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中篇小说）
我5岁的时候，姐姐9岁，弟弟3岁，而最小的妹妹还没出生呢。
5岁，那是一个分界线。从那一年开始，姐姐才经常带我和弟弟走出院子到外面去玩。院门外是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宽阔的街巷里，我见到了很多人，那多半是父辈或祖父辈的乡亲们，当然，也有像我和姐姐这般大的孩子。
走出院门，姐姐就成了一个小大人，她要像一个小妈妈那样照看我和弟弟。她給我和弟弟划定一个“安全区”，我和弟弟必须在那个“安全区”里活动玩耍。要听姐姐话，她要我们转身我们就转身，要我们停步我们就停步。当然，她也会和我们一起玩游戏：玩老师教学生（那时姐姐读小学一年级），玩跳房子，玩老鹰捉小鸡，玩捉迷藏……玩着玩着，我们就走出了姐姐划定的那个“安全区”，来到巷口前的小河边 。其实，那是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那是青蛙和泥鳅的家园。站在岸上，远远就能看到青蛙和泥鳅的身影。茂密的芦苇丛里生活着一种鸟，那鸟嗓门很大，时常发出“呱呱叽叽呱呱叽叽”的叫声。姐姐带我们去屋后。屋后是一片树林，那些树又高有大，夏天的时候遮天蔽日。常有一种很小的鸟在繁茂的枝叶间唱好听的歌儿。大树底下长着很多开小葵花金色花盘一样花朵的菊芋和飘着苦涩香味的艾蒿。在菊芋、艾蒿和草丛尽头是一堵矮泥墙，泥墙外长满野花野草。那是一条小路，直通村果园（在夏季，那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小路另一侧是好大一片村田。一看到矮泥墙，我们三个就要翻过去。我们雀跃地来到墙边。姐姐双手扒着墙顶 一条腿抬起来，搭在墙顶上。我手指也快够到墙顶了。弟弟跃跃欲试 ，踮起脚尖，向墙顶举起两只手。就在那时，家屋里传来大伯的喊声：“别爬墙，不要过去——”
大伯是一位残障人，要靠两只拐杖走路。我三四岁的时候，还不能和姐姐走出院子到外面去玩，弟弟还在襁褓中。爸爸妈妈下田劳作我们就由大伯看护。那时，我们不知道残障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残障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大伯跟爸爸妈妈不一样，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大伯腿是弯的，两条腿从膝盖向下弯成直角，不能屈伸，用拐杖支撑，走起路来就像一把椅子，我和姐姐背地里都叫大伯椅子伯伯。
小时候，家炕是我们和大伯的乐园。大伯和我们玩“抓猴儿”游戏：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四根指头，从露出的四个指头尖儿上猜出中指。大伯手指狡猾得很，我们总是猜错。轮到大伯猜，我们的中指总是给大伯逮到。大伯属鸡，弟弟要大伯学鸡叫，大伯就给我们学。学了公鸡学母鸡，学了母鸡学鸡孩子。一忽间，大伯变成老母鸡，我们姐弟三个就变成鸡孩子，依偎在大伯身边，唧唧唧唧地叫；弟弟要大伯当马，大伯就当。两个膝盖两只手着炕，亮出脊背让弟弟骑上去。大伯驮着弟弟在炕上飞跑，我和姐姐也骑上大伯背，这下，大伯跑不动了，大伯被我们压趴下啦！大伯给我们当“碉堡”，我们当八路军 ，向“碉堡”射击，冲锋，姐姐在“碉堡”附近埋下一颗“炸弹”，轰！碉堡给炸翻了……
大伯手很巧，会做玩具给我们。他给弟弟刻了一根英气十足的花鼓棒，一把木手枪。有那两样武器，弟弟立刻变成一个侠士，看什么都不公道了！背着花鼓棒，掐着木手枪，这瞅瞅那看看，非要找出那个隐藏在墙角旮旯菜地厕所甚至耗子洞里的坏蛋。大伯用秫秸荆条给我们编骨架逼真的小马车和拖拉机。大伯要我们赶马车下田帮爸爸妈妈收庄稼，要我们开拖拉机去耕田，我们去了，然后又回来了。
大伯用松木块给我们每人削出一只木风筝。木风筝是菱形薄木片儿，中间鉆两个孔儿，把结实的线迂回穿过两个孔儿，两个绳头系在一起。玩的时候把风筝拨到中间，线挂在两根拇指上，快速摇动，两根线绞在一起时，两手向两边拉动，木风筝就跳动着旋转起来，越转越快，最后转成一个圆轮，发出呼呼啸叫，有风雷之势，很震撼……
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们，也许是被阳光照亮的天空，也许是生长花草树木和庄稼的大地，也或许是因为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人：大人，老人和像我们一样的小人儿……一走出院子，我们就喜欢上了外面！
