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3月第二期

摘　要：本文主要对自由意志难题提出一种语境论解决方案。近来对自由意志难题与怀疑论之间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许多哲学家对怀疑论问题提出了语境主义解决方案。以此为据，本文将着重对自由意志难题和道德责任难题提出一种语境主义的解决方案。

在传统上，自由意志问题似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难题。数百年来为了攻克自由意志问题而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不胜枚举，但所获却无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自由意志问题还是一筹莫展呢？一方面，当今的科学研究没有留给意志自由的空间，但物理学却又为非决定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够放弃人类拥有意志自由的信念[1]。

一、自由意志难题

关于自由意志难题一般可以表述为三个不一致性的命题。例如“张三抬起了他的左手”这个命题可以表述为：

（1）张三自由地抬起了他的左手。

（2）如果张三抬左手是由于因果链的作用，而抬手的原因要追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事情，那么张三抬手并不是自由的。

（3）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产物，原因最终要回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事物。

在（1）与（3）之间的表述似乎是不一致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其中有一个表述为真，或者两者都有可能为真。从常识来看，毋庸置疑的是（1）为真，因为不受限制的行为是自由的。但经过考虑，似乎（2）也为真。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3）也是真的。但现在量子力学解释却又是非决定论的。

目前，关于自由意志的所有讨论都可以通过上面三个命题来进行区分。像自由意志的硬决定论及其他怀疑论者，如斯特劳森（G. Strawson）等否认命题（1）的真理性，因为他们认为像抬手或走路这种行为都是不自由的[2]。相容论者否认（2）的合理性，但这也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果（2）是假的，那么它的反命题（~2）便是真的：

（~2）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结果，原因要追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事物，并且张三抬手是自由的。

（3）是自由意志论者所否认的观点。这一观点稍微不同于其他两种观点，自由意志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要对不相容论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与怀疑论难题十分类似。德莱斯基（F. Dretske）在1970 年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3]：假设张三看见了一匹斑马，他很肯定这个动物就是斑马。但是现在考虑怀疑论情况，张三面前的动物并不是斑马，而是由骡子伪装成的斑马。那么现在张三并不知道这一动物是由骡子伪装成的。如果张三不能排除斑马是由骡子伪装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他又如何

能够确定这种动物到底是斑马还是骡子呢？由此，似乎也导致了三个不一致的命题：

（4）张三知道这个动物是斑马。

（5）如果张三不知道斑马是由骡子伪装的话，那么他也不知道斑马是什么样的。

（6）张三并不知道斑马不是由骡子伪装的。

这两组难题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每组难题都由三个明显不一致的命题所构成。每组难题都涉及基本能力概念，如自由意志和知识等。在每组难题中，第一句是实例概念，第二句是条件句，规定了应用这些概念的必要条件，第三句似是而非，并在通常情况下该命题无法满足。由此出发，该难题将会威胁到所有概念的运用。到最后，自由意志难题会质疑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而怀疑主义难题则导出了所有知识都是不可靠真理的观点。

自由意志的难题与怀疑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一样，也是根据上述三个命题来进行分类的。怀疑主义难题的每个陈述都难于合理地去反驳。例如认识论怀疑主义认为（4）是不可信的，我们不知道任何事情的确定性，因为这些事情只是因我们感官而产生的。容错论否认（5）的合理性，但这也是成问题的。如果（5）是假的，那么（~5）就是正确的。由此分析得出（~5）张三并不知道，这个动物是由骡子伪装的，但他却知道这是一头斑马。迪罗斯（K. DeRose）把这类句子称为“非正常的联结”（abominableconjunction）[4]，就如（~2）一样是自相矛盾的。最后，摩尔主义者否认（6）的真实性，他们主张（4）和（5）的合理性，但在直觉上似乎（6）也是合理的。

对于所有怀疑论者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不论是怀疑论、容错论还是摩尔主义者，都出现了随意性问题。第二，三个命题表面上似乎都是真的、合理的。但如果想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需放弃三个命题中的一个，因为这些明显不一致的命题之间彼此可以用来相互反对，即可以用彼之矛攻此之盾。

二、怀疑论难题的语境方案

怀疑主义难题的语境主义解决方案是通过规避这些问题，来赋予句子以真值知识。而真值知识取决于归因者的情境。因此，当语境主义者说，知识的归因是语境敏感的，并不仅仅意味着“S知道P”是真的，而且也取决于S 与P 的关系。这当然是可以通过语境变化而改变的。语境主义的观点认为，除了“S知道P”的真值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事实之外，还取决于那些评估或作出知识归因的主体。因此，根据语境主义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4）是真的，当考虑怀疑语境时，例如斑马是由骡子伪装的情境中，（4）就是假的。

