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新书和她的离世刷屏。铺天盖地的性侵，始终要以悲剧呈现的方式希望让世人去正视性侵这件事和受害者饱受的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质疑。
于是想到2014年9月，我作为本校公派出去的在入台交换生，在那里度过了短暂的135天。入台的第一个月，便被在台交流学习的本校老师性骚扰还好没构成性侵。
当年没有勇气去跟人诉说，也不敢让初恋男友知道。我能想象得出，一旦被知道，给我宣判的结果是，我不够检点，我咎由自取。
一个女孩被骚扰被侵害，群众异样的眼光比加害者更让人心寒。
可是今天呢，我再回想起那位老师的模样，已经不再感到害怕。反正过去爱过的人都已离开，加害者也已不在。
终于不用再战战兢兢。
当年在台北的时候还会每天写日记，最终都藏在了箱底，亦或是静静地躺在昔日的新浪博客里。
这篇日记没怎么修改过，当年也不敢描写太细致，一切的缘由都是拼命地想让那一刻早日被抹灭，深怕连记录下的文字都像是恶魔，自欺欺人般地要努力生活。
台北日记（四）
9月23日 阴 Day17
自从台风“凤凰”悄悄路过台北后，总算缓解了连续十几日的高温天气。可是，台风的影响也只不过给台北下了淅淅沥沥的一夜雨。到了次日傍晚，阴云便已消散。所以这让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台北的天气就像台北的居民一样热情。我很难见到没有蓝天白云的日子，正如，我也没遇到过凶神恶煞一脸阴霾的台北人民。
就跟打了一个盹儿一样，已经半个多月过去。我觉得自己始终跟不上时光流逝的脚步。如果没有每天手写日记的习惯，我现在很难回忆起这段时间的零零碎碎。西门町的二手唱片，南京东路的新光三越，中山捷运站下的地下书街，诚品信义店的文艺青年，以及听了几百遍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再把画面放大一点，某个傍晚去了一趟林语堂故居，往阳明山途中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点一杯清茶，看山下亮起灯火的台北城，安静地能听到微风拂动树叶摩擦的声音；抵台后的第一个周末，跑去了台湾东部地区的宜兰，看到一辆写着佛光大学的小巴士，便莫名其妙地立刻跳了上去。一所耸立在高山上的学校，第一次觉得距离天空那么近。推开教室或者寝室的窗户，看到远处的太平洋与天空似乎连在了一起。准备离开的时候，撞到一位师父，聊起七天七夜短期出家的活动，最终她给了我一张三天两夜佛光山的青年寺院体验营报名表。
这些一闪而过的，我根本来不及抓住，它们就快速消失到时间长河中去了。恍惚得不知是刚发生在昨天，还是沉睡了好几年。
刚到台北的那几天，寝室的空调便罢工了。负责修理的人迟迟未来。于是每天半夜满身大汗地醒来，又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脑袋晕胀两眼发花。一见到自己学校的那位老师，就哭丧着脸抱怨，总觉得到了台湾像是在受罪。
也许是来自同一所大学，又同是温州人，同样饱受肠胃折磨，又同样不适应台湾的早餐每天早晨要去小巷子里找清粥。当聊到台北冬天的天气，会不约而同地说起《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当扯到海子的作品，会立刻想起写于德令哈的《日记》；当说起音乐、粤语歌曲，会第一个想到张国荣谭咏麟和beyond乐队。有时候，我甚至会神经质地为这种他乡遇知己的缘分而感动不已。
”其实我们挺像的。“一次在台大校园闲逛的时候，老师突然对我这样说道。
“因为大家都说我不像90后，所以必须跟你们70、80后像啊！”我拿着矿泉水瓶敲打着自己的左手，没握紧掉到了地上。“当然这指的是心理年龄。“我捡起矿泉水瓶，丢到了自己的书包里。在台北，几乎看不到垃圾桶，于是出门背个包对我来说显得异常重要。
努力去珍惜相识的每一个好人，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却像是被推到了万丈深渊。为应对几天后的交换生迎新演讲，我就是我们本校的脸，我不敢出任何差错，便向老师寻求帮助。我始终不敢回想那一次，老师说让我去他的房间。我坐在他床上，看老师找PPT模板。我们聊演讲的内容，聊关于台湾的一切，聊关于我的生涯规划，聊我应该是怎样一个人。我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时候从对面坐到了我的右手边。当时我正盯着自己的左手手指数有几个小太阳，而老师却突然抱了过来，强行搂住我的腰，凑近我的脸仿佛随时要把我吞噬掉。我本能地拒绝又被那双手笼罩过来。没有预兆，我吓得浑身发抖还要强作镇定，我拼命推开后，空气好像停滞了一般，我脑子一片空白逃出房门。
