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正在加速，我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在每一个天色微白的黎明，我看着晨光在窗帘上浮动；

在每一个炽焰色的黄昏，我眺望着碎云在天边飘散；

在每一个浓墨的午夜，我听着树叶在微风中摩擦；

在每一个滴答的雨天，我凝视着世界忽然失去一切声音；

在每一个忽然想起往事的瞬间，我注视着回忆在夕阳里肆意奔跑；

在每一次怀疑自己的存在的迷茫时刻，我清晰地、庄严地、蓦然地感觉到，时间的模样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它曾经也是少年一般的干净、纯真，有着春暖花开的面容和皎洁如月的微笑；如今，却已变得灰头土脸，拖着莫名其妙的岁月赠礼，怀着遥不可及的期盼，朝着孤独的远方亦步亦趋。我见证着它这么多年的蜕变，时常望着它身后深深浅浅的痕迹在想，那是我的人生，我也跟着它一起成了这世间的一草一木。

我明白其实时间的长度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记忆中漫长的童年不过就是10年而已，十年，对现在的我而言，近乎咫尺。

恍惚中，我觉得自己好像早已体验过当下正在经历的事情，有好多次觉得自己似乎同时存在于当前和未来的时空，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当我回头去看从前的自己，总是既失望又尴尬，因为我明显一直在循规蹈矩，拾人牙慧，我在复制别人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在不受控制地透支未来。也只有那么短暂一瞬，我会感到自己是特立独行的，我拥有自己的故事，我有着清醒的自律，并且能跳脱出苟且的自我去客观审视一切。

然而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热烈或者悲伤的情感，无论刻骨铭心抑或伤心欲绝，一旦走到深处，总是空无一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我们终将迷失在这片生机盎然的丛林里，失去所有光线和知觉，化为尘埃，和万千尘埃一起飘散。

（一）

春节放假前夕，我整个下午在办公室整理大半年来的各种资料和报告，敲键盘敲到手发酸，去楼上机房关了服务器，提笔写好辞职信，复印了两页，在BOSS和HR的桌上各放了一份，然后收拾了一部分自己的个人用品，擦了擦桌子，最后坐在自己坐了三年多的位置上，发呆想了很多事情，直到夜幕完全拉上，最后一个同事下班，我也准备走了。实验室的同事拿了一包实验用的一次性口罩给我，我问他要这东西干嘛，他说武汉那边出现了跟SARS很像的肺炎病例，现在全国都紧张起来了，还是戴着比较安全。他说的新闻其实我也看到了：武汉的医生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成生化部队在接诊患者，当时还跟同事对着那张看起来非常夸张的照片笑了很久。

这像极了《流浪地球》那部电影的开场白：“起初，没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的开始”，这不过是一种病毒性肺炎，就像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一样，这些年见得太多了，相信疾控部门完全可以应对，那是他们的工作，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大家还要热热闹闹过春节呢。

由于食宿费用过分高昂，我们最终放弃了去菲律宾度假的计划。不曾想这个决定令我们事后庆幸不已，就像后来庆幸我老婆小芳因为被新闻吓得不轻，提前屯了一批口罩一样，当时嘲笑她小题大做的我，后来乖乖戴起了口罩。

也许对于这个国家乃至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从未经历过的魔幻现实，在又一个新年将至的欢乐祥和之中，没人会想到，一种新型的病毒正在裹挟着恐惧和混乱的RNA，在空气中快速扩散，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样开始的，只是突然之间在电视里看到了武汉封城的消息。

封城的意思，就是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要全面切断所有和外界的交通，这个繁忙的国家交通枢纽的民航高铁公路要立刻停止，而且是在中国人流量最大的时间段。我们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想象去猜测，情况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

然而更恐怖的是，在宣布封城的前几天，已经有上百万在武汉工作求学的人离开了武汉，借着发达的交通网络流向全国各地，形势早已岌岌可危。

政府的行动可以说非常迅速，居家隔离的命令火速从政治中心传到了全国每一个社区，电视新闻24小时不停地宣传防疫措施，无数的医生护士开始陆续赶往武汉支援抗击疫情。所有商铺除了超市药店全部关门歇业，小区志愿者在门口设立了岗亭，严格限制人员出入，给每户派发了出入证，允许每户每两天由一个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时间不超过4小时。