起初，我们还有些炫耀的带上大伯给我们做的那些玩具：木风筝、花鼓棒、木手枪……后来，我们随手就把那些玩具丢在一边，只顾往外面跑。姐姐和几个女生黏在一起，我和弟弟与巷子里的一群男生混在一起，很快我们就成了“野孩子”，村东跑到村西，从村西绕一大圈跑到果园……我们与泥土亲密接触，抓青蛙，粘蜻蜓，逮蚂蚱……好像整个世界除了爸爸妈妈耕种的田地外都是我们要征服的领地。我们本想带上大伯和我们一起去“疯玩”。看到大伯拄着拐杖站在院门外望着我们，弟弟就跑过去拉住大伯一根手指：“大伯，走，跟我们玩去！”
大伯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拍着拐杖对弟弟说：“大伯不能和你们去玩，大伯要是跟你们走了，拐杖就没法站立啦！……”
“你要留在这里看拐杖吗？”弟弟仰头问道。
大伯笑着点点头。
有一天，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我和弟弟从村东池塘一路飞跑着回家。刚到院门口，遇到了姐姐，她跟我们一样，也是被雨逼回来的。我和弟弟进了院子，姐姐脚步急促地走在我们前面。没走几步，她忽然慢下来，眼睛盯着脚下。雨水打湿的泥地上，有一个个距离相等的圆溜溜的小坑儿，小坑儿中间有一串浅浅的脚印。脚印太浅了，眨眼间就被雨水冲刷得不见了痕迹。小坑儿还在，一个个蓄满雨水。
“这是大伯的脚印，大伯回来了！”望着那些小坑儿弟弟叫道。
“是大伯，这是大伯拐杖踩出的印迹！”姐姐说道。
“大伯为什么要拄拐杖呢？”我忽然冒出一句。
“拄拐杖不好，”弟弟像个小大人似地晃着头，“拄拐杖走不快不能跑也不能跳！”
“嗯，嗯……”我和姐姐表示赞同。
6岁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忽然发起高烧，高烧持续两天不退，爸爸妈妈急坏了，放下手中农活带我到乡卫生院治疗。上世纪80年代初乡卫生院医疗条件差，医生医学水平也不高，根据我高烧发热症状，医生判断我得了感冒，打针吃药一周不见好转。在爸爸妈妈强烈要求和多方恳求下， 才开出转院手续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就诊。最终诊断结果是我得了脊髓灰质炎，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那是一个晴天霹雳，爸爸妈妈给震蒙了。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不知道脊髓灰质炎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小儿麻痹，知道那病的凶险。我之前，我们那个村已经有三个三五岁的孩子被诊断为小儿麻痹了，他们都出现了下肢瘫痪的症状。接下来的几个月，爸爸妈妈带着我四处求医 ，几乎跑遍了省内的各大医院。为了给我治病，家里甚至卖掉了准备盖瓦房的砖石料，但最终我的腿也没能好起来。爸爸妈妈带着无比的沉痛回到田里，他们脚下的土地知道他们内心的苦楚和伤痛，浸透汗水的黑土地忠实地记录着那一切。
那时，我一个六七岁的小屁孩，还不能体验这些，但有一样让我恼火，就是我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虽然他们长在我身上，却不听我命令，我说我要站起来，他们没反应，我说我想到院子里去，他们无动于衷。他们受了“小儿麻痹”那家伙的蛊惑 ，对我“罢工”了。好吧，我不指望你们，我自己来，我还有双手。于是我便常常以手代脚“走到”外面去。爸爸妈妈最容不得我这样，他们不允许我这样出去，被他们发现了一定会虎着脸斥骂，甚至还会给我两巴掌。可那些吓不住我，我还是会不失时机地跟着姐姐他们到外面去。我爬着和姐姐他们一样在小伙伴堆儿里玩耍，快活无限。
在我爬着到外面玩这件事情上，椅子伯伯表示理解，他曾对爸爸说那是小孩子天性，管不住，到一定年龄他自己懂了，让他爬也不会爬了。爸爸说爬会影响发育，得练走路。在这一点上，爸爸妈妈态度一致，他们始终希望我能站起来走路。