一些语境主义者如迪罗斯，把重点放在提高知识归因的标准上。在正常语境下，知识的标准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在正常的不考虑怀疑主义语境时，（4）为真。但在怀疑语境中，知识判定的标准相对就提高了。当考虑（5）和（6）时，就会产生怀疑的语境。因此，当询问（5）是否为真时，该问题就转换成怀疑语境了。根据语境主义理论，知识归因的标准提升是为了让张三真正地知道并且能够排除怀疑论假设。

同样，（6）的真理性与（5）大致相似。在考虑（6）时会想到怀疑论假设，这意味着知识归因标准提高了。因此，当知识标准提高了时，（6）在任何语境中就都为真。此外，根据语境主义观点，如果使用（5）和（6）的标准时，那么（4）就为假。因为张三没有排除怀疑论假设，例如他无法辨识斑马是由骡子伪装的情况，而该动物并不是真正的斑马。

在正常的语境中（4）是为真，但考虑（5）和（6）的怀疑语境时，（4）就为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不考虑怀疑论语境时，（4）又恢复为真了。这是语境论的优势之一，它不仅可以与怀疑知识论相一致，而且还可以与事实本身相一致。

语境主义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在适当语境中（4）、（5）、（6）都可以为真。在普通语境中（4）为真，这符合了我们的直觉。在怀疑语境中（5）和（6）为真。因此，语境主义对于怀疑难题的解决方案避免了标准解决方案的劣势。语境论解决方案不是笼统地把（4）、（5）、（6）都一概反驳了，而是保留了其部分陈述的可信性。

三、自由意志难题的语境方案

据此，我们也可借鉴怀疑论的语境解决策略，应用于自由意志难题。假设（3）为真，那么自由意志语境论会说，在普通语境中（1）为真的，而（2）为假。但在考虑（2）和（3）中提及的因果链时，（2）又为真。由此，可以把自由意志放置在不同的语境归因标准中。在普通语境中，自由意志的归因标准是比较低的，因此（1）为真（2）为假。当归因标准提高后（2）为真，（1）为假。当不再考虑遥远的因果链时，标准回归正常，（3）为真，（1）又再次为真。

当然，自由意志的语境策略是否能够成功运用，还需要一个可靠的机制来解释为什么自由意志归因的真理性取决于我们思考它们的方式或语境。正如塞尔（J. Searle）所陈述的，这就如下国际象棋的规则。象棋规则的构成通常的形式是，在语境C中把X看作Y，或把y 看作x。或者说在当前美国竞选制度的语境中（C），奥巴马（X）被看作是美国总统（Y）[5]。

至少，语境策略从直觉上保证并满足了难题的解决。语境主义将规避传统的相容论与不相容论问题，也避免硬决定论或其他怀疑论问题。对于自由意志的归因，在通常语境中（1）为真。自由意志的语境主义，也不像相容主义那样，去断言看似矛盾的联结如命题（~2）。自由意志的语境主义也不像自由主义，它并不否认行动可能是由外在于我们的原因所引起的，同时自由意志语境主义也不需要引入非因果理论。

语境主义一方面借由知识归因或者自由意志是语境依赖的，由此来解决自由意志难题，另一方面也解释了语境敏感性。例如，刘易斯（D.Lewis）就提出了一个知识论证：S 知道P，当且仅当S 排除了所有~P 的可能性[6]。刘易斯解释了为什么知识归因的真值依赖于各种语境的可能性。在（4）中，张三忽略了由骡子伪装的可能性。当考虑（6）时，就不能忽略这种可能性。基于刘易斯的语境知识论，霍桑（J. Hawthorne）勾勒了关于自由语境的解释模型，并引入了行动的因果解释者理论，只有当S的行动本身是自由时，S做X才是自由的，才能超越了因果解释者[7]。

霍桑指出，语境敏感性只提供了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果解释者是不可忽略的，当自由意志的归因者思考行动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时，就不能忽视因果解释者。因为在这种语境中，人不是自由的[7]。霍桑的语境主义解释优势在于，承认在竞争中直觉的真理性。但他的解释主要缺点是动机不明确。也就是说，他没有给出独立的理由来解释自由归因的语境敏感性。