所有一切我们熟悉的日常，在几十个小时内彻底翻天覆地，“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这个名字略长的传染病，开始刷新我们的世界观。

大年初二家里接近断粮，我戴好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拿着居委会发放的出入证战战兢兢走出小区，去给全家四口人买食物，大街上的景象令我无比震惊：地铁工地完全停工，平时那些轰鸣的机器像是瘫痪了一样躺在原地；从来都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此刻静悄悄的，一辆车都没有，两边的商店全都拉着卷帘门，只有药店还开着，窗户上用粗犷的大字写着“本店没有口罩，没有消毒液。”

我穿过寂静空荡的马路，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人类集体消失的平行宇宙。太阳挂在高空，洒下温暖的光线，微风在吹拂着空旷的柏油路，光秃的树梢已然冒出新芽，在我熟悉的春天的温暖气息里，头一次充满了荒诞怪异的氛围，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像极了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

我买了食用油、酱油、陈醋、鸡蛋、面条、鸡肉、猪肉、蔬菜、水果、酒水饮料，把自己的运载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超市里的瓜子居然都脱销了，估计大家都是困在家里无聊地要死。

节后上班的日子被一再延迟，各行各业都陷入停滞。人们都听从政府的号召，待在家里度过这个终生难忘的春节。就像《肖生克的救赎》中Red说的“every one has to find something to keep his mind occupied（每个人都得找点事情消磨时间）”，一家四口24小时在家，总得找点共同娱乐项目，于是我想起了放在地下室的那副麻将。那段时间我和我爸爸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妈妈和小芳的指导下学会了打麻将，我们在餐桌上铺了一床毛毯当麻将桌，后面十几天，家里从早到晚都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还有随着自摸一条龙清一色杠上开花的欢呼声。对我们而言，疫情始终都停留在新闻里，只要老老实实隔离，就不会有危险，唯一令人担忧的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往日的朝九晚五。

麻将一直打到了二月底，情况开始出现转机，首先是手机里有了健康码，只要颜色一直绿着，就可以随时出入小区；然后交通开始慢慢恢复，地铁重启，马路上重新繁忙起来；企业纷纷申请复工，商铺开始营业，人们总算看到了疫情缓解的曙光。

从不屑一顾、插科打诨，到恐惧焦虑，日夜祈祷，再到习以为常，口罩伴身，我亲身经历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疫疾。在看到如今席卷整个世界的疫情之后，真正明白那些奋战在第一线为我们拼命的英雄做出了何等巨大的贡献，我们的人民在灾难面前是何等的团结，生在这样的国家何其幸运。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d, gets you so depend on them”（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开始习惯它，过了很久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肖生克的救赎》里这段描述监狱围墙的经典台词用来形容今年的口罩，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要不是现在大部分人不戴口罩了，我真想每天一出门就戴着，可以把喜怒哀乐掩盖在口罩下面，不用怕人看到，见到不想打招呼的熟人也可以大大方方装作没认出来。

（二）

庆春广场，江干区的繁华地段，从我家附近坐地铁，到这里要经过15个站，假如我还没有辞职，那么每天上下班往返就需要经过30个地铁站，通勤时间要两个多小时，那么早上至少七点半之前必须出门，晚上即便准时下班，回家也赶不上新闻联播了。

我站在西子国际大厦下面，心里很庆幸刚刚那些场景仅仅只是设想而已。

原公司复工之后就搬到了这里，我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同事们似乎都对新的办公地点很满意，大家戴着口罩一起聊了一会儿，等HR来上班，去签字领了一张离职证明，跟同事告了别，就下楼去了，很幸运全程没有跟BOSS打照面。

新公司离家很近，骑共享单车只消15分钟，附近全都是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新公司做代谢组学，跟我之前的工作相比，算是换了一个不同的领域，我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和适应。

