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静和裴寂是老相识，刘文静在做晋阳令的时候，裴寂是晋阳行宫的宫监，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都不是碌碌无为的人，相识也是必然，两人后来还成为朋友。

李渊太原起兵后到进攻长安的过程中，两个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得不错，一个是李渊的左膀，一个是李渊的右臂，同舟共济协助唐军挺进关中。

若单论才华，刘文静远在裴寂之上，但若论混迹官场，待人处事，裴寂又远在刘文静之上，在创立大唐基业的过程中，刘文静的确出力不少，四海定，人心浮，原来可以把酒临风，抵足而眠的好朋友，也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

1、刘文静和裴寂

隋朝末年，唐国公李渊就任太原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结识了裴寂和刘文静，裴寂当时是朝廷派到地方的财政主管，主抓物资后勤工作，有实权。

李渊这个人看人还是很准的，他觉得裴寂这个人可以好好利用，既然要利用那就要投其所好，裴寂是个权力欲很强，毛病也不少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喝酒，好赌博，于是，李渊每次都以叙旧为名，隔三岔五把裴寂请到家里，喝酒赌钱，有时候喝得高兴、玩得痛快，竟然通宵达旦，每次裴寂赢钱后，都要以隋炀帝的名义拨付一些物资给李渊。

从隋大业中期一直到李渊太原起兵，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李渊父子在裴寂身上投入不少，裴寂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等到李渊义旗一举，裴寂马上送去了宫女五百人，上等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付出终有回报，这场交易的结果是双赢。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是通过李世民才接触上李渊而参加太原起兵的；而裴寂是李渊的密友，一起喝酒赌钱的岁月建立起来的感情浓得像酒，也就是说，裴寂是李渊的人，比较而言，刘文静能混个“二号人物”干干，应该相当知足了，可刘文静虽然脑子够使，智慧谋略超过裴寂，但他的情商远远低于裴寂，他性格外露而张扬，情绪来的时候不容易控制，他时时处处与裴寂较高下，聪明如他，竟然不明白自己流露出针对裴寂的不满，就是对李渊的安排表示不满。

而这时候的裴寂却是春风得意，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渊对这位老伙计恩宠备至，每天还赐御膳给他食用，称呼裴寂的时候，从来不喊对方名字而用昵称“裴监”，这是裴寂在太原时的职务，由此可见李渊对他的亲热程度和念旧之情，这还不算，后来发展到李渊上朝，一定会让裴寂和自己同榻而坐；退朝以后，还总叫上裴寂一起进宫闲聊或谈事，朝中的事务，唐高祖对裴寂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种情形严重刺激了刘文静的神经。

裴寂在李渊的恩宠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看不清现实的刘文静却始终不肯屈居其下，使得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刘文静之死

刘文静作为太原起兵的首谋和策划者，按照史书上说这个人相当有智谋，不然不会在当时用“时人之冠”这个词来形容他，《旧唐书》说他“伟姿仪，有器干”，可就是这么一个仪表堂堂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却是个恃才傲物的二愣子。

刘文静在隋朝干晋阳县令的时候，因他和李密有亲戚关系，后来李密造反，他也受到牵连，被抓进太原监狱，在蹲班房的时候，李世民跑到监狱去探望，刘文静就趁机和李世民合谋太原起兵，乘虚进攻长安，等到李世民把他营救出狱，刘文静又参与谋划，杀掉了隋炀帝安插在李渊身边的耳目，促成了李渊的起义。

进军长安之前，他又提出了外联突厥、解除后顾之忧的军事和外交战略，并且亲自出使突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所以，大唐开国，刘文静功不可没，也难怪他本人自认为是大唐第一功臣，结果他只排在外臣的第二位，这成了他的心结，也成了他最后的死结，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真是一点没错。

这时候天下硝烟还未散去，就在李渊夺取长安不久，隋末起义的另外一支豪强薛举这时候也打到了与长安近在咫尺的扶风，这个薛举与李渊同是在大业十三年（617）举兵反隋，很快就拥兵数十万，几乎完全控制了陇西之地，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西秦霸王，这完全是抄袭项羽的“西楚霸王”，有点沽名钓誉学霸王的意思。