莱伯（S. Rieber）试图提出一种稍微不同的语境论方法来解决自由意志的难题。莱伯认为自由意志的归因是语境敏感的，但语境论不是临时性策略。为了运用自由意志难题的语境策略，莱伯认为：一个行动者自由地产生F行动，是说F是行动的初始因[8]。这种分析极易导致齐硕姆（R. Chisholm）式的行动者因果关系。齐硕姆所辩护的两个联结主题是：（1）行动是由行动者所引起的，（2）行动者产生了不可还原为事件的因果关系。但莱伯认为并非如此，我们通常是从常识性来理解行动的，而且陈述（2）产生了“行动者因果性”问题。因此，一些理论家纷纷想避开它，认为行动者因果关系可以还原为关于事件的因果陈述。

莱伯认为，行动者因果关系只是行动者产生了行动，但行动并不能保证行动者的因果关系。如果有一件事是另一事件的原因，那么难道第一件事情是没有原因的吗？例如，A地的森林火灾导致了周边一橦房子被烧毁。房主会认为，房子被烧毁是由森林大火所引起的。因此，有人可能会说：“没错，你的房子被烧是由森林火灾所引发的，但是导致房子烧毁的最初原因是雷击”。如果说雷击导致了森林大火，那么上述陈述也为真。同样，雷击本身不可能没有原因[8]。

因此，在正常语境中，我们说（7）是真的，即：

（7）房子被烧的初始因是雷击。

但是，如果语境转换了，那么寻找更早的原因就突显出来了。在这种语境中，（7）可能为假。假设为了反驳（7）的陈述，提出（8）：

（8）导致房子被烧的初始因并不是雷击，因为雷击是由于干、冷空气与温暖、潮湿空气接触所产生的。

当都同意（7）为真时，是否就意味着知识归因错了呢？莱伯认为，当然不是，因为“初始因”这个新标准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既然房子被烧的突出原因是雷击，那么我们说雷击是初始因，“初始因”是语境敏感的。无论什么被当作初始因这都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一般来说，语境敏感都遵从以下规则[8]：

R1：在一个语境中，突出强调的是某一事件先于A而导致了B事件，那么，我们说“A不是B事件的初始因”，该陈述为真。

现在假设有某些更弱的陈述，即：

（9）如果说房子被烧是因果链的产物，回溯到最初的原因也不是雷击的话，那么房子被烧的初始因显然也不是雷击。

一般来说，我们都同意（9）为真。如果（9）为真，那么（9）的否定句（~9）似乎应该为假：

（~9）房子被烧是由因果链所引起的，因果链回溯到的初始因不是雷击，但房子被烧的初始因却又是雷击。

如果（9）为真，这突出了前件的可能性，即房子被烧最终原因并非雷击，而是其他原因所因致。如果房子被烧最终是由于其他原因，并非雷击所引起的，那么房子被烧的初始因也不是雷击。从而推断出一个必然结果R2，即：

R2：如果B是因果链的产物，B回溯的原因不是由于A事件，由此B事件的初始因也不是A事件。该陈述在任何语境中都为真。让我们把R2 应用到具体实例中。例如，在某些语境中，我们可能会说某些物种灭绝的初始因是由于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来临。但冰川时代来临本身也是有原因的，由于地轴倾斜度的变化等等。那么，由于因果链的作用，物种灭绝的原因不是冰川时代的话，那么物种灭绝的初始因也不是冰川时代的来临。这个命题似乎为真，因为被规则R2所蕴含。

如果说A是B的初始因，是说A处于因果链的起点，并导致了B事件。因此，A是因果链的起点这本身是语境敏感的。但在某些语境条件下，我们会说导致房子被烧的因果链起点是雷击，在其他语境中，我们会否认雷击是初始因。当“初始因”意味着因果链的起点时，并不意味是绝对的第一因。然而莱伯反驳到，从常识来看，说A是B的原因，一般是指“初始因”。如果否认这种观点的话，那么“A是B的初始因”形式将是假的，除非A是上帝或者宇宙大爆炸。然而，我们却仍然认为，太阳是地球能量的初始因，并且我们也认为某些病毒是流感的初始因。除非我们说一件事是另一种事情的“初始因”出错了，否则我们就应该接受这种表达是语境敏感的[8]。

回到自由意志问题，如果说一个行动者自由地做F，是说行动者导致了F，并且F 是行动的初始因的话，那么试考虑命题（2）：

（2）如果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产物的话，那么这得回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原因，因此，张三抬手不是自由的。

