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西方哲学史》十九世纪思潮的后半部分,说到当时科学和机器生产带来的影响,才惊觉原来真非巨大可以形容:不光是对人类的认知、人类的经济科技,更在于对人类的思想和社会形式的直接改变,而这些,在重读这部分内容之前,都未曾注意到。
罗素提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先说他的来源,是受人口论启发,又将哲学上的急进派的经济学一套套入动植物中,也是有趣,而这理论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人们对自由主义和对经济技术的反作用,算是对社会也有消极影响:反正先天差异会造成根本结果,还平等什么?还改造什么?是吧。
而工业化的冲击更大巨大,给人类带来极度膨胀的“改天换地”自信心,但随即而来的规模生产效应,也带来了美其名曰“传播技术”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绝对统治,使得这少数人有了无限膨胀的权能感,也造成后来哲学家们对这种矛盾的日益重视的态度。
少数人和多数人?因为我属于多数人,自然会下意识觉得少数人可恶,但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不是正确的选择?放表面上来说就是优胜劣汰而已。就算是浪漫主义者们之所以同情并倾向于属于大多数的小农,基础也在于他们自身多半家境不错,所以才有这种类似田园牧歌一般的浪漫想法。他们之所以厌恶铜臭味,不正是由于拼爹而自己用这些铜臭过着优渥生活而不自知吗?
反省自身,不也是有这种摇摆不定的想法吗。若能再拼爹一些,我也会厌恶铜臭味因为不缺钱花感觉不到;若家境再差一些,也受困于现实会更加拜金吧,正是这样的中不溜,所以两种情绪都有。
不过反过来想,这样也能更好体会两边的滋味,也许能更有复杂的比对。而且,所谓的“上”和“下”都无穷,每个人也都是各种思想兼而有之吧,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分子。
再多想一步,乐观与消极思想之间的摇摆不定,是不是也如上所述,每个人也都有,也都在看似自相矛盾地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