我的领导是公司的质谱专家超哥，刚刚从加州大学回国，药理学博士，外企工作多年，对质谱技术了如指掌，对统计和生信也颇有研究，为人非常随和，交流起来很顺畅。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着手学习代谢组学的技术原理和数据处理方法，重拾了遗忘很久的生物统计学，专门花时间恶补了一大堆统计学知识。

（三）

去年十一月，我们经历了第三次备孕失败，天时地利人和都考虑了，实在找不出原因。无奈之下小芳去医院做了卵泡监测和宫腔检查，这才发现她宫内有息肉，会妨碍卵细胞受精，医生建议手术摘除，否则受孕概率极低。考虑了好几天，终于还是陪着她去做了手术，整个过程很快，前后不到40分钟，半梦半醒的小芳在病房躺了一个小时，吃了一顿手术餐我们就回家了。

两个月后，小芳平生第一次出现了例假推迟。推迟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似乎有点苗头了，于是买了根验孕棒一探究竟。第二天早上我们迫不及待地做了测试，然而结果非常模糊，条带的颜色似有似无，肉眼都快分不清是阳性还是阴性，我估摸着HCG的含量可能太低了，得再测一次，但是两天后的结果依然很不清晰，就干脆带她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生化流产，受精卵着床失败，已经化为乌有，空欢喜一场。从医院出来我不停地安慰小芳：总比中间流产要好得多吧。但是当时我心里也很难受。我们决定先不急着备孕了，顺其自然去随缘吧。

那之后又过了两个多月，3月17日的清晨，是个阴天，我迷迷糊糊还没起床，小芳走进房间，一脸兴奋地递给我一支验孕棒，我诧异地接过来，戴上眼镜仔细一看，上面是两条非常清晰的红色竖线。

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有啦？”

“嗯，应该是有了。”

随后去医院抽血化验，拿到单子，一看HCG升到了10000多，知道妥妥的怀上了。此时距离我们正式开始备孕过去了8个多月。推算了一下时间，正好是疫情最严峻的那个时候怀上的。

为了保险起见，4周之后小芳在她们医院做了B超。我一直忐忑不安地在办公室等消息，她突然在微信里发了两个字：

“天啊~”

我一看，心都凉了半截，下意识觉得有不好的情况。急急忙忙打电话过去，听完她说的第一句话，我整个人都懵圈了：

“我检查完了，医生说我怀的是双胞胎...”

我拿着手机大概有五分钟没有讲一句完整的话，春天的明媚阳光在乍暖的寒风里飘荡，我凝固在原地。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心思工作，脑子里充斥着 “双胞胎”“双胞胎”“双胞胎”，...，这是我做梦都没有设想过的情况，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所有此前深思熟虑的育儿计划瞬间乱了套。

下班路上我心乱如麻，完全感知不到周遭的声音，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她的反应也是巨石落水，用不同的语气不断重复着 “双胞胎” 这个词。

当晚我彻夜难眠，看着睡在身边的小芳，担心她瘦小的身体承受不起双胎的压力。脑子里努力地在幻想：“两个孩子，天啊，两个孩子，怎么会是两个呢...”。

（四）

随后的日常，与小芳的怀孕紧密联系在一起。胎儿在前三个月还没有稳定发育，一切都需要我们谨小慎微，生怕有一点点闪失导致前功尽弃。

每天下班回家，火急火燎开始做饭，油盐尽量少放，等着她回家。她带着一脸疲惫进门，无力回答我的问题，机械地吃着饭，然后突然冲进洗手间开始对着马桶呕吐，吐到眼圈周围布满血丝，漱口之后坐在沙发上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是那段时间经常出现的场景，我除了默默陪伴，无能为力。

孕反从3个月一直持续到了5个月，彼时夏日正盛，一波接一波的热浪像是炽热的催化剂，让小芳的肚子茁壮成长，每次做完产检回来，我们拿着B超结果上的数值想象着他们的大小，从两颗葡萄，到两只鸡蛋，到两个牛油果，他们正在汲着母亲的身体长成人形。我们开猜测着里面是兄弟俩还是姐妹俩。

