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驹哥是我的表哥，他是大姨家中的长子，也是晚辈中最年长的一位，家驹哥大我二十四岁，我还在小学读书时，家驹哥已经参加工作了。

家驹哥学医，唸的是协和医科大学医疗系眼科专业，学制八年，听家里人讲，国内眼科的头把交椅、眼科专家张晓楼当年就十分欣赏家驹哥这个门门优秀的学生。

家驹哥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学业、工作、家庭也都是顺风顺水，自然也是亲戚中同一代人的翘楚，更是大姨的骄傲。

大姨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家驹哥没有能留在北京工作。为家驹哥工作调动的事，大姨没少花费心思，大姨一直希望家驹哥能调回北京，这样即可帮着照顾下面正在读书的弟妹，又可为大姨分担家中一些需要分担的大事。

为了家驹哥调动的事，大姨让在三零一医院任妇产科主任的四妹（我的四姨）帮忙。四姨费劲周折，托了很上面的关系，帮助家驹哥调进了三零一医院。只是时间没过得太久，亘古不遇的革命运动便铺天盖地的席卷了全国，随着四姨那很上面的关系被掀翻打倒，四姨和家驹哥都相继受到了很上面关系的株连。

部队医院一定要将家驹哥的档案退回到地方，可广州方面却不肯接收，就这样，在双方不负责任的扯皮中，家驹哥的工作说没就没了，不但工作没有了，家庭也紧随着发生了无法挽回的裂变。

丢失了工作和家庭的家驹哥，在社会动荡中像是落单了的浮萍，风雨飘摇地停在了最基层的街道上。生活上没有了收入，更没有了做医生时的尊严，家驹哥委屈着自己，在街道上帮忙做着一些力把活儿，凭着微薄的收入来填补大姨一家本就已经是捉襟见肘的生活。

家驹哥年岁上还稍有优势，在街道上算得上是青壮年，他每天都在为街道工厂和居委会蹬着辆平板三轮拉这送那，整日里不得拾闲。与专业板爷们略有区别的是，他那清瘦单薄的身板和一副一天到晚都戴着的金色细邊眼镜，让我在袒胸赤膊的人群中还能一眼认出他来。印象最深的是，我每次在胡同里遇到俯身蹬车奋力前行的家驹哥时，我总不忍直视他汗流颊背的样子，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的孩子，一时间不敢去与家长对视一样。

我那时确实也还是个孩子。

等我再次见到家驹哥时已经是在下乡后第二次回京歇探亲假的时候了。家驹哥依然还在街道办的厂子里蹬板车，只是看上去心情比以前开朗得多了，他来家里的次数也多了些。那一段时间里，妈妈正在帮助家驹哥解决工作上的事情，妈妈转了好几层的关系，极偶然地认识了德外派出所的副所长，副所长姓杨，我在家里见过此人，他个子不高，说话举止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派出所里干了十几年的老片警，杨是那种见一面就会留下由人混成了人精感觉的人。妈妈想让家驹哥主动去杨副所长家里多走动，视恰当的时机提出请他帮助安排解决工作的请求。

时隔不久的某天傍晚，家驹哥来到家里，刚刚坐下便对母亲说起来去杨副所长家里发生的事情。

杨副所长的老婆生性泼辣，家驹哥到杨家后没多久便受到了副所长老婆劈头盖脸的一通奚落。

家驹哥一脸愁云地对母亲说：“二姨，我再也不去杨家了，那家的女人可真不可理喻，我坐了不到二十分钟，一直都是她在说，不停的说，根本就容不得你说话，我见无法对话，自知无趣便告辞出来了，可想不到的是，我刚走到了楼门口，我送去的一只烤鸭连同水果竟一齐从四楼被杨家扔到了楼下，二姨，我当时真是无地自容，无地自容啊……。”

去杨家之前，母亲提醒过家驹哥，杨家女人有些粗鄙，让他要有些心理上的准备，没想到她竟会如此蛮悍。我想象着当时烤鸭连同水果一齐飞到楼下，散落在家驹哥身前身后的场景，家驹哥窘迫的样子会是多么难堪，楼上的女人又会是什么样的癫狂……。

直到后来还是母亲硬着头皮登门去求杨副所长，最终将家驹哥临时安排到德外医院里工作，才让有着医生资质的表哥从此告别了沦落在街道工厂里蹬板车的不堪日子。后来听母亲说，也就过了一年多的光景，家驹哥在德外院里院外的已经是名声大震了，“到德外医院找郭大夫看眼睛”在城北地区竟名噪一时，家驹哥毕竟是学医学了八年的高材生，把他放在德外医院还真是屈了人才。

又过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下乡还未得返城，因自己右眼常常会出现一过性的视力模糊和黒蒙，还间伴有头痛，我便趁回京探亲时去找家驹哥诊视，家驹哥此时已经正式调进了同仁医院，在专家门诊坐诊了。

我见到家驹哥时，他身着一袭白衣长褂，医帽上戴着凹视镜，依旧还戴着他那金色的细框眼镜，奕奕的目光透过镜片看过来，显得自信和安然，这才是我见到的家驹哥应该有的最本真的样子。

家驹哥今年应该是九十二岁，他女儿在英国读书后也来到同仁医院里工作，家驹哥晚年过得快乐且幸福。

像家驹哥这样的知识份子在过去的年代里多遇磨难，或半生或一生都是在坎坷不平中度过，或许人生就真的是这样，“若没有了苦难，便也难称谓起人生了……”

罹患多难的庚子之年就快要过去了，愿身边像家驹哥一样的好人都能有一个令人心怡的美好的晚年！

这个祝愿当然也包括你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