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好意思，我标题党了。
我看的当然不是我女儿的日记——因为她连字都不会写。
这本日记是一个名叫托德的初中生男孩写的，确切地说，是一位名叫马克·舒尔曼的作家写的。这本日记体形式的青少年文学记录了主人公托德一个半月的校园经历，同时也承载了一个叛逆少年思想蜕变的心路历程。
写日记原本是学校对托德违反校规的惩罚，而在指导教师伍德罗夫人的耐心引导下，托德逐渐在日记中展现出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从最开始敷衍了事的碎碎念，到后来的主动记录生活，与其说是老师用耐心博得了托德的信任，倒不如说是托德在写日记的过程中释放了自己。
身为一个毫无根基的外来移民，托德很难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而母亲离异、继父蛮横的现实，对一个青春期男孩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新青年，托德放纵的行为背后，更多的是无奈。低微的出身使他无法得到“好学生”的青睐，而愿意接受他的只有那些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的“社会青年”。
记得我上学时，班里就有一个头脑聪明但性格顽劣的男生。尽管他本质非常善良纯洁，却不知什么原因时常和坏学生混在一起。
后来我们做了同桌，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他突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出去经常打车，这样的生活习惯我根本消费不起。”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既没有表现出丝毫嫉妒和不满，也不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因为他思考的是远比玩乐更重要的事，对于他来说，打游戏去网吧不过是一种排解孤独的方式，而不是逃避空虚的消遣。
“我干坏事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兴奋，我被抓住肯定也不会感到解脱。”
——《托德日记》
每当我读《托德日记》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原来的同桌。他们表面上越是玩世不恭，心里就越有某种细腻的东西在生长。
托德无意间碰坏了同学鲁兹创作的雕塑，这本是校园霸凌的“份内”之事，但托德却为此心生愧疚。为了弥补鲁兹的损失，他“不得不”接下帮助鲁兹缝制演出服装的任务。在别人看来，这对于托德的母亲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但托德为了帮母亲争取一丝喘息的机会，只好自己包揽了全部任务。
可以说，托德心里永远背负着超出他这个年龄的压力。他不仅需要担心破损的雕塑、鲁兹的演出服、继父迪克对他的不满、朋友火鸟妈妈的病情、同伙霸王和强盗的恶作剧，甚至连一日三餐都要自己解决。
在一个连煎蛋都算得上是奢侈品的家庭里，托德选择以“打劫”的方式填饱肚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这样一个贫民家庭的孩子，如果再以学校一贯奉行的标准去衡量品性的好坏，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绑架。
事实上，托德并没有像其他校园霸凌那样自暴自弃，反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为人准则。
“如果这一天还不错，你获得的就比失去的多。如果这一天不怎么样，那就尽量弥补失去的东西”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自尊，除了我没有人能伤害我的自尊”
“自己要有原则，不要去违背”
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好成绩和眼前的生活比起来，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或许正是由于生活的窘迫，才让托德觉得学习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然而，聪明的头脑并没有给托德带来任何好处，用他的话说：“考出好成绩在我家什么都不是。既不能让我得到自家做的饼干，也不能让我得到拥抱或是表扬或是让我感到温暖。”
所以，他宁愿放弃光环去与坏孩子为伍，用这种形式上的堕落来逃避心灵的无助。
再说下去，事实就显得有些残酷了。如果说中产阶级还可以试图通过考取名校来改变命运，托德这样的贫民阶级则根本连想都不去想。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狭窄的眼界和格局把他们禁锢在几平米大的破宅子里，也难怪穷人的眼中只有金钱，因为他们朝不保夕的收入，随时都可能让他们横尸街头。
托德这样的孩子，注定是要被边缘化的。一个在家需要忍受母亲忽视和继父排挤的孩子，在学校又能得到多少关注呢？
幸运的是，托德的班主任伍德罗夫人恰好是一个极其睿智的老师。她不仅看出了托德聪明善良的一面，也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培养他、感化他。
在整本日记中，伍德罗夫人都是以“评语”的形式存在的。
她的话不多，更算不上什么金句，无非是托德叙述了某件事情，她便问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托德偷撕了几页日记，她便要求他把日记本粘好……
但正是这些若隐若现的关心，使托德获得了做人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开始愿意在日记中倾吐内心的秘密，从而找到情绪的另一个出口。
某种意义上说，伍德罗夫人是在用一种含蓄的方式弥补托德母亲的缺席。
其实，托德这样的初中男孩，并不需要多么过分的母爱，他渴望的仅仅是这个家庭对他的承认，承认他的存在，以及作为家庭一份子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度”原本很难拿捏，但伍德罗夫人的态度则刚刚好。她既不会在托德叛逆的时候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诲，也不会在他萌生依恋的时候加倍呵护。
这种疏离的关怀足以使托德完全卸下心理防备，平等而真诚地与之交谈。
在电影《死亡诗社》和《放牛班的春天》中，教师同样肩负着改造人性的重任。
人们之所以喜爱这类作品，一方面是借此机会吐槽当下教育制度的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在隐晦地将教育责任的天平向教师一方倾斜。
表面上看，如果刨除睡觉时间不计，孩子与老师的相处确实要多过父母。但如果父母本身都怠于教养自己的骨肉，又怎么能寄希望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呢？
托德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个能给他带三明治，并替他向学校辩护申诉的老师，但这种幸运并不代表理所应当。
更何况，这样的状态又能维持多久呢？
教师可以启迪学生的心灵，却很难改变他们的命运。
等到托德毕业的那一天，他依然是那个住在贫民窟忍饥挨饿的孩子，是那个在学校走廊恃强凌弱的孩子，是那个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多愁善感的孩子。
唯一不同的是，伍德罗夫人教会了他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也教会了他如何在一条崎岖的路上微笑前行。
这大概才是园丁的价值所在，播撒愿望，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