8岁那年爸爸给我做了一副拐杖，那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拐杖了，两根竖木，上面钉丁字形木柄，像挖土用的铁锹锹杠。那拐杖跟椅子伯伯用的拐杖一模一样，就是小一截。爸爸要我用拐杖练走路，说常走常练，将来兴许就不用拐杖走路了。我答应爸爸用拐杖走路，可一走出院子，一到了孩子堆里玩起来的时候，我就忘了爸爸的叮嘱，常常把拐杖甩在一边，爬着玩。
没得病之前我是一个淘小子，得病之后要靠拐杖走路了，在地上爬着玩依然是一个淘小子。但爸爸没给我做拐杖之前有半年多时间我是比较安静的，多半待在家里。那时我被“小儿麻痹”搞愣怔了。我常想，“小儿麻痹”真够厉害的，它长什么样呢？它有头有脚有手吗？我都没看到它长什么样，它从我身边一过，就让我腿“失灵”，“罢工”了……就是在那时，我有了和大伯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知道了大伯的身世和他双腿致残的经过。
大伯1933年出生，是东北历史上的伪满时期。那年月，乡村人家的生活衣食无着苦不堪言。为能吃上一口饱饭，大伯12岁那年经人介绍到地主陈世荣家当猪倌儿。猪倌儿就是给猪当首领。半年猪倌儿，大伯放养的15头小猪个个膘肥体壮，欢活异常，都长成大半猪了。地主管家梁友发对大伯放猪业绩很满意，说：好好放，秋上跟东家说说可以涨工钱。
大伯放猪有一个专门地方，那是二里地外的坝外草滩。除了大片草地，那里有小河和树林，猪到了那里有吃有喝有荫凉，简直就是乐园。
盛夏时节的一天，大伯像往常一样赶着十五头猪来到草滩。一进草滩，猪就欢快地找吃的去了。大伯像个将军似的提着鞭子在草滩边巡视一番。猪个个摇着尾巴忘我地吃着野草野菜，那专注劲儿就是拿鞭子赶都赶不走。大伯把鞭子一丢，跑进草滩左侧树林，折一把柳枝编一顶柳条帽圈戴在头上，大伯就变成了一个“小八路”。大伯这个猪头领，“小八路”，去和蚂蚱打游击战了。大伯要趁放猪的当儿逮蚂蚱给家里那十只鸭子催蛋。那个草滩是虫子的王国，那里蚂蚱最多。那些能飞善跳的虫子在毒日头下栖落草茎草棵间。大伯像一匹小马驹似的趟着野草疯跑一通，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唱：
扁担勾
扁担勾
扁担扁担勾
你挑水我熬粥……
蚂蚱惊得飞出草棵儿 ，落下时大多栖在草叶草茎上。大伯解下系在脖子上的布口袋，开始逮蚂蚱。大伯弯着腰，蹑手蹑脚在草棵间走过，不时伸手一抓，蚂蚱十有八九会被逮到。逮了一会儿，大伯又开始叫唱着跑起来。烈日下，蚂蚱爱在草棵儿间呆着，要不时把它们惊出来……临近中午，大伯已经逮到半口袋蚂蚱了。十五头猪吃兴未减，大伯却累了。他体提着布口袋走到草滩东侧树林边，在一片树荫地里坐下。坐了一会儿，盹睡就爬上了大伯双眼。大伯向盹睡投降了，他攥着那半口袋蚂蚱躺在野草稀疏的绿荫地上睡着了。醒来时，大伯感到身子好像被绳子捆扎过，腰酸背痛，双腿僵直。难道睡着的时候敌人来过了？大伯用力活动活动胳膊腿，稍微好些了。太阳已过中午，猪们也都吃饱了。大伯跛着腿，圈拢猪回到地主家，把猪赶进圈，拿着那半口袋蚂蚱有点踉跄地回家了。第二天，大伯不能下炕了，他膝关节红肿，双腿不敢着地，腰部以下疼痛难忍。爷爷背大伯走了五里路赶到乡中医鲁世海家。大伯被诊断为受潮湿引发的重度风湿症，致病原因竟是大伯在树荫下草地上睡的那一觉。大伯一连吃了30副汤药，在炕上挣扎了半年才敢下地活动，又过了几个月，大伯双腿才能活动自如。
第二年初秋的一天，大伯背着箩筐去打猪草。那时，大伯已经不在地主家当猪倌儿了。得知大伯患病卧床，地主家第一时间就找了替代大伯的人。大伯是给自己家的猪打猪草。经过辽河滩，辽河宽阔的河面在正午火辣辣的阳光下泛着水光。水面上跃动着几个小脑袋。远远的，大伯就认出了那是张奎、二壮、唐友山他们几个。那是大伯的玩伴。他们正在河里欢畅地游泳。沁凉柔软的河水扬起水花向大伯发出召唤，大伯小身体里生出一股不可抑止的躁动，他不顾一切扔下箩筐，三下两下脱掉小褂裤子，一路飞跑着跳进河里。
“忱子，忱子——”河里的几个孩子欢呼着。
大伯眨眼间就游到了那几个孩子身边。几个孩子雀跃地晃动身体，涌动的水包围了大伯。大伯笑逐颜开，双臂啪啪地打着水，那高兴劲儿就像一只离散的野鸭归了群儿。
嬉戏打闹一会儿，大伯和那几个孩子开始游水比赛。大伯一口气游出200多米。还有力气，接着游！可游着游着，大伯忽然感到腰部僵硬，一股酸痛从小腿扩散到大腿。大伯才想起老中医的叮嘱：千万不能着凉，不能洗冷水澡，如果再犯恐难恢复——
想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大伯风湿病又犯了，比第一次更严重，双膝红肿，整个下半身不敢动弹。爷爷跑了好几趟鲁世海家才把那位老中医请到家来，但看到大伯病情，他连连摇头：“毁了，毁了，重度风湿，回天乏术！”爷爷不死心 卖了家里一头猪给大伯治病。半年后，大伯双膝的红肿消失了，可双腿还不敢用力，一用力就钻心透骨的痛。又过半年，疼痛消失了，大伯能下地活动了，可双腿却伸不直了——