就在刘文静和裴寂较劲的时候，“西秦霸王”薛举率军进攻唐的领地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军队去抵御，刘文静被任命为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随同李世民出征薛举。

谁也没有料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要利用粮草优势将薛举拖垮，可偏偏这时候李世民病了，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贪功心切，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可就这时候薛举突然得了重病，没办法只好撤军。

李渊一气之下把刘文静给免职了，还顺带着把他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给剥夺了，因为吃了败仗，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刘文静都夹着尾巴做人。

武德元年（618年）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立，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两个人都渴望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大胜而归的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时候李世民没有忘记自己的亲密战友，他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恢复了，还任命他为民部尚书、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却再没有得到，失去这个最为重要的职位，对刘文静来说，这种打击无异于要了他的命。

经历了起起伏伏，刘文静不但没有收敛对裴寂的态度，反而更加憎恨，最后发展到恨不得在朝堂之上，在李渊的眼皮子底下交恶。

上朝时，朝臣们讨论朝政，只要裴寂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而且是不管对错，都一概否定，还经常出言羞辱裴寂，于是，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李渊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对刘文静产生了不满和厌烦，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虽然很恼火，但这个人城府很深，会装老实，玩阴谋，每次面对刘文静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他都装聋作哑当春风拂面，很多时候这种人是最可怕的，不鸣则已，一鸣就会要人命。

恰在这时，朝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李渊已经意识到秦王府的势力正在慢慢扩张，是到了该适当压制的时候，现在不仅刘文静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一些高官也明显和李世民走得亲近；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有才能的人，也成为秦王府的高级属僚，李世民在朝中的威望日隆，势力发展迅速，这样下去，极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将对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构成威胁。

唐高祖开始有意识地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精英人物调离秦王府，到其他地方任职，李世民在大臣中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唐高祖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后面无关大局的战事中，唐高祖也相应减少李世民在前线的机会，这样做，就是为了逐渐剥夺李世民立功的机会，转而使用其他人。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结突厥，进犯河东（今山西）一带，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抗，结果大败，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又发生了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之事，晋州、龙门相继失陷，但李渊还是坚持任用败军之将裴寂，让他继续镇抚河东，而不起用李世民。

如果刘文静在政治上成熟，就应当能看出来唐高祖和太子李建成正在削弱李世民，自己作为李世民的主要党羽，很容易成为被削的对象，这时候他就应该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柄，但刘文静不是这样，他不但毫无收敛之意，甚至更加肆无忌惮。

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大了，不禁发怨气拔刀砍柱子，还扬言要砍掉裴寂的脑袋，也巧了，正好那时候他家里经常闹鬼，于是弟弟刘文起找来巫师施法避邪，大臣请巫师来做法在迷信盛行的古代是大忌，是历代皇帝最为忌惮的行为之一，很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刘文静有个小妾，因为不再受宠爱，一直怀恨在心，在知道这件事情后她就让自己的哥哥上告官府，把刘文静的言行都辗转上报朝廷，说刘文静要谋反。

李渊和裴寂都在等这么一次机会，岂能放过，李渊在接到指控后，觉得可以借机除掉刘文静，李渊这么做，自有他的考虑，一是为了免得刘文静以后再生事端，更重要的是可以削弱李世民秦王集团的势力，他命令裴寂带人去审查此案，可见唐高祖想痛下杀手了。

刘文静在裴寂他们严厉审查之下，为自己反复辩解道：“想当年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和裴寂混得都差不多，可如今裴寂成了头号权臣，而我却混得如此不堪，想当初抛家舍业东征西讨，如今江山打下来了，我却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那天是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才口出怨言，要说谋反，肯定是没有的。”

