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二三 写正史的工科硕士】
文：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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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朱由检作为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在位十七年披肝沥胆、兢兢业业，但仍无济于事。后人在哀叹其救国失败、以身殉国气节的同时，无不对其亡国原因颇有疑虑。
历史之上亡国之君大多荒淫无度、愚昧不堪，置祖宗数百年基业而不顾，唯独崇祯以勤政失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悲之人必有无能之为，崇祯也不例外地犯下三个致命的错误，最终独吞亡国苦果。
一、与清议和失败
崇祯元年，清皇太极便积极联系辽东督师袁崇焕，声称愿意“去帝称汗”，积极寻求与明廷和议。崇祯五年，皇太极再次遣人送信至大同府，表示兴兵是为效仿俺答汗以求内附大明，实际是为解决内部以及朝鲜问题获取缓冲时间。
对于清廷的频繁示好，崇祯听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崇祯十一年春，秘密遣周元忠为使打探清廷议和虚实。当年五月初三，崇祯在中极殿召集朝臣商议此事，杨嗣昌借天象之变正式奏请议和，以便朝廷集中力量剿灭流匪。
尽管明廷上下多番商议，但议和一事最终仍以失败告终，后世常有学者将议和失败归结于崇祯的自私图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不可否认地是崇祯不正面支持议和有沽名钓誉之意，但倘若将此作为议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未免幼稚。
崇祯十一年三月以及五月，张献忠、李自成相继投降、败逃，中原剿匪形势迅速改观，朝堂上下也出现了乐观的气氛。正是在这种被误判的形势下，崇祯以及朝臣均认为流匪不足为惧，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清军，所以议和一事在部分大臣的反对下，崇祯也就默许将此事搁置。
大明与清议和大好时机就此错过，清军旋即入关报复，劫掠无数，崇祯一怒之下决定调集九边精锐出关寻求与清决战。无奈十三万大军一击溃败，功败垂成。此后中原叛乱再起，明廷疲于两线作战，再无中兴之机。
二、下放杨嗣昌
崇祯另外一个广为人诟病的缺点便是刚愎自用、多疑不专。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共有阁臣五十余人，但能长期受到崇祯宠信唯独杨嗣昌一人。
杨嗣昌少有才情，因上书替父从死引起崇祯刮目相看，而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便迫不及待的将正处丁忧的杨嗣昌提拔为兵部尚书，甚至常叹“用卿晚矣”。崇祯十二年，杨嗣昌提倡与清议和失败，清军大举入侵令明廷损失惨重，同时中原各地逐渐平息的流匪再次反叛，而且此前剿匪策略都出自杨嗣昌一人。
在这种内外交困之际，朱由检也对杨嗣昌渐生不满，杨嗣昌察觉崇祯态度的变化后便主动请缨督师剿匪。此举一来可避开朝堂政治舆论，二来剿匪事成后更能平息众议。然而杨嗣昌谋划建策为长、行军统兵为短，剿匪多年唯胜玛瑙山一役。此后又与手下大将左良玉、贺人龙等不合，导致襄阳城破、福王被杀，杨嗣昌最终含恨而死。
杨嗣昌精于谋划，能力出众，所提剿匪、筹饷、议和之议均是切中明末要害之举。更为关键的是崇祯对杨嗣昌信赖有加，杨嗣昌与崇祯性格相似、意气相投，前后五十阁老能称为崇祯心腹只有杨嗣昌一人。
自杨嗣昌于沙市死后，朝堂上下再无一人受到崇祯这般信任，也再无一人竭尽全力为其谋划效命。倘若杨嗣昌能够留在京师为崇祯出谋划策，且不论能否平定流匪、清军，但至少在崇祯十七年初的存亡之际，杨嗣昌绝对会主动承担责任、力主南迁，崇祯也会同意前往南京，大明国祚便不会因此断绝。
三、消灭宦官后又重用宦官
崇祯继位不足三月，便一举铲除权倾朝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崇祯此举迅速收回天启年间旁落的皇权，同时又赢得天下士民欢心。然而明末党争之风愈演愈烈，在阉党打压下的东林士众再次掌握朝政后，又将这股歪风邪气引入朝堂。这些人营私结党，却自称清流，将政见不同者打压为腐败奸佞。
崇祯也深知党争之祸，所以前期一心重用不营不党的杨嗣昌父子，谁知杨嗣昌因为议和、剿匪之事被东林党众攻讦而致远离朝堂。无奈之下的崇祯不再信任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只能再次扶持宦官以维持外廷平衡。
然而宦官之辈终究才识学浅、眼界狭隘，难成大事，辜负了崇祯之所托，卢象升之死便是明证。但崇祯又无其他良法治御群臣，最终只能再次陷入中国古代王朝宦官害政的滥觞。
崇祯之悲剧数百年来令人惋惜，但其勤政有余、能力不足，在明末政治形势如此复杂危亡之际，竟接连在战略、用人、御下等方面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丧失中兴之机，大好河山就此拱手送人。
参考文献：
[1] 文媛媛.试析明末剿饷问题[D].
[2] 李传清.明朝灭亡原因探析[J].
[3] 王昊.论崇祯帝[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