就像婴儿学步，大伯14岁开始重新学习走路。没人知道大伯摔了多少跤，摔坏过多少只木拐杖，最后，大伯终于能拄拐杖走路了。尽管走路姿势古怪，像一把会走路的椅子，但终归能走路了。那对大伯来说简直是一次新生。大伯拄着双拐，以那样一种奇怪的姿势不断走出家门，到外面去，去看外面的世界。大伯越走越远，越走越快，最后，他拄双拐弯着腿走路，丝毫不比好腿脚的人走得慢。
大伯给我讲他人生经历的时候已近50岁。大伯声音好听，而且用一种孩子的口吻给我讲，让我觉得亲切，仿佛少年时代的大伯就是我一个玩伴，招呼一声就来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玩耍。大伯双腿致残的经过让我感到惋惜。那时我就知道什么是惋惜了。大伯长相英俊，就因为在阴凉的草地上睡一觉，在河里洗一次澡，残疾就找上他了，让他腿弯成那样。大伯的讲述让我在8岁的时候就隐约感知到人生有命运那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它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那个特定时空就是特定的年代。
大伯除给我讲他人生经历外，还给我讲过其他故事，像《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啦，《岳飞传》的故事啦，《近视眼买酱油》的故事啦……我给大伯做过两件事，大伯腿不能弯拢，脚趾甲却又长得飞快，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剪一剪。大伯让我帮他剪脚趾甲，大伯脚趾甲很硬，尤其是脚拇趾的趾甲，要用很大力气才能剪掉。还有一件事就是大伯会让我帮他挠痒痒。大伯背常有痒处，每次我的小手搔过那些痒处，大伯都会痛快地说：“舒服多了！”
春夏季，阳光好的时候，我会和大伯来到院子里。大伯坐一个大椅凳，我坐一个小马扎。小马扎是大伯专门给我做的。大伯手巧，会做好多东西。大伯会用柳条槐条编大大小小的筐，会做大大小小的戳子，铲子。会做鼠夹子。那时候老鼠特别多，大伯做的鼠夹子每年都能逮住十几只老鼠。还有各种小东西，像妈妈做鞋用的锥子，顶针啦……大伯还有一样技能，会修鞋。大伯是镇内外有名的鞋匠。那时，为帮爸爸妈妈带我们几个孩子，他不外出修鞋了，但时常还会有邻居或街巷里的人来找大伯修鞋。
那个阳光洒满院子的上午，我和大伯坐在花叶繁茂的南瓜架下乘凉，几头猪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打呼噜。大伯忽然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歪头看大伯。大伯神情宁静，目光亲和地望着我。
我知道大伯问了我一个郑重的问题。平日里我总想到外面去，无论是用拐杖走还是爬着出去，能出院子玩就好，从来没想长大时候的事情。我扭着头，尽力想长大要做什么，终于没有想出来。看到睡在地上那几头猪，我笑了，对大伯说：“我长大放猪！”
大伯哈哈地笑起来。
我有点难为情，知道大伯在笑话我。
大伯看着那几头呼呼睡觉的猪笑了一会儿，对我说：“放猪不好 ，放猪还不如修鞋好呢，学会修鞋，我带你出去修鞋闯世界。”
“真的？太好了，大伯！你赶快教我修鞋吧 ，我跟你学修鞋！……然后，咱俩一起出去！”那时我就想出去玩，修鞋不修鞋不重要，关键是大伯说能带我出去，所以我高兴的不得了。高兴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不行啊，大伯，我腿不听使唤，你腿也不好，我们走不远啊！”
“这个好办，我们可以买一头小毛驴，让它驮我们出去。”
“骑毛驴出去，这个办法好……可是，大伯，毛驴个头高，我们上不去呀！”
“呀！……这还真是个问题。”
“我有办法 大伯，咱们可以骑猪！”
“骑猪？”
“是啊，骑猪，就这样！”我扭身下了小马扎，飞快地爬到那头黑猪身边，它在那几头猪里个头最大。大黑猪哼哼了两声，知道有人来到它身边了。我把手放在大黑猪圆滚的脊背上，大黑猪警觉地叫了一声，晃身站了起来。啦啦啦啦，我学着妈妈给猪喂食时的样子轻轻唤了两声。大黑猪放松了警惕。啦啦啦，我一边唤一边给大黑猪挠痒痒，大黑猪就温顺地倒在地上了。我扭头望了大伯一眼，大伯正疑惑地望着我。
