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饭局，省政府的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饭局。到了基层，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则更长：市长平均每周15.1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18.2次，按一周五个工作日计算，相当于每个工作日有3.6次饭局，每天的饭局甚至需要赶场。
按照这个调查数据，再码放上陪酒专员和陪聊精英，基本上就可以还原出一条官场吃喝流水线。这条永不消失的流水线，就是官场中你来我往的交际大动脉，而这也更像是一条地下交通大动脉；灰暗中官员们根据需要赶着不同的场子，在某个场子上车，又在另外的场子下车；前不见队头，后不见队尾，各级官员你刚喝罢他登场，带来的是饭店的GDP，带走的是一肚子的腐败。你来他往中，打破的总是不断攀升的公款消费纪录，而打不破的总是神话般永不散场的“官场饭局”。这让人分不清，到底是铁打的官员流水的局？还是铁打的饭局流水的官？
这像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它的确是个难题，但它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正确答案。因为，对于“官场饭局”中的官员来说，他们既吃过别人的请，也请过别人的吃，所以既是过鸡，也是过蛋，并可以根据官场的“天气预报”定夺实际需要，时刻在鸡与蛋的角色间转换。所以任何确定的正确答案都无法涵盖这种动态的角色转换，因而也就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这就像是要给变色龙下个关于颜色的定义，无论说它是什么色都首先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变色龙会用自己的变色术将瞬间的定义完全推翻。而这正是变色龙在任何场合都能保全自己的秘诀。
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再到“纠四风”，规范吏治、整肃官场成为了各地政府的重头戏，但严令之下，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赴汤蹈火”地到各色“官场饭局”赶场？这是因为他们在“官场饭局”确实能办成他们想办成的“事”。对上，他们既可以佯装“借酒消愁”地向上级领导表达自己工作的难处，又可以表达在难处得到解决之后的宏图大略，但这只是小菜一碟。而最重要的还是借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推杯换盏带来的气场，与上级领导建立起工作之外的个人关系，而这样的关系恰恰就是某种“天气预报”的来源，这会对他们的仕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下，他们则可以在“官场饭局”上，借助所谓的江湖文化，与下属单位或企业老板结成某种“闺蜜”，替自己办一些不便出面的事，说一些自己不便说的话。因为下属单位是他们政绩的源泉和支撑，而企业老板就是办私事时出钱的财神爷，把下属单位和企业老板都搞定了，自己就成了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的实权派人物，而到了这个时候仕途之上还有什么阻碍呢。
但是，不管是对下还是对上的“官场饭局”必须要遵守既有的潜规则，那就是对下要称“请各位来畅谈一下未来的打算”，对上要称“请领导来检查并指导工作”。这样的说辞对下会百分百成功，因为那也是领导的工作，哪能不给面子。对上十有八九也会成功，因为那也是为了工作。而关键的是，时间的安排必须恰到好处，那就是要在饭点之前，而且必须要拖延到饭点上。而这正是官场上变色龙们的妙招，它会给你说得出去的正当的理由。
这样既当鸡又当蛋的官员，在“官场饭局”上都办成了想办成的“事”。而这样的收获，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纠四风”可能带来的微小损失相比，显然更具有抗衡性。而最终说明的是，“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纠四风”这样的规定还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没有与法制紧密结合，中间还有着很多缝隙，而这些缝隙正是官场变色龙们游刃有余的原因所在。
之所以“官场饭局”成了破不了的局，其中既有官场文化庸俗化的原因，又有工作关系个人化江湖化的原因，而且还有工作沟通私密化的原因。而最关键的原因是“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纠四风”这样的规定还缺乏深度法制化，还缺乏应有的“硬”度和“狠”度。所以，要破“官场饭局”的局，就要从多方面下手，以法制化为导向，提纲挈领地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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