“你说，万一是两个儿子怎么办，以后都没钱给他们买房子的。”

我对小芳这样的言论感到哭笑不得，对于孩子们的性别我不是很在意，只要是两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就行，当然如果是龙凤胎那就最好了。

整个夏天我一边照顾小芳，一边不停思考该怎样做一个父亲。虽说备孕前已经做了很多心理建设，自认为考虑地足够了，然而真的一步步靠近时，又控制不住地忐忑起来：究竟生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想要生个孩子呢？，我实在不愿意秉持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对待这件事，不想糊里糊涂地走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怀孕24周，小芳的肚子已经初具规模，走路开始摇摇摆摆，像一只企鹅。四维彩照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感到极度兴奋：她肚子里那两只胎儿，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居然真的是龙凤胎！这堪比彩票中奖的消息让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生果然是不缺惊喜的。

我看着小芳瘦小的身体和不断膨大的肚子，深深体味到成为母亲的艰辛。怀孕满七个月时，她再也无法坚持上班了，即便每天打车也是筋疲力尽，举步维艰。于是决定提前开始休产假。产检的大夫认为小芳属于高危产妇，预产期的底线划到了37周，有很大的概率会早产。她的五脏六腑已经被两个孩子挤压变形，每一餐吃得很少，吃完很快又饿，每一晚都睡不好，想翻身得先坐起来，把硕大的肚子挪到另一侧再躺下。胎动变得非常频繁，有时候肚子上会突然鼓起一个拳头大小的包，似乎是他们想舒展筋骨换个姿势，有时候是一阵剧烈的扭动，有时候是有节奏的抽搐，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其中某一个在打嗝。

每一次摸到他们的胎动，我都异常兴奋，感觉好像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提前和他们产生了互动。

顺产是不可能的了，小芳自己也知道，我问她怕不怕到时候肚子挨一刀，她表示只要能安全生下来，挨几刀都行。

浙江省人民医院离我家其实有点远，最终选择这里是因为韩帅刚刚博士毕业到这里的妇产科工作，有熟人总是让人心里比较踏实。

（五）

十月十四日，第34周的产检。

医院里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产科门诊似乎比其他地方人更多，一个个大腹便便的产妇坐在门口等待检查，走廊入口立着”男士止步“的牌子，门口的护工正在帮着产妇们挂号。每次来产检都是这样一幅场景，等待的过程中我经常觉得医院这个地方就像人生的机场，生命在这里入关，也在这里离境。

疫情已经持续了快要一年，完全没有要消失的意思，医院要求住院的患者和家属都要检测核酸，有效期是14天。我们算了算时间，14天之内很可能就要入院待产了，于是就去做了。

产检结束后，医生的诊断非常不乐观：孕妇肝功能已经部分受损，胆管被堵塞导致胆汁淤积，血小板急剧降低，建议立即住院。

于是就这么突然地住进去了，连一个枕头一把牙刷都没带。主治医师大概了解了一下小芳的情况，说34周太早了，需要先保胎。当天傍晚爸妈从家里带来了住院用的物品，我陪着小芳住在了三人间的病房里，护士扎了针，挂上了硫酸镁和复方甘草酸苷。旁边床的产妇刚刚生了小孩，一两个小时就要闹一次，她丈夫躺在陪护床上鼾声如雷，我们完全没办法休息，睁着眼到黎明，吊瓶滴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去跟护士说想换个单人病房，护士说现在安排不开，等有了再说。

之后是周末，我们经历了噩梦般的两天两夜。

小芳的大腿开始浮肿，皮下积了很多水，摸上去像是硬邦邦的沙袋，体重从90多斤暴涨到近120斤，肚子和腿上长了很多皮疹，而且越来越多，每隔一会儿就奇痒难忍。医生后来给她换了一种保胎药，叫利托平，副作用很强，会导致心跳加速，加上双胎对产妇的压迫导致激素失衡，这些折磨加起来，和生不如死几乎没有差别了。