“大伯，我们骑猪出去，就这样——”我托起一条腿放在猪背上，然后俯下身搂住猪脖子。这下可不得了了。大黑猪尖叫着，圆滚滚的身子猛烈晃动，四条粗短的腿前后蹬动，一下子站了起来，没等我骑在它背上，它就没命的跑起来。我死死搂住大黑猪脖子，几次试图骑上它背，大黑猪不管不顾，歪着身子一路跑去。我一条腿还拖在地上，只坚持几秒钟我就被大黑猪甩下来了。那几头小一点的猪跟在大黑猪屁股后面一溜烟从我身边飞驰而过。
一切发生在不到一分钟时间里。当大伯知道发生了什么，大黑猪已经把我甩在地上了。大伯撑着拐杖来到我身边，嘴里一叠声地问：“摔到哪儿没？摔到哪儿没？起来活动活动——”
我挣扎着坐起来，晃晃身子，“没事儿，大伯，没摔到哪儿！”
我快速回到小马扎旁边，屁股一扬坐在小马扎上。大伯坐回到大椅凳上。他看着我，忽然笑起来，说：“看来，咱骑猪出去不行，猪不让咱骑啊！”
……
1983年，我11岁。
这年夏天一个傍晚，我家来了一位贵客，爸爸妈妈和大伯都认识他，我却从来没见过。说他是贵客，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那样恭敬地对待一个人。那人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身材比较高，衣着朴素，微胖，眼睛不大，倒是很亮很有神。原来，他是我们村小学校长王恪己。王恪己校长竟然是为我而来的。他说他好几次看到我在村头地上爬着玩。有一回和几个小孩子一起玩“战斗”游戏，他说我一边爬着冲锋，嘴里一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全中国！”蛮有正义感蛮有气势。他对爸爸妈妈说：这孩子看起来挺聪明，应该上学读书，学知识学文化将来兴许能做个有用的人。他还给爸爸妈妈讲了张海迪自学成才的故事。
王校长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工作者，为人严谨，治学有方，在百姓中间有很好口碑。爸爸妈妈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王恪己老师。王校长的话让他们很受振动，他们忽然意识到确实应该让这个残疾儿子上学读书，他们的儿子11岁了，连自己名字还不会写。王校长来我家之前，爸爸妈妈从没跟我提过上学读书的事。爸爸妈妈是五十年代生人，虽然他们都念到初中毕业（那个年代 ，初中毕业在农村已算高学历了），但后来以务农为生，年复一年的田间劳作消解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重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惯常姿态使他们不去想上学读书能改变命运这件事。那时，姐姐和弟弟已经上学了，虽然我已过了上学年龄，但爸爸妈妈还没想到让我上学读书，或者是不敢想吧。那个年代的农村让一个残疾孩子上学读书毕竟是一件稀罕事儿，要拿出莫大勇气似的。
那个傍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简直就是改变我命运的时刻。经过王校长一番开导，爸爸妈妈终于同意让我上学读书了。
知道我能上学读书了，大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学校收咱，就好好念书，书念好了，就不用骑猪修鞋闯世界啦！”
那年暑假过后，我拄着爸爸给我做的那副木拐杖上学了。从我家到村小学，1里多地，但那是我拄拐杖走出的最远距离。以前，拄拐杖出了家门我多半会把拐杖丢在一边，以手代脚爬着玩耍。爸爸妈妈告诉我，上学就不能在地上爬了， 学生不能在地上爬。我答应了他们，决心以后不在地上爬了。
我直接上了一年级。也就是说我是从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念的。这种打破常规的入学除因为我已经过了入学年龄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我能和弟弟同班。那时，弟弟已经上一年级了。和弟弟同班，弟弟能帮我背书包，和我一起上学放学，这是爸爸妈妈和王校长沟通后做出的决定。和弟弟同班我当然高兴，可有一个实际问题摆在我面前，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课程我没学到，我比弟弟和同学们少学了半年。那半年又很重要，因为上学期语文课主要是学汉语拼音，那是汉语的基础，识字的关键。记得我入学第一天是和一个白姓同学同桌。新课本发下来了。翻着花花绿绿的语文课本，上面的汉字字母（拼音）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把语文课本翻到第一页，白同学也翻到第一页，我指着上面一个字问白同学怎么念，他摇摇头，我指着那个字上面的字母（拼音）问他怎么念，他还是摇头。我心想，原来白同学和我是一个起点噢。
