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丁亥年，是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并没有大事发生，也没有任何扭转历史格局的事件，这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年。
但为何黄仁宇先生要以这一年作为本书的书名？又为何要提及这一年？1587，万历十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值得黄仁宇先生以此著书？
读罢，1587年，确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作者只是把1587年作为一个引子，写了万历十五年前后的人和事；此外，这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我们的帝国陷入更深悲剧的一个节点。了解万历十五年，也就能够明白为何明王朝会被在黑山白水间崛起的少数民族部落所颠覆；为何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版图的明清帝国会成为封建王朝的末路人；为何1840年英国的炮舰会轻易地轰开帝国尘封多年的大门；为何晚清的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如此艰难，国运多舛……
万历十五年，有多少人的命运在帝国的制度下是那么的无可奈何。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亦或是他们的陪演者高拱、朱常洛、朱常洵、冯保、俞大……谁，有着一个完美的结局？
黄仁宇先生书中叙述了六个人物，每个人物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体制，而他们，却是异于体制内的其他人，却因活在体制之内，往往不得自由，是这个集团之中最孤独的行者。
朱翊钧，大明王朝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却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后继者，身为统治者，他没有自己的隐私，自古以来，皇帝的私事关乎国体，这便是家天下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被臣下“监督”、知晓，并无半点自由可言。纵然万人之上又能如何，命运从他出生那一刻便已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九五之尊，生而孤独，死亦寂寞。倘若有那么一人能够看到他至尊之下的孤独，想必此人便会被他引为终身知己，贵妃郑氏与他，想来更多的是无关风月，只为交心罢了。
张居正和他的继任者申时行，代表的则是整个帝国最具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一个集团——文官集团。以唐为鉴，宋以来的统治者便以文官为重，至明尤甚。文官集团的不断壮大，人员增加，使这一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这一集团掌有帝国的统治实权（确切的应该是左右着统治者的决定权），无论是行政、经济、选贤举能、外交甚至是军事，都由这一集团所把持。而这一集团的支撑则是来源于影响中国之深的儒家正统，更确切一点是经朱熹改造后的伦理道德，政策的抉择要合乎伦理，皇位的继承要合乎伦理，官员断案要与道德相符，官吏的行为要合乎礼仪……一个尊崇伦理，一个推崇道德的帝国，轻视法律的存在，其机构的运行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一个靠精神支撑的帝国，当精神大梁倒塌的那一日，又该以何为支撑？
张居正与申时行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了文官集团统治下的弊端，但二人对此却采取了对立的做法。张居正是一个锐意革新的政治领袖，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未取得显著成效便已含恨而终，尸骨未寒之际又招致万历的清算，曾经帝国中枢的领袖终究化为一抔黄土，随着帝国的衰落而远去。他的继任者却始终充当着一个和事佬，极力维护着帝国的平衡，维持着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因为此时的明帝国，平衡已是最好的状态，只要平衡尚在，帝国依旧能够勉强运行。申时行的无为之治不被同僚所理解，甚至遭受无尽的谴责，弹劾，这一位深知为官之道，更深知如何维持文官集团的阴阳平衡，却无法被同僚所了解，终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官隐居。他与张居正一冷一热，水与火的政治理念，都无法动摇文官集团的寸寸根基。
海瑞，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海瑞是孤独的，他立志成为别人的榜样，却无人以他为榜样。海瑞的孤独涉及到明朝的财政。明帝国的缔造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化的政治设计，往往留给有心人诸多钻营投机的机会，因而弊病百出，财政经济趋于凝固化。
戚继光，抗倭名将光辉的背后也饱含着无以言喻的辛酸。明帝国的军事设计已难以使帝国为继，卫所制度虽保证了足够的兵源，却难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况且在文官当权的政治集团中，一将难求，将士只重武艺而轻谋略，战场上难道仅仅只靠匹夫之勇吗？戚继光，时运艰难中成为一代抗倭名将，只因他懂得如何维持文武之间的阴阳平衡。一代名将的显露，也需要贵人的赏识，没有伯乐，亦没有被人熟知的戚家军。这不是戚继光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整个帝国武将的孤独。
李贽，一个思想的孤独者。在儒家正统伦理下的异端分子，遭人鄙弃，痛苦离世。李贽的悲剧，是整个文人的悲剧，更是那一个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悲剧。
1587年，帝国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的上演，政治、财政、军事、思想，未来的帝国，该走向何方？
悲剧的重演，最后的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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