护士夜里会来三四次，监听胎心测量体温，好在本来也没法入睡。为了缓解难以忍受的皮肤瘙痒，医生给小芳开了炉甘石，是一瓶粉红色的药水，但是几乎没什么缓解作用。小芳被痒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着说自己快要死了，我不停地给她上药，涂了晾干，干了再涂，我也几近奔溃，但还是安慰她再坚持几天，她说坚持不下去了，坚持不下去了，现在就剖吧，求求你了，我要死了。

我心如刀绞，不曾想一路走下来本来挺顺利的，哪知临近终点的黎明竟然如此痛苦。

星期天傍晚我终于忍不住了，看着病床上苦苦挣扎的小芳，拨通了主治医师的电话，跟她说了目前的情况，医生说现在既要保证产妇的身体，也要保证胎儿的安全，权衡利弊，只能继续保胎观察。

（六）

十月十九日，新的一周。早上来查房的是产科的主任杨立伟医生，仔细查看了小芳的状态，说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得赶快生了。小芳一听这个消息，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赶紧问杨医生哪天可以生，杨医生说，下午就手术吧。

我们尚无一丝 丝心理准备，就被命运推到了这一天。小芳的高兴溢于言表，完全没有对于手术的恐惧，只剩对解脱的无限期盼。

手术从中午就开始准备，爸爸妈妈都来了，杨主任要亲自主刀接生。下午一点，护士推着轮椅来接小芳，给她刮了毛，打了针，穿上了手术服，我们陪着她到了手术室门口，目送她满脸笑容地被推了进去。

下午1点53分，在病房里焦急等待的我收到了韩帅从手术室里发来的微信，“你女儿出来了，三斤九两”，“儿子也出来了，四斤四两”， “哭声洪亮，母子平安”，还有两张孩子的照片，他们刚刚从娘胎里出来，张着大嘴，还连着脐带，皮肤是紫红色的，浑身都是羊水和血迹。

我的儿子女儿，就这样来到人间，他们漫长的一生开始了。

这一天，我31岁，小芳30岁，八个多月的等待，我们也成了一对父母。

还没有来得及从新生的激动中恢复过来，就接到了儿科的电话，医生说孩子们属于早产儿，此时已经送到保温箱观察，让我过去办理住院手续，可我还没有看他们一眼。

小芳被送回病房的时候我还没有办完手续，等回去时她已经清醒了，爸爸妈妈还有很多医生护士都围在病床边，她虚弱地像一把稻草，嘴唇毫无血色。杨主任叫我去病房外单独谈话，我这才知道，原来手术过程并不顺利，小芳术中出现了罕见的HELLP综合征（溶血、肝酶升高和血小板减少），大出血1500cc，还有羊水栓塞的风险，幸好处理及时，转危为安，但确实是在死亡的边缘绕了一圈。

我完全没有那种有惊无险的感觉，只觉得深深后怕。

夜里我们陪伴着小芳度过了产后的第一晚。我去新生儿室转了一圈，护士不准探视，我只能央求她用我的手机给孩子们拍张照片，护士答应了我的请求，消失片刻后把手机还给了我。我打开照片，看到两个伸展四肢的孩子，好像两只四脚朝天的小乌龟，手上绑着监护仪，穿着纸尿裤，哥哥的头比妹妹的大，一副甜蜜沉睡的样子。

第二天下午我和小芳正在病房里吃完饭，边吃边聊，我们觉得孩子放在保温箱也蛮好的，这样她可以好好休息，孩子们也比较安全。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微弱，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有气无力地说自己有点头晕，我给她垫好了靠垫让她歇一会儿，她闭上了眼睛，我接着吃。几分钟后，她突然说浑身开始发冷，紧接着开始止不住地发抖，嘴唇的颜色很快变得苍白，我大惊失色，赶紧按铃叫来了护士。