在分析（2）之后，我们得到：

（2a）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作用，原因得回溯到张三之外的其他原因。那么张三抬手的初始因并不是他自己。

直觉上，（ 2a） 似乎为真。因为规则R2蕴含了（2a）在任何语境中都为真。同时，R2 又蕴含（2）不是真的，因为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作用，这种作用要回溯到其他原因。分析（2）和（2a）后得出，在初始语境中（2）为假，但在某些语境中（2）又为真。

暂不考虑决定论及（2）和（3），只考虑如下分析：

（1）张三自由地抬起手，即：

（1a）张三抬手的初始因是张三自己。

在这种语境中（1a）为真。人类行动最终不是由出生之前的事件所导致的，行动的初始因正是他（她）自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原始语境中（1）为真。

自由正是关于行动初始因的陈述，正是藉由语境敏感性解决了这一难题。人类行动的标准是，事件真正的初始因都是行动者自己。因此，在原始语境中（1a）是真实的。根据（1a），在所有原始语境中（1）是真实的。然而，当把注意力转向（2a）时，前件突出了行动最终原因是由有别于张三本身的外因所导致的。R2 突出了（2a）为真。因此，根据（2a）的观点，（2）在任何语境中都为真。

由于（2）在任何语境中都为真，如果（3）“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产物”，那么初始因就得回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外因也是真实的。因此，在这种语境中（1）为假。如果（3）是真实的，那么（1）的真值取决于张三的行动是否是因果链的产物，而因果链又要回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因，这就是语境论者所说的难题。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主张，（2）的语境敏感性是由规则R1 和R2 所阐释的，但这些规则的正确性不取决于它们能够对难题提供语境解决方案。事实上，难题的解决也不取决于行动者或者自由意志者本身。支持规则R2的陈述是（9），“如果房子大火是因果链的产物，而因果链得回溯到雷击以外的其他原因的话，那么房子着火的初始因并不是雷击”，这在任何语境中都是真实的。相比之下，语境论方法如霍桑诉求的辩护是上述规则可以解决的难题，但这也是成问题的。

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行动是自由的。那么在语境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从而影响了我们对行动“初始因”的判断。通常认为，自由意志影响了对“初始因”的判断。在原始语境中，“初始因”的适用标准是相对较低的，因此行动者是自己行动的“初始因”。但是，当我们考虑产生行动之前的原因时，例如行动者的教养或者遗传禀赋时，行动者就不太可能被当作“初始因”了。这种转换可由R1 来解释，即在一种语境中，所突出的是某些事情先于A导致了B，那么A不是B的初始因。

综上所述，规则R1 和R2 产生了语境敏感性，但规则R1 和R2 却是独立于自由意志难题的，事实上，也独立于对行动者的考虑。与（1）中的自由行动的情况一样，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不自由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如果某些事件使得行动者产生了行动，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些事件导致了行动者的行动。而行动者本身就不是行动的初始因。假设张三在被枪指着脑袋时，被迫拿出了钱包，对比的陈述是“张三自由地拿出了钱包”。如果说张三交出钱包的初始因是张三自己，这似乎是成问题的，因为张三交出钱包的初始因是由于抢劫犯的逼迫。

但是如果李四忽略了张三是被迫交出钱包这一事实的话，那么李四是否可以说：张三交出钱包的初始因是由于他自己呢？当李四肯定地说“张三自由地拿出了钱包”时，在这种语境中意味着李四肯定了一个事实。但这种分析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因为李四忽略了张三被迫的事实。那么，一个很难忽略的因素是张三拿出钱包的初始因。当李四在寻找张三拿出钱包的初始因时，就会发现张三是被迫拿出钱包的事实。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能够既忽略外力的强迫性，与此同时又去考虑事件的初始因呢？当李四说：“张三拿出钱包的初始因是他自己”时，李四忽视了张三行动的初始因。虽然有某些对初始因的忽略是允许的，但这种对张三行动初始因的忽略是不允许的。特别像刘易斯和霍桑指出的那样，我们说A是B的初始因时，我们隐含地指出了其他事件不是该事件的初始因。

例如，当我们说房子被烧的初始因是雷击时，那么森林大火就不是房子被烧的初始因。此外，当我们说产生股市动荡的初始因是股民的恐慌情绪时，就指明了经济通胀不是股市动荡的初始因。在这些情况中，A与B事件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对比项。在其他情况下，相似事件也存在对比项。例如，当我们说行动的最初原因是行动者时，那么其他的原因如疾病或外力强迫就不是初始因，虽然它们也可能导致行动者产生行动。

