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时，我被母亲以连哄带骗的方式从乡下奶奶家接回小镇后，老屋就以幽暗潮湿的记忆恪在我心里了……

    老屋其实是母亲单位的一幢平房，那是一幢陈旧潮湿的黑瓦土墙建筑，地面是灰黑的泥土，听母亲说，解放前这幢建筑是用来关押犯人的水牢。在这幢类似四合院的平房里住着七户人家，除了东边的益妈妈家是独生子女，西边的王爷爷是孤寡老人外，剩下的五户都是有着三个小孩的，而且这些家里的小孩年纪彼此差不多大。一到寒暑假，院子里的小孩都聚到一起玩，在那个什么都不发达的年代，我们玩的无非是捉迷藏和跳绳，跳房子，踢纸燕。捉迷藏是玩得最多的游戏，因为只有这项活动，男孩女孩都可以参加。大人们都上班去了，院子里的堂屋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打打闹闹，疯疯癫癫，无所顾忌，不用担心大人们的呵斥和责骂，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老屋最初只住了五户人家，益妈妈家，要阿姨家，王爷爷家，熊阿姨家和我家。当时有一间大房子是用来当作教室用的，六七十年代初的小镇上既缺老师又缺教室，孩子们上学，都是由几家单位抽出有一定文化的人来当老师，教室也由单位腾出一片空余的地方来做教室，组成联校。母亲是镇人民医院抽调出来的老师，就在镇人民医院提供的家属区院子里教两个年级的数学兼班主任，语文老师是镇上粮站抽调出来的一位姓熊的老师。母亲在老屋的教室里，教着一个小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的复合班，两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母亲经常是教完一个年级的课，让他们做课堂作业，接着上另一个年级的课。母亲跟我们聊到她当年教复合班的情况时，我都无法想象这样的场面，难道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互相不受影响？会不会有一年级的好奇地竖着耳朵去听五年级的课？或者五年级的学生觉得一年级的课是小儿科？不过这个联校复合班没过多久就解散了，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合并到镇中心小学去了，母亲成了一名编制仍然在镇人民医院的中心小学教师。

    联校复合班解散后，空出来的大教室被改造成两套房子，然后又搬进来两户人家，是陈阿姨李叔叔家和林叔叔曼阿姨家。陈阿姨家三个女儿，林叔叔家二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家的大人都是医生。老屋里住着的七户人家除了我们家，还有孤寡的王爷爷是医院卫生员外，都至少有一个大人是医生，只有我们家，母亲是教师，父亲是政府工作人员。同居一幢老屋下，邻里邻间都非常友好和睦，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时一家几口都是住一间大房子，既没厨房也没卫生间。家家都在过道里搭个灶台炒菜做饭，每到做饭时，几家人的油盐味和饭菜香味就在整个老屋里飘荡开来。大人们互相调侃着，你家今天做了什么莱，他家今天又炖了什么汤，都一清二楚，几乎没有一点隐私。连哪家的小孩挨大人打骂了，马上其他家的大人孩子都会知道。所以小时候，只要母亲大声骂我，我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在我记忆里关于老屋很深的三件事，一件事是王爷爷忽然去世，第二天才被大人们发现。听母亲说王爷爷是解放前从四川逃荒过来的，在医院里打杂搞卫生，他无儿无女，也不知道结过婚没有，一直过着独居生活。直到他死后，尸体被大人们从房子里抬出来，我才第一次进到他房子去看，房里又暗又潮湿，阴森森的。出来时，我莫名地感到忧伤难受，好像一个经常在你面前出现却从不起眼的人忽然消失了，而你才发现以前是多么轻慢了那慈祥而怯弱的笑容。王爷爷去世很久一段时间，大人们都还在互相念叨他平时的好。