护士小妹显然对这个状况没有什么准备，测了体温和血压，小芳还在颤抖，这时值班医师和更多的护士赶来了，病房里顿时沸沸扬扬，我被人群挤在后面，帮不上一点忙，蓦然地看着小芳在床上痛苦挣扎。护士开始给她抽血化验，但是她全身都在抖，针头根本戳不进去，护士只能拼命按着她的手臂绑牛筋带，医生拔掉了她的输液管和输血袋，语气急促地让护士去搬急救设备，护士们急急忙忙推了一个小车进来，上面有各种急救用品，甚至还有电击器，这东西我在电影里见过，也大概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医生拿了一小瓶药物，吸进注射器开始给小芳注射，她此时已经停止了颤抖，但是整个人在剧烈地喘气，说身体开始发热，于是护士开始测量体温：36度，37度，39度，她的体温居然开始急促地直线上升。

这时我已经彻底慌了，脑袋里嗡嗡响，耳边响起了尖刺的金属声，在病房惨白的灯光和周围进进出出的白大褂中，我看到了小芳从来没有过的样子，她双目圆睁，面容扭曲，牙齿在打颤，用抖动的声音回答着医生的询问。

值班医生大声对护士说，“赶紧让B超和重症的医生过来！”，护士飞也似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一名女医生和护士推着一台B超仪进了病房，开始检查小芳的内脏，检查完说暂时没有发现肺衰竭和肾衰竭的迹象。这个时候有个穿紫色衣服的医生问值班护士，患者之前用了什么药做了什么治疗，接着他们开始讨论病情，小芳已经从刚刚的剧烈状态中恢复过来了，护士们都送了一口气，都温柔地安慰小芳，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

但连我都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something must be very wrong.

情况平稳之后，刚刚那个紫色衣服的医生叫我去病房外，他是ICU的大夫，说你老婆刚刚的状态已经到了重症监护的标准，需要去ICU病房观察，但是这需要患者家属的同意。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从胆战心惊中完全恢复，恍恍惚惚听完他的陈述，懵了好久才机械地说，好，好，那就去吧。

当晚，我和产科的护士一起把小芳推进了另一栋楼的ICU病房，那里和普通病房完全不一样，隔了三道门，各种仪器密密麻麻摆放在床边，整个病区格外地安静。负责接收的护士对我交代了很多注意事项，给了我一张清单让我马上去采购，我看了一下全是个人洗护用品。隔着狭小的玻璃窗，我看到小芳已经沉沉睡去了。

我背着包去医院外面的药店买东西，夜色很深了，寒风开始吹，我戴着口罩，走在行人寥寥的街上，心里被焦急和担忧塞得快要窒息，走着走着就哭了起来，走到药店门口擦干眼泪走进去。那张清单里的物品最终还是缺了一两样，送到ICU之后我回到产科病房，那里仍旧一片狼藉，晚饭还留在桌上，早已没了温度。护士来提醒我，由于小芳已经转到ICU，病房必须在早上腾出来给其他产妇，让我收拾东西搬出来。

那一夜无比漫长，我完全没有合眼，每一分钟都在牵挂ICU里生死未卜的小芳。第二天早上，我草草收拾了病房里的物品，来上班的韩帅安慰我不要太担心，说转去ICU只是为了保险起见，住个几天就会转回来了。

之后的两天是我这一年的至暗时刻，在担惊受怕中往返于家、ICU和新生儿室，见不到小芳也见不到孩子，寝食难安，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第三天早上，小芳终于从ICU被推出来了，整个人状态很好，一直在跟我抱怨ICU里的环境：

“在里面太难受了，整个人被绑在床上，吃饭上厕所只能敲床叫护士，护士听不到只能一直憋着，里面好可怕，除了我其他全都是快死的人，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去ICU了，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直接让我去了吧，不要再送到那里去了，求求你了。”

随即又被送回产科的病房，虽然暂时还是见不到孩子，但我心里已经踏实多了。我每天都去新生儿室好几次，让护士给我拍照片看，把小芳挤出来的母乳送去给他们吃，看着照片里他们可爱的模样，心满意足地跑回病房给小芳看，等再挤了奶又赶紧开心地趁热送过去，来来回回不停地跑。