我得把落下的半年课补上来。课本是现成的，弟弟用过的课本我正好可以学。我们班主任竟然是田金玲老师，田金玲老师儿子小宇是我最要好的玩伴，爬着玩耍那些日子，小宇几乎每天都和在一起。小宇妈妈做我们班主任，我该满心高兴才是，可我却有点高兴不起来。面对田老师，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安和愧疚，虽然是隐约的那么一点，却又那么分明，尤其是每当课堂或课下与田老师目光相对时，那不安和愧疚感愈发分明，我都有点不敢看田老师了。这是因为之前我和小宇玩耍时曾失手打伤过他。
那件事发生在我上学前一年。
那时候是夏天，我拿着大伯做的小戳子和小宇在村路边玩。天很热，土路晒得烫人了。我不敢坐在地上，就蹲着和小宇玩。我用小戳子戳了一堆沙子，小宇说咱们砌一座城堡吧。我们城堡还没砌到一半，兰军和田波来了，他们每人手里拿一个塑料袋，说是要去抓蜻蜓。听说我们要砌城堡他们就蹲下来看，不时伸手添一把土。可没一会功夫，兰军就站起身说不好玩，田波也站起身。小宇说，要不咱丢沙炮咋样？好啊！兰军和田波雀跃起来。小宇跑到路旁草丛里摘了一把蔴叶。我和小宇一组，兰军和田波一组。对阵开始。我们有现成的堆城堡的沙土，又有小戳子，小宇的蔴叶沙炮可以丢出去，所以一出手，我和小宇就占了上风。兰军和田波被我们的沙炮逼得不敢靠近。几个回合下来，他们没占到一点便宜，有点悻悻的样子。远远的 ，我看到兰军嘴巴贴到田波耳朵上说了些什么，田波一脸鬼笑。他们分散开了，拿着塑料袋走到路旁河沟边。不好，他们要用水攻！小宇说，别怕，我们有的是土。我戳了半戳子土，小宇一手一个蔴叶沙炮。我们以为兰军他们不敢直接冲过来，但我们失算了。那两个家伙像两头犍牛一样低着头托着两塑料袋水虎虎的径直奔过来。我手握紧戳子，嘴里叨咕一句：我要开炮了。我话音还没落，他们两个已经来到我们近前，一扬手，两袋白亮的水全泼在我身上。我真是急了，一抬手，装着土的戳子就飞了出去。戳子旋转着，飞扬的沙土扯起一片烟尘。直到后来，我也没弄明白那一刻，小宇为什么会突然从我身边跑出去，而且是跟在兰军他们后面跑出去的 。小宇是要追上兰军他们向他们投蔴叶沙炮还是要逮住他们和他们理论一番，还是别的什么，没法考证了，反正小宇是斜刺里跑出去了，而且那不长眼睛的小戳子正好打在小宇后脑勺上。兰军和田波那两个“坏蛋”跑得远远的，站在那里向这边望着。小宇手捂后脑勺跺着脚哇哇大哭，他指缝间流出了血……
事后爸爸到小宇家看望小宇，小宇头被我掷出的戳子打出一个三角口子，缝了五针，而我也被爸爸实实在在揍了一顿。
之后，好长时间小宇都没来找我玩。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小宇是我打伤的。真希望小宇能来找我，我当面对他说一声：对不起！现在，田老师做我们班主任，每天和她见面我就有点难为情。但田老师却看不出什么，好像我根本没打伤过她儿子。田老师常在课余和放学后给我补课，我很快就能跟上老师讲的新课了。
从我拄拐杖走进校园那一刻开始，我就喜欢上学校了。校园多好啊，宽阔的操场，嵌青砖牙的环行踊道。时而吵闹时而安静时而书声琅琅的教室，还又盯着我好奇地看来看去，冲我挤眉弄眼，待我坐下就来抢我拐杖嘻嘻哈哈模仿我撑拐杖走路的同学。我们班有30多个同学，几个月之后都熟悉了。和他们在一起，我忘了拐杖，但我记着爸爸妈妈的叮嘱，从来没爬过。还有田老师，她讲课声音洪亮，神情庄重，眼睛里透着一股威严。还有王恪己校长，我时常看到他 ，背着双手在教室外面走廊里走过。一看到他，我就感到一种威严，那种威严比田老师讲课时眼睛里透出的威严更博大，那是师长的威严。对一个孩子，那威严是必要的。那是一种提醒，告诫我们，课堂上脑瓜儿不能溜号，在校园里要遵守纪律，要有学生样子。
我家到学校那条路是泥土的，一到春天大地解冻的时候，那条路路面就变软了。那时，马车是乡村的主要交通工具。每年清明节过后，春耕开始，来来往往的马车都会在那条路上轧出两道深深的车辙，那成了乡村季节转换的一个标志。深深的辙沟在那条土路上会存在好长时间，有时候到冬天了，那两道辙痕还在。