    第二件事是关于熊阿姨家的，熊阿姨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小女儿李瑜跟我同龄，从小一起长大，很要好。熊阿姨是妇产科医生，老公是警察，但在县城工作，我很少见到她老公李叔叔，记忆中也没一点印象了。熊阿姨的大儿子很会读书，很好学，是我们老屋里所有孩子的榜样。每天清晨起来听见他朗朗的读书声都习以为常了，有一个早上忽然没听见他儿子的读书声，只闻得熊阿姨的大嗓门在门外骂：剁脑鬼，还不起来读书！然后听到他儿子在房里温和地应：我在默读呢。这件事被老屋里的人都听到了，母亲回到房里就开始教育我们：你们看看人家李龙哥哥，不但会读书还温和有礼，妈妈错骂了他也不赌气，这孩子将来有大出息。妈妈预测得没错，后来听说高大英俊的邻家哥哥李龙考上了北大，我竟然产生了一闪而过的羡慕和失落。熊阿姨一家是最早从老屋搬出去的，在我上初中之前，全家就搬到了县城，我和李瑜从此失了联系，李龙在我脑海里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记罢了。

    第三件事是我家的，而且跟我有关。被母亲带回小镇的那个暑假，我有些抵触，也有说不清的怯生和自卑。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疯玩时，我就默默地呆在一个角落里看。有一天下午，等大人们各自出门上班去了，这些孩子不约而同地从家里跑出来，顿时寂静的堂屋热闹起来。我哥哥是这群孩子的领头王，他建议用红领巾把眼睛蒙起来玩捉迷藏的游戏。你，过来。他指着站在一边的我说，我很不情愿地走过去。然后哥哥把一条红领巾递给我，要我把眼睛蒙上。我不干，凭什么要我蒙上眼睛找他们。然后其他小伙伴说，那我们锤子剪刀布吧，谁输了，谁先蒙眼睛。结果还是我输了，我被蒙上眼睛，找那些躲起来的小伙伴们。在一片漆黑中，我伸出双手，东摸摸，西摸摸，忽然脚绊倒一个不知什么的巨型物，我扑面扎下去，嘴巴嗑在巨型物的尖角上，剧烈的疼痛使我哇哇大哭起来。听到哭声的小伙伴们都冲出来，哥哥解开我蒙着的红领巾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嗑在王爷爷家劈柴的大木橔上，地上一摊的血。吓坏了的哥哥赶紧去找母亲，母亲回来看到满嘴流血的我，自然免不了责骂哥哥一顿，又忙着找医生，熊阿姨用碘酒给我清洗完嘴巴后，对母亲说，恐怕要缝针，不然会留下裂口。就这样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幼小的心里对拿手术刀的医生充满了恐惧的我，又哭又闹，在手术台上蹬个不停，母亲只好又叫来两位医生叔叔按住我的手和脚，缝针的手术才得以进行，母亲说没见过我这么野的丫头，我不但哭，还骂那些医生，让她斯文扫地，羞愧难当。这就是我回到老屋后，我人生收到的第一份礼物，下嘴角被缝了三针，一个星期才拆线。长大以后母亲还提起这件事，说我要是在农村，碰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只是消消炎止止血而已，就会留下终身破相的遗憾了，所以我要感谢当年被我骂的医生。

    关于老屋其实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记忆，比如老屋地上时不时会出现蛇。舅舅有一个夏天晚上来我家，经过黑漆漆的堂屋时，就不小心踩到一条蛇上，把舅舅吓得惊魂不定。还有一个清早，我起来在门口洗脸时，忽然看见从老屋的瓦檐上掉下来两条蛇，我吓得大叫起来。父亲从房里冲出来，不知怎么就把两条蛇打死了。然后又听母亲讲，隔壁的林叔叔说，父亲不应该打死的，好像是清明前后，蛇出洞，不宜杀生。结果父亲那天真的一天都不吉利，尽碰上令人生气的事，具体什么事不记得了。

      进到老屋最里面有一个露天的大操坪，三面有围墙，操坪中间栽了一棵大柑树，每到夏天绿荫如盖，是我们乘凉的好地方，可是那长出来的柑子并不好吃，又酸又涩，所以大家也不去釆摘，任其自生自灭。操坪是泥巴地，容易长青苔，地面除了夏天，经常是湿润的，这也许是柑子不甜的原因，没有好的土壤。

  上初中时，我们家从老屋里搬出来了，搬到镇上建的第一幢三层楼的居民宿舍，住上了有三间房子并且有厨房有洗浴间的套房，摆脱了在老屋里生活的诸多不便。再后来，老屋里的其他几户人家都陆陆续续搬出来了。等到我上高中时，老屋已经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新建的五层楼的楼房，里面住着的全部是镇人民医院的职工家属。

    老屋从此成为了历史，也成为了我尘封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