祥是明末清初人，字考夫，号杨园，其著《杨园先生全集》又说，以《周南》始，以《豳风》终，始终以周公也。周公乃周公旦，如此以来，季扎听乐褒齐，却也不贬鲁，所以张履祥又在《杨园先生全集》中说，夫子曰：“鲁一变至于道。”又曰：“吾舍鲁何适也？”盖此志也。
《水经注》又说，又东过利县东，淄水自县东北流，径东安平城北。西汉时置利县，治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属齐郡，南朝宋废。《水经注疏》说：“博昌县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县也。《方舆纪要》，安平城在临淄县东十九里，本齐邑，汉置东安平县。安平、平安本是二邑，皆在利县西南。”杨氏所言博昌县西汉以博昌邑置，治今山东省博兴县南，属千乘郡，五代唐避其祖李国昌之名讳，改名博兴县。言淄水所迳之径，《水经注疏》提出了异议，此处不提。水流东去，又会与诸多乱流聚，《齐风》之音远去，《豳风》亦不复来，然齐鲁之变、之再变是否有负于圣人之志哉？只是此处亦不提，“变者，非常也”出自《白虎通》，如此这般，又何必多语言哉？
《水经注》说，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系水属于古济水水系，与渑水同源，出自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申池。《水经注》也说：“（系）水出齐城西南，世谓之寒泉也。东北流，直申门西，京相璠、杜预并言申门，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为申池。”至于阳门，《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左传·襄十八年》，阳作扬。杜《注》齐西门，考《齐记》，西北有杨门。”郦氏所言之“故封处”即系水岸边有个老旧的土堆，也就是过去筑土留下的痕迹，那便是齐国的稷下。《水经注》说：“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十人。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艺文类聚》说，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堂，趾往往存焉。《齐地记》又说，临淄城西门外，古有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说到稷下就不能不提棘下，也就是战国时齐国学者会聚之地，与其相连的是“棘下生”，乃是对会聚的儒生们之通称。《水经注》说，然棘下又是鲁城内地名。郦氏所言牵扯到稷下和棘下，故《水经注》又说，盖亦儒者之所萃焉。东汉时期，幽川牧掾张逸提出质疑，经学大师郑玄说：“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故《水经注》又说，虽异名互见，大归一也。说来说去，稷下和棘下不过是一个地方，却必须言及稷下学宫。《水经注》说，当战国之时，以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髠、田骈、接子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论议。身为齐国大臣，邹衍、淳于髠、田骈等不问政事，而专事著作立论，此皆缘于“齐宣王喜文学”。郦氏所言之“文学”当指文章经籍，《吕氏春秋·荡兵》说，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彊，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本郑玄之言，稷下或棘下即所谓的稷下学宫。如此以来，稷下学宫就不只是“儒者之所萃”之地。稷下学宫兴盛之时，曾容纳道、儒、法、名、阴阳、轻重、兵、农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出自《拟古九首》，陶渊明所言之“谈士”说的就是稷下或棘下的贤士。
《孟子·梁惠王下》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齐宣王五年，也就是前319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国大乱，齐国欲伐之。齐宣王问策，孟子就以燕民悦与不悦陈述其伐与不伐的理由，且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为古之有行者。其实，孟子所言道明的是其民本思想，《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是仁政，孟子以孔子之德治说发展成仁政之说，民顺则王治，民逆则王衰，故《孟子·尽心章句下》说，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只是齐宣王不听孟子之言，到底兴兵伐燕，可其获胜之后受各路诸侯之困，无奈只好再次问策：“诸侯将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可见其对仁政推崇之至。只是说来说去，孟子依然劝谏齐宣王推行仁政，理由也好，“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遗憾的是，困局已定，齐军在赵、魏、韩、楚、秦等国的压力下被迫撤军，而燕人则共立公子职为昭王，所以《孟子·公孙丑下》说，（齐宣）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孟子·公孙丑下》说：“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则说：“齐王馈兼金一百，孟子以谓未有处而不受，此必威王之时，孟子犹未仕齐也。若至宣王世，孟子致为臣而归，而宣王馈金以赆行，则君臣之间，又何云无处而馈哉？此孟子威王世先已游齐之证一。”钱穆先生之语证言孟子究竟何时适齐还不要紧，可其二度适齐是不悖的史实。只是《孟子·公孙丑下》又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孟子劝谏齐宣王失败要离开齐国，却在边境停留三宿，希望君王能改变初衷，可其最终只能失望地离开。《史记·燕召公世家》说：“齐兵败，愍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司马迁记述的是燕昭王二十八年的事情，乐毅联合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占几乎据其全疆域达六年之久，此谓之以毒攻毒或说齐人伐燕的因果报应。只是齐宣王在文化上还是有所作为，行文至此又必须再提及稷下学宫。
周幽王废嫡立庶导致平王东迁，亦为东周之始，王室式微导致礼崩乐坏，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也由此发端。稷下学宫是诸子百家竞相发表学术观点的场所，齐宣王好文学也不秉一而拒容他家之说，可《十批判书》说，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黄老学说本身没问题，融合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提倡修行、经世和致，郭沫若先生的论述也是基于稷下学宫与其不可割舍的关联。只说黄老之学在齐国另有其说，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说，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说齐威王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宣王乃齐威王之子，先辈为“田氏代齐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再拽出老子的学说就是黄老之术，稷下学宫的兴起也是催化剂。如此以来，齐宣王“甚惭于孟子”也就合乎情理了吧？孟子适齐缘于稷下学宫的兴起，可其去齐是其游说齐威王和齐宣王父子失败。孟子离开齐国之后游宋赴鲁，宣扬孔孟之道，晚年才回归故里讲学著书。《孟子·尽心章句上》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之乐此处亦不提，天下英才聚于孟门，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陈臻、陈代、高子、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应、浩生不害、盆成括、季孙氏、子叔疑、滕更、曹交、周霄……其徒如此众多，英才岂不是遍布天下哉？再想到姜太公、周公旦、孔子、晏子、孙况、司马迁、董仲舒、刘向之辈，聚集天下谈士的学宫又岂唯稷下哉？
《水经注》说，系水又北径临淄城西门北，而西流径梧宫南。昔楚使聘齐，齐王飨之梧宫，即是宫矣。梧宫乃战国齐国之宫殿名，《水经注》又说，台甚层秀，东西百余步，南北如减，即古梧宫之台。《说苑·奉使》说：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使何怪焉！”楚国使者以昔日乐毅攻齐反驳齐王，齐国臣子就以楚平王无道，加害伍子胥及家人，却被“掘平王冢”、“笞其坟”反唇相讥。汉王粲作《赠文叔良》说，梧宫致辩，齐楚构患。
《水经注》说，（系水）又西北流注于时。时水又东北流，渑水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