六七月间，雨水多的时候，那条路就成了泥水沼泽，人车在上面走都很吃力，也常有马车或拖拉机陷在路上，好几个人帮忙连推带拉才能通过。这样的季节，那条路就成了我的障碍。冬天为防滑，爸爸给木拐杖钉上钉子，到春夏季，有钉尖的拐杖在泥水路上陷得更厉害。我拄拐杖走那条泥水路，常常是这只拐杖拔出来，那只拐杖又陷下去，走几步就要歇一歇。所以，逢上雨天，多半是爸爸背我上学，放学再接我回家。
二年级下学期的一天，雨下了一整天 。放晚学，雨也没停下。
扫除的同学都走了，弟弟也背着我和他的两个书包回家了。我坐在教室里等爸爸来接。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爸爸影子，我有点着急了。就在那时，田老师披着一块塑料布走进教室。我扶桌子站起身。田老师手里还拿着一把雨伞，她抖了抖塑料布上的雨水，走到我身边。“雨没见小，你爸爸还没来，我送你回家吧。”田老师把那块塑料布披在我身上，扯起塑料布的两个角在我脖颈下系红领巾的地方系一个扣儿。田老师给我扎起了一个小斗篷。我望着田老师：“我，我还是等爸爸吧。”
“老师送你回家不一样吗？别等了，我送你。说不定咱走一半路就能遇上你爸爸。来，你给老师打伞。”田老师说着把雨伞塞进我手里，背对着我，蹲下身。我就趴在田老师背上了。田老师拿起我的木拐杖站起身。我撑开伞，田老师背着我走进雨幕。
一出校园就踏上了泥土路。雨点噼噼啪啪打在雨伞上，溅到田老师胳膊上。田老师穿着一件黑底白花汗衫，汗衫上那些细碎的小花很像丁香花，很漂亮。我闻到一股好闻的香皂味儿。那跟爸爸背上的味道不一样。爸爸背上发出的是一种汗味儿。泥土路说没有一个人。田老师穿着雨靴，雨声中能听到靴子在泥水中跋涉的声音。田老师身子左右晃动，她在用力迈动双腿。雨水凉凉的，田老师背暖暖的。那一刻，在无边的雨声中，一直以来藏在我心底里的那种不安和愧疚一下找到了出口，我望着田老师梳在脑后的短发，乌黑的发缕上下抖动，我轻轻叫了一声：“田老师——”
“嗯，”田老师答应道。
“田老师，我我打伤了小宇，对不起！”
“哦，”田老师沉吟一下，手在后面拍了拍我腿，“没有大事儿，小宇伤早就好了，你们小孩子间的事，老师不怪你！”田老师手又拍了拍我腿。
那时，我心底里那种对田老师和小宇的不安和愧疚一下变轻了，终于消散，我感到格外轻松，心里什么事也没有了……
后来，当我学习成绩赶上来并一直名列前茅的时候，遇到要下雨的天气，田老师会先让我收拾书包回家。雨季也会特别给我一两天假，让我在家学习，待那条泥土路硬实可走，再让我返校上课。
田老师教我们到四年级，四年级下学期，她调转了工作，而且举家迁往县城，据说她不再做教师工作了。知道田老师不再教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天天见面，我心里有点难过。我想应该送田老师一件礼物作纪念，送什么呢？想来想去我决定给田老师写一幅字。那时，我们有书法课，是简单的“描绿”，才学一年多，也就是刚刚会用毛笔写汉字笔画的水平。但我挺喜欢那门课，学得也很认真。我每次“描绿”作业都被老师“打甲”或者“打优”，我就觉得我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那年冬天，我家要重新糊墙，爸爸从镇里买回一堆报纸，我一页页翻那些报纸，我知道有的报纸上面会登书法作品，我想选一幅最好看的字临摹下来送给田老师。终于，我选到一幅字，那不是楷书，那时我已经知道楷书长什么样。那幅书法作品一共十四个字，每个字都不讲“横平竖直”，弯转曲划，但却非常好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篆体字。我在一条壁纸上用大半天时间一笔一笔描出那十四个字，觉得描得还很像，然后又用水彩笔给那幅字衬了边框，就成一幅好看的字了。那时，田老师已经调走十多天了 ，我知道她调到了银行系统，却不知道她具体的工作地方，我托田老师一个亲戚把那幅字交给了她。后来想起这件事我都会笑自己，因为送田老师的那幅字没有缀上时间和落款。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十四个篆字都是什么字，只觉得好看。我当时就是想要把我写的最好看的字送给田老师。
