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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沅君
5月23日晚间，住在朝阳区的杨海山烧伤了，邻居老太太做饭时煤气罐起火，杨海山帮忙将煤气罐拖到安全地带，被烈火烧成重伤。家人希望通过媒体筹措一些医药费，记者去采访时，遭到了现场目击者、老太太儿子和派出所民警的拒绝，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替杨海山说句公道话。这次帮助的行为，让杨海山一家蒙上了阴影，他的治疗费还没着落，因为记者穷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证明他是“见义勇为”。
得到帮助的老太太的儿子，为什么不承认杨海山救火的事实？是为了逃避某种法律上并不存在而道德上应该予以践行的义务，就是对受伤的杨海山进行口头感谢和经济补偿。从个人角度讲，接受帮助的人，有义务对提供帮助的人表示感恩、进行回报吗？诚然没有。所以这完全是考验人性的时刻，是道德审判的时刻。助人者有勇、有为，被救助者却无担当、无作为，这会令人齿冷心寒。不愿站出来的被救助人，沦为人性和道义上的懦夫。
目击者为什么不肯站出来作证？怕摊上事儿。街坊邻居起火了，杨海山又是租房客，没想到还引来了记者，表面上简单的一场救火，看起来充满了疑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普通民众对记者的防备心理可见一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也让杨海山一家很是受伤。对就在身边乃至全社会的突发事故缺乏责任感、同情心，这种群体性的堕落让人心痛，也应该引起警惕。
至于派出所民警不肯配合出示监控录像，是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不能随意向记者出示重要物证，这是合理的。老太太和杨海山都已重伤住院，民警言语中认为二人有打官司的可能性，可见双方家人对于这次火灾都有一些误会和疙瘩在心里。既然警方已有物证在手，难道不该主动出面，还原救火的真相，澄清双方的误解吗？事发在北京五环以外，根据就近出警的原则，调查民警应该来自附近的乡镇派出所或者村里的社区警务工作站。作为公安系统的一个小小基层组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乡镇派出所民警的素质和工作积极性经常是要打折扣的。因救火而引起的双方矛盾和群众舆论，在当事民警看来也许并不重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双方家属不扭打着找上门来、递上各自的诉状，管它作甚呢？至于等钱救治的杨海山是不是见义勇为，都无关他的职责及道德，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记者的求助和求证，真是再简单不过了。
古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助人者固然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才出手，得到帮助的人却理应有所感恩、回报，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谢谢”，哪怕这回报十分微薄。从弘扬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讲，助人者一定要得到感恩和回报，才能对大众行为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所以才会有从国家层面上，对见义勇为的表彰，对勇者、为者的肯定，对像杨海山一样为了帮助别人而使自己受伤、陷入困境的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和救助。可是就是有人明明做了见义勇为的好事，却很难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这些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杨海山要得到见义勇为救助金来救治自己，就必须先认定见义勇为，拿到见义勇为的一纸证书才行。现在媒体已经出面帮他周旋，处处都吃闭门羹的结果想必也在意料之中。多年来，对于见义勇为的认定都很困难，首先就是取证难，为了逃避可能存在的赔偿责任而拒绝作证、拒绝感恩，这样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匪夷所思。从见义勇为的受益人、目击者到民警，社会全体的冷漠会给见义勇为者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现实中因为见义勇为举动而引发争议、走向诉讼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要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实在是任重道远、难上加难。
为杨海山遭遇的冷漠和恶意感到心痛之时，看到网上另一则新闻。四川有个80岁的老太太，她把凡是在公交地铁上为她让座的人都记在小本子上，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还给人拍照留念，到现在已经收集了61个好心人的身影。她说：“让座不是年轻人的义务，他们发扬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值得表扬。”也许有人会说，给老人让个座而已，说句谢谢不就行了吗？美德是需要弘扬的，做好事是需要别人来铭记的。古之君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让座这种小事虽是小善，而这位老人的举动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释放善意和感恩，对于她来说，这也是她施与对方的小善。而那些不愿承认自己接受了帮助的人，不肯为对方的见义勇为作证，无异于是以自己的恶来回报对方的善。
以善报善，如沐春风；以恶报善，祸患不离。印度古谚有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见义勇为者理应得到那一缕玫瑰的“余香”。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冷漠，浇灭了这一缕余香，也不要用自己的猜疑，让本该是余香，变成了馊臭。（宋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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