通过想象，我们可以把隐含的对比项连带出来，当说房子着火的初始因是雷击时，那它的对比项是什么？雷击是相对于森林火灾而言的。而当我们说张三抬手的最初原因是张三自己，那么对比项有可能是药物作用等等。如果说A是B的初始因，那么就隐含了一个对比项。假设有人拿枪指着张三逼他拿出钱包，而同时李四认为：张三交出钱包的初始因是他自己。那么隐含的比对项是什么呢？这似乎是没有答案的。因为这正解释了当李四忽略张三是被迫的初始因时，这种忽略是不被允许的。也就是说，如果A是B的初始因，这隐含地存在着对比项，忽略了对比项是不合理的。

试想有一个邪恶的神经科学家，他会直接操控人的大脑来诱导出人的所有欲望及信念等等。假设小红是神经科学家的测试对象，她自由地在林间散步，但她做出散步的决定是由神经科学家所操控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小红散步的初始因是她自己，但小红自由地在散步却是假的，因为小红散步的初始因是神经科学家所因致的。

这个假想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有能力去做某事是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自由意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时，自由意志通常也被认为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那么，通过分析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

（10）张三在道德上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但他的行动却不是自由的。

四、道德难题的语境论方案

自由意志的语境方案是否同样蕴含着关于道德责任的语境方案呢？一种可能性是把关于自由意志的语境方法与道德责任的语境方法结合起来。命题（1）、（2）、（3）之间的难题也可应用于道德责任。假设张三抬手也具有道德责任，即在道德上张三该为自己的抬手负责任。但如果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产物的话，而因果链又得回溯到张三

以外的其他原因，那么在道德上，张三就不能为自己的抬手负责任。

同样，所谓的道德难题也可以运用语境论方法来解决。道德责任的语境论方法与直觉方法相一致的。（10）肯定是违反直觉的。正如自由意志语境论所认可的那样，（~2）“张三抬手是因果链的结果，因果链要追溯到张三以外的其他原因，并且张三抬手是自由的”这句陈述是假的。道德责任归因也适用于语境敏感性，它可能更适合于斯特劳森的“表达主义”（expressivism）[9]。

如果把自由意志语境论与道德责任的非语境论联结起来是否有可能呢？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认为自由意志的判断是语境敏感的，而道德责任要求在每种对话的语境中行动是自由的。也就是说，道德责任要求行动者是自己行动的第一因。实际上，这种自由意志的语境论结合了道德责任不相容论，这在方法上与直觉主义相一致。

第二种可能的方式是，自由意志是语境敏感的，但道德责任不是。因为道德责任通常被认为是决定论的。在解释道德责任时，通常诉求于道德责任的相容主义解释。这意味着（10）可能是真的，但这是违反直觉的。与自由意志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借口或理由（excuse）。例如，张三讨论李四找借口不去工作，其理由是身体不舒服。决定论的真理性在于行动是被决定的，但这种被决定并不包括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找借口。语境敏感的主张是与自由意志主张相一致的，但按照这种观点，行动者行动是不

自由的，但同时这只不过是李四的借口。这是一种自然立场，认为道德责任与自由意志都是语境敏感的。如果一个人不足以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那么他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

一种宽版本的观点认为，自由意志的语境论与合理借口的非语境论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自由意志的事实取决于语境，即行动如果是被决定的话，那么都是值得原谅的。另外一种适度的版本观点认为，即使自由意志是语境敏感的，也只有在适当的情况中，所找的借口或理由才会被人认可，例如只有在张三被枪指着脑袋的情况下，这样借口或理由才会被认可。

五、结论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难题都能依靠语境方案来解决，但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提供语境敏感性存在的理由，即自由意志难题可以依靠语境敏感性来消解，初始因取决于行动者的语境标准。现今，许多的概念分析的日常对话是不清楚的或模棱两可的。当说，“所有的桌子都可以用来看书”时，这并不是意指世界上的所有桌子。这句话只有在语境主义中才能更好和更透彻地进行理解。当我们反思行动是否被决定或是否自由时，随时存在一个语境转换或者知识归因标准的转换。在原始语境中，评判的标准相对较低，而在怀疑的语境中，知识归因的标准相对会较高。因此，当运用语境的初始因标准和对比项时，突显了语境论的优势，既可以规避自由意志的随意性与不相容性问题，也可解决道德责任的归因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