（七）

十月二十七日，在保温箱住了八天的宝宝们总算可以出来了。

第一眼看到他们，非常非常激动，天啊，他们看起来那么小，那么脆弱，像两只刚刚出生的小奶猫，脑袋只有我的拳头那么大，手指像鸡爪一样细，浑身皮包骨，很费力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我，旋即又闭上了。

真是不得不感叹生命的神奇，这样两个可爱的孩子，居然是从两颗受精卵开始的。他们已经有了完整的肉体，很快他们就会有情感，有思想，有追求，然后融入这个大千世界，去经历属于他们的时代，去书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爸爸妈妈陪着他们在儿科住了几天，中间我扶着小芳来看了一次，她望着自己的儿子女儿怔了半天，问我：“这两个真是我生的吗？”

经过儿科的医学观察，确认宝宝们没有出生缺陷，然后在产科做了一些检查，给医生们送了锦旗和感谢信，给护士们送了一堆零食。在十月底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们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回家了。

（八）

过去的三个月，感触最深的，就是忙和累。不分白天黑夜，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个只会张嘴哇哇大叫的幼崽，所有以前闲暇的时间全都贡献给了他们。爸妈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劳累过了，爸爸八月份刚刚做完胆囊切除，妈妈本来就有高血压，几个月咬牙坚持下来，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受到很大影响，白发猛然增加了很多。

照顾两个孩子的辛苦，远不止一个孩子乘以二那么简单，家里几乎没有一刻是彻底清净的，一个哭完另一个哭，一个吃完另一个也吃，一个刚睡着就被另一个吵醒，两个一起哭就得全家出动。冲奶、喂奶、换尿布、洗衣服、洗奶瓶、哄睡觉，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些事情。

每当半夜挣扎着起来，抱着孩子一边打盹一边喂奶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自己这是何苦，好好地干嘛非要生孩子，两个人的日子过着不香吗？，想想他们以后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压力、焦虑和痛苦，要受多少罪吃多少苦，况且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给他们舒适的生活。

非常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

“如果没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会不会主动选择生孩子？”

“以后我们会不会也苦口婆心地催促孩子们在合适的年纪生孩子？”

在工作和带娃的间隙，我反反复复地思考这两个问题。是否在某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我和小芳过着没有孩子的生活一直到老，一起去养老院安享晚年，那个时候年迈的我们会不会追悔莫及呢？，或者说权当是人生无可避免的遗憾，安然接受呢？

假如真的有假如，我想试试看。

（九）

年底了，疫情仍然没有彻底结束。口罩、健康码、核酸检测这些本来与我们无关的东西似乎还要陪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这场疫情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许还会塑造新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就身处一段变革的历史中。

从怀孕到生育的这些日子，我体味更多的是赤裸的人间冷暖，越来越深刻的生活真相，不断淡忘的诗意幻想，以及对自身和时代的深入思考。我比从前更加清楚认识到，生活的刁难是怎样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我们需要多少经历和勇气才能跳脱出这一切去重新修正自己的初心。

“我们拼尽全力，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不要让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熔炉》）

孩子们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他们是命运的馈赠，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因此产生太多强烈的喜悦和幸福感，也没有从肺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和从前相比有什么巨大的颠覆，没有那种所谓为人父母的满足和对生活更加充满动力的感觉。

一切过去，我其实还是我，我不过就是为人世带来了两个普通的新生命，需要负责提供他们成年之前的吃穿用度，教给他们必要的生活和学习技能，为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和理想，当自己告别这个世界，知道还有两个人会带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代替我继续活下去，会有那么一丝宽慰。

我终究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走到这里的的必由之路，我一时还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但这并不影响我爱他们，即便我不迷信，我也相信他们是冥冥之中跨越了千山万水才来到我们的家，也许他们也有过很多选择，但他们最终选了我们。

（十）

陪你们去这个混沌的人世走一遭吧，这里有鸟语花香也有血肉横飞，有阳光坦途也有泥泞沼泽，有相敬如宾也有尔虞我诈，有信男善女也有混蛋恶棍，有甜言蜜语也有尖酸刻薄，有爱到奋不顾身也有恨到不共戴天。

我觉得一切值得，也一定会让你们觉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