唐高祖看了裴寂呈上的审查结果，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一些官员都不同意高祖的意见，说刘文静有情绪是真，但确实没有谋反的意思，李世民也特地赶来替刘文静求情，极力替刘文静开脱，唐高祖心意已决，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裴寂心中早已恨透了刘文静，他在接到高祖的指令，去审查刘文静案子的时候，就明白自己的主子要对刘文静下手了，他上奏说：众所周知，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在我们大家之上，但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后患，这话说到了高祖的内心深处，他稍作犹豫，便在判决书上签字生效，杀无赦！

武德二年（619年）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刘文静在刑场之上捶胸顿足：“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此言不虚啊！”

3、裴寂之死

刘文静的悲惨收场，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多是官场的潜规则在作祟，看似裴寂胜利，实则两败俱伤，《旧唐书·高祖纪》记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李世民修订唐史，确立自己的首谋之位，没有其他人，只有刘文静与他分享这份“首谋”的荣耀，可以想得出来，刘文静的死给李世民内心造成了不小震动。

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杀掉李建成，夺得太子地位，不久，唐高祖李渊被迫退为太上皇，李世民继帝位，是为唐太宗，登基后，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是把李渊曾经重用的一些老臣子安排在关键岗位上，裴寂也同样得到了重用。

于是有人说，裴寂的命真好，好到可以把李世民父子通吃，好到可以让李世民忘记那个叫刘文静的人，所有的人都看错了，李世民的账本上给裴寂记着呢，李世民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这个赌徒输光所有积蓄的机会。

贞观三年（629），曾经备受皇室垂青的佛教僧侣法雅在宫中讲经，因口出妖言被抓，这法雅说的是什么呢？他居然说京师要发瘟疫，在天子眼皮子底下大放厥词，蛊惑人心，李世民让杜如晦亲自审问，看看法雅哪根神经出问题了，这一审不要紧，却审出一个意外惊喜，把裴寂给牵出来了，原来法雅说的这些话，私下里竟然都对裴寂讲过！

正在为刘文静复仇寻找机会的李世民决定出手，他把裴寂喊来当面对质，裴寂还算诚实，就承认确有此事，李世民藉机罢免了裴寂的官职，削去一半食邑，并把他赶出京师，迁回祖籍。

裴寂，大唐第一代头号权臣就这样稀里糊涂给打发回老家养老去了，在回去的路上，裴寂的心情肯定颇不宁静，也许很多人认为，从太原起兵，裴寂就一直在低投入高产出，与李渊父子进行着一种交易，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同样是一名职业赌徒，他拿的却是一条性命、一生追求参与这场赌博，他的确赢了很多局，其风头也一时无二，本来以为裴寂的人生就这么消失在乡野村道，可命运好像还没开够玩笑。

裴寂回到家乡后，本来打算过几天恬淡的日子，可突然来了一个叫信行的精神病患者，他跑去对裴寂的家僮说：“裴公有天分，应该当皇帝啊。”说完他跟个没事人似的走了，这话就传到裴寂那里去了，他赶紧派人去找那位疯疯癫癫的信行，可找来找去的结果是：信行死了。

裴寂怕这事传到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就派家奴恭命去杀了那个传话的家僮，结果用错了人，家奴恭命悄悄放走了传话人，恭命拿了主人的钱，不但没有办成事，还把裴寂所征收封户的百余万钱也花得精光，裴寂要拿他问罪，恭命就跑去向唐太宗说出这件事，李世民将裴寂判了死刑，后来改为流放，本来是准备将其流放到极远的交州（今越南河内市），但没有实行，改流放到静州(大概就是现在的宁夏永宁县)。

裴寂刚到静州不久，当地一部分羌族人就作乱了，这些人推出的造反口号居然是：“造反不为民做主，就为让裴寂当皇帝”，这样一句疯话，连李世民也不相信，他说：“我李家于裴寂有再造之恩，他不会造反的。”裴寂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亲自率领家兵镇压了这帮羌族作乱分子。

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感慨万千：“裴寂虽说庸碌无功，却也是旧臣，终不忍让他老死塞外啊！”一纸调令，将六十岁的裴寂重新召回，可这时候裴寂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还没有抵达长安就死在了半道上，初唐权臣裴寂就此划上了生命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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