在学校除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我还喜欢音乐课。没上学之前，我以为音乐就是唱歌。和大伯在一起那些日子，有时大伯会唱歌给我听。大伯会唱《南泥湾》、《大生产》、《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大伯最爱唱的歌是《东方红》，有时大伯还会用带共鸣的鼻音哼那个旋律，很好听。大伯说《东方红》是歌颂毛主席的歌，谁都会唱。说起来，大伯应该算是我音乐课的启蒙老师啦。大伯最早让我知道人的嘴巴除了吃饭说话，还能用来唱歌。我能喜欢上音乐课其实是跟教我们音乐课的宋老师有关。
宋老师名字叫宋素萍。宋老师还是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最早认识宋老师是在我加入少先队的时候。我入学晚，错过了和同班同学一起加入少先队的时间，所以 ，我是二年级才加入少先队的，是和一年级新生一起加入的。那时，我早就盼望加入少先队了。每当同学胸前飘着红领巾从我身边走过，我就有点羡慕，总觉得不佩戴红领巾就不是一个小学生似的。加入少先队那天，我又高兴又激动。入队仪式是在音乐教室举行的，带我们加入少先队的就是宋素萍老师。第一次见到宋老师我就有点喜欢她，宋老师很美丽，她面容白皙，大眼睛， 爱笑，笑起来让人心里暖暖的。入队仪式开始，宋老师做了简短发言，然后出旗，大队长领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时，宋老师坐在那架脚踏风琴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脚踏风琴，也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好听的琴声。当庄严激昂的旋律飞扬起来时，我觉得宋老师真了不起，她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师，在那架大琴前面为我们变出那么激动人心的曲子。授戴红领巾新队员要走上主席台，请老队员给戴上红领巾。轮到我戴红领巾时，宋老师走到我身边，她已经注意到了我，歪头微笑着问我：“主席台那两级台阶能上去吗？”我点点头。宋老师拍拍我肩，“别急，小心点。”那是我第一次拄双拐等上台阶，当我费了点力气和15名新生站在一起时，才发现宋老师一直在我身边，她手里托着一条红领巾，亲自给我戴上了红领巾。
此后我才知道，宋老师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也是全校唯一一位音乐老师。那么大一个校园没有歌声怎么行。宋老师就是让校园里飘起歌声的人。宋老师不但教我们唱歌，识谱，还教我们打节奏节拍。我们唱歌的时候她会用那架脚踏风琴给我们伴奏。她坐在脚踏风琴前，双脚踏动，手指在琴键上跳动，身子随着旋律有节奏的起伏，美好的琴声伴着歌声在教室里飘扬。宋老师教会我们好多好听的歌：《春天在哪里》、《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春雨蒙蒙下》、《金色驼铃》、《夏天来了我在想》、《踏雪寻梅》、《凤阳花鼓》………这些歌有的我现在还会唱。
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喜欢宋老师。宋老师热情，开朗，声音好听，她声音里总洋溢着一股激情，那是对孩子的热爱。这个非常重要，它有一种感染力，每一个和宋老师接近的孩子都能感受到那种力量。
三年级暑假休完我们就升入四年级了。天还很热，但暑气已经散去不少。不时吹进窗子的风送来些许初秋的凉意 ，还携带着阵阵花香。教室外面是一座花坛，花坛里的花还开得正盛。那天午间休息的时候，班长跑进教室，有些气喘地对我们坐在座位上的几个同学说：“宋老师正收集花籽，咱们帮宋老师采花籽去吧！”
“好啊，咱们帮宋老师采花籽去，走！”几个同学呼啦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跟着班长走出教室。我也有点雀跃了，拄着拐杖来到窗前，清暖的秋风送来一阵阵花香。窗外就是榆墙围起的那个大花坛。花坛里有层次地长着鸡冠花、步登高花、胭粉豆花、凤仙花等各种花。鸡冠花开得正盛，鸡冠花花籽还在茸茸的花苞里长着呢。粉艳艳的胭粉豆花花瓣收拢，像一根根鲜艳的花针别在绿叶间。胭粉豆花和凤仙花已经开始打籽儿了。胭粉豆花的籽儿黑黑的，上面带花纹，有一股香味儿。凤仙花的籽儿藏在绿莹莹到果壳里，用手一碰就炸开，黑色的花籽就弹出来了。我也帮宋老师采花籽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