这样子的画面重复在脑海中好几遍，我最终木讷地回到寝室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心里好像被石头堵得喘不过气，很想哭，可是却掉不出眼泪。在此之前我没跟任何异性有过肢体接触，我想不明白，我的老师怎么会对我做这种事。他是我在台北，唯一的最亲近最尊重的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好长好长的梦，梦中的老师是一只魔鬼，我在不断地逃离。醒来时，半夜一点，一身疲惫。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冒犯，我再也不敢接触有关这个人的任何消息，删除掉所有的微信聊天，看到他的头像会快速略过，不发表个人心情，屏蔽掉微博朋友圈和空间，不跟外界联系，不独自出门。我甚至不敢早上去喝粥，因为老师也爱去同一个地点喝粥，我避免一切有可能碰到他的地方。我开始无故地发热、上火、头晕、胃胀，每天难受得不想说话，这样子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天，我终于没有再见到他，暗暗松了一口气。可是有一晚在捷运站出口处，撇到了这个身影，他正跟台湾的老师向我迎面走来，我假装低头看手机，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发抖，我不敢抬头，当他们从身旁快速走过的时候，我哇地大哭了起来。我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我深信这只会引来旁观者的不怀好意。
9月22日，是陆生交换生的欢迎会，每个学校需要派一位代表上台演讲，介绍自己原学校的特色、系所，所在城市等。会议安排在中午，便当饮料纪念品都准备齐全，每个人就座后，开始用餐。八十多个人加上几位校领导，在这样一个场合一起吃着便当，不知为什么觉得挺想笑。可是，当我吃到一半正想抬头喝口奶茶时，那个身影竟然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的衣服。我紧张地赶紧低下了头，脑袋像突然被敲空了一样，拿着筷子没有目的地搅拌。他的位置，离我上台讲话的地方是那么近，不足一米的距离。我好像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正在扫向自己，想到这儿，我扔下筷子，胃里一阵恶心，盖上便当盒，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可是那一刻只想找个洞快点钻下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该面对的依旧逃避不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我把头抬得老高，按之前练习过的样子，顺利地很快就讲完了。自始至终我没敢跟那双眼睛对视一眼，会议宣布一结束，我便抓起包，绕过最后面的一排位置，没等室友就从后门快速溜走了。
我仿佛每天在逃避，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变得神经兮兮。我常常胃胀气，又常害怕，我出门的时候常感觉像是被某双眼睛注视着。我一个人在台北，晃得并不开心。我跑到台湾的最北端——富贵角，望着海浪发呆，开始想念对岸的亲人和朋友。
当然，相比性侵，这可能对旁观者而言，远算不上是种伤害。当只有构成性侵这一事实之后，也许才会觉得自己应该要难过，应该要恐惧，应该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段“熟人相奸”的经历，也只不过是在台北交换期间的一个小插曲。老师是11月离开台北的，那天我还和系主任在宿舍门口送他。我假装两个月前的事情早已抛在了脑后，我始终也没问出口老师那样做的原因。对我而言，迅速地暂时忘掉重新开展新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相比那些受到实质性伤害的女孩，我当然算作是幸运的。林奕含和林奕含笔下房思琪式的痛苦，旁观者若能有万分之一的感同身受，那会不会都已经算做人类迈向文明社会的重大进步了。
因为世上所有的邪恶，还源于世人无知的狂妄以及对受害者每一次的嘲笑、指责和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