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是孤儿，自幼凡事自己做主。她的名字也是自己起的。她读过师范，做过乡村语文教师。在课本里习得《说文》、《尔雅·释言》里“舫”字，于是将自己名字里的 “芳”改为“舫”。她从不过生日，是因出生日期不详，身份证出生日期写的是1939年，婆婆说，自己应该是1940年出生的。

第一次见到婆婆，是在林海音《城南旧事》笔下的胡同里：“胡同像一把汤匙，靠近汤匙的底儿上,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三十年前，那个秋意正浓的晚上，我们站在“汤匙的底儿”的门墩前，飒爽的西北风从石榴树叶间拂过，送来馥郁沁人的果香。落月打在麻灰色砖墙上，一个影子，一束光，摇曳着，从长长的胡同尽头，朝我们挪近，步履紧促。

我和她的朋友们站在门墩前，他们学着她的东北腔，用大嗓门喊她，她以朗朗的笑声回应。胡同里，市井烟火的喧哗此起彼伏：颠勺的，摔碗的，拉胡琴的、骂孩子的、吆喝猫狗的、搓麻将的、拍球的、摁自行车铃铛的，可这些声音的分贝，都遮不住那远处的朗朗笑声。走到跟前，她收了手电，头一歪，忽地发现了人群中的我，立马绽放出如夏花般的单纯笑容，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和眼睛都闪闪亮，与月色一同印入我的心间。

听老公说，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母亲在东北农村，独自拉扯哥俩长大，受了不少罪。从小学校下班后，她还要做农活、种菜。她曾用大被子裹着着发烧的儿子，搭车穿过辽河，看病打针。老公还记得，小时候中煤气，是母亲背着他在村子里来来去去跑了一个钟头，直到他清醒过来。当我的儿子小时候生病，有婆婆在跟前做主，我的心就放下了。

婆婆倔强能干，从不用别人插手，她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哼着二人转小调，从厨房里整出一桌菜：小鸡炖蘑菇、炸黄鱼、肉、小白菜汆丸子、木耳炒鸡蛋、大馅儿饺子、腌咸鸭蛋、午餐肉，摆满四方桌。我们只需两只手揣怀里，站在厨房门口，看她热气腾腾地颠炒，陪她说说话。婆婆不是讲究人，但菜盛盘后，她不忘用抹布在盘边一抹，上桌的菜碟盘边必须是净白的，和饭馆一样。

我们年轻时，每到黄昏，婆婆做完一桌菜，会趴在窗台朝公交车站张望，盼孩子们下班回来一起吃。这样，一年年过去，孩子们各立门户，有了车子，很少坐公交车，下班越来越晚，总在外面馆子里解决晚餐，几乎不回家吃饭了。再后来，婆婆也因眼疾不能做饭，更不能再靠着窗框远眺儿孙的模样。

婆婆看不见后，却依旧能操控日常生活水电燃气柴米油盐酱醋茶消费，甚至各类西药，她靠手摸，就知道种类、剂量。她不遵医嘱，而是自己做主琢磨各类药物的副作用，自行服药。婆婆还喜欢对已长大成人的子女、亲戚朋友家的人情世故，大事、小事操心做主。看不见了的婆婆，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每日会花大量时间给儿子打电话，一打就是几个钟头，内容重复，反反复复讲，哪家亲戚的孩子现在退休了，去什么地方溜达了。她还聊起刚退休那会儿，跟老姐妹逛公园、看画展、打扑克的光景。说到最后，她叹口气，老姐妹们走了好几位，剩下的，有患老年痴呆症失语的，有的瘫痪在床，都不再能和她聊天了。到了该挂电话的时刻，她还会反复嘱咐，“加小心”几个字说了不下几十遍。

婆婆爱憎分明。在她健康的时候，逛早市，见有人欺负小摊贩，她会气愤地挡在前面，保护弱者。她曾彻夜不眠，为边疆受雪灾的灾民一针一线做棉被。她病重住进医院，护工态度不佳，她会发脾气找医院领导理论。直到后期，她已经心力衰竭，呼吸困难了，她又催保姆去市场做被子，保姆不解地问她，她答：“过几日，我走了，老家亲戚来参加告别仪式，住家里，没新被盖怎么行？”

除了操心里里外外，婆婆最操心的是那盆君子兰。第一次到她家，她就引我到阳台上看她的君子兰。这盆巨型君子兰，跟了她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前，她抱着猫合影，到有了孙子、孙女，每次拍室内合照，都以这盆君子兰为背景。兴许，婆婆反复唠叨的话不一定被儿孙接纳，但是，植物的灵性，却足以接纳老人的心念，从而默默生长，报以清香。婆婆害眼疾看不见了，君子兰依旧年年吐出金红如玉焚般的花蕊。

做了心脏手术的婆婆，越来越虚弱，但依旧在我去探望时，指着窗台上的君子兰，说：“花又开了，等我病好了，给你们分出根，你们都在自己家里养，养好了，你们看见君子兰，就会想起我。”

做了一辈子主的婆婆，终不能以个人意愿走完生命全程。婆婆走了，还来不及为我们将君子兰分好根，就走了。

我走到她卧房的阳台，初夏的风将雨水潲进窗框，淋洒在君子兰翠绿的叶子上。一直误以为，婆婆北方直爽粗犷性格与“清新儒雅冠红尘”的君子兰不相宜。其实，看到这如利剑、如铁骨铜皮般闪亮挺拔的叶子，一时间，我好似看到婆婆三十年前硬朗的身形，还有那笑颜，简单本真，恰似君子兰花语：“清香不染尘”。

在告别灵堂，亲友们将花瓣撒满棺木，婆婆安详入眠。我说：“妈，您又回到从前了，您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模样。”

我眼前浮现出三十年前那个胡同里，疾步走来的馀影。如今，林海音笔下的胡同已不在了，石榴树也连根拔起。幸好，窗台上的君子兰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