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是由梁启超所著的书籍，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作者梁启超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要传播者，是清末民初时期重要的民智启蒙者。梁启超1895年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先后创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他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宗教等领域，在清末民初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是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登峰造极的人。
这本书写成在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之后的两个月，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军者，而梁启超则是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维新运动则是“政治改革”，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不触动政治体制的经济改革走向终结，而维新运动则恰恰迸发于此时。因此，对于梁启超，李鸿章是探索者，是先行者，也是不同政见者，但秉着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对当局之人的理解，梁启超发出“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 感慨，为读者还原了一个“人味十足”的李鸿章。
一般人总觉得李鸿章大器晚成，其实不然。李鸿章24岁中进士，27岁授翰林院七品编修，30岁出都南下征战，34岁赏三品按察使衔。一省长官巡抚才是从二品，按察使衔虽非实职，好歹也是三品，套用现在的话说，算享受副省级待遇。清朝200多年历史，进士翰林数以千计，能做到三品以上者又有几人？尤其是汉员，本就低满臣一等，处处受压制，混到五六十岁寿终正寝，能捞个五品四品，写到墓碑上，已属万幸。比如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30多岁进士高中，后在京为官，直到50多岁过世，还是五品郎中。
那么，如何早混出名堂、自成气候呢？李鸿章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大志。
20岁入京赶考时，李鸿章就写下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可见其雄心多高迈、志向多远大。人无志不立，没有志向，就如身处广州，不朝北京方向走，永远到不了北京。
二是有胆有识
1851年太平军揭竿而起，席卷东南，后两次北伐西征，威胁清廷。别人视战场如刑场，躲都来不及，李鸿章却因胸存著史封候大志，毅然放弃闲散京官不做，投笔从戎，南下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战争有危险，也有机会。正是敢冒风险，抓住机会，李鸿章才在3年多时间里，凭借军功，自七品编修，连升七级，斩获三品按察使衔，为日后提巡抚、升总督、晋大学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把握潮流
李鸿章早年中进士、点翰林，太平天国时期则追随曾国藩，在此期间培养起自己的淮军力量，淮军肃清了江苏南部的太平军和横行北方十年的捻军，李鸿章依靠军功得到进身之阶；早年与西方人的军事合作奠定了他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合作的观念；在“天津教案”、中法战争等事件中，他的外交手段得以展示，盛年时期的李鸿章赢得了能打仗、懂洋务又善于搞外交的名声。顺利踏进历史舞台，除了李鸿章本身才能出众外，前辈恩师曾国藩的指点提携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都是不可或缺的。
四、自身要硬
李鸿章历任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这些位置看似个个位极人臣，但即使是在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对薄弱的，实质上，李鸿章一直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去执行阻力重重、极其困难和招致骂名的任务，而非一个决策者。但作为一个执行者，他始终愿意去付出巨大精力和重视程度，一丝不苟的努力去把事情办得尽可能的好，甚至不会去在乎自己的名声，这为他赢得了“文忠公”的谥号。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误国的十二件理由，主要是说他贻误战机、用人不察、管理不善，但同时，话锋一转，也表达了些许无奈，当时的种种决策或许已经是这个老头能做出来的最大的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