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主张将不同性格的孩子全都塑造成某一种固定的类型，我们只是要阻止那些显然会让他们走向失败的人格发展倾向。

在儿童时代，这样的人格一般比较容易防止或者纠正。

假如我们无法制止这些人格的发展，当儿童成年后，他们的生活就会越发困难，也就是说孩提时代的错误常常导致成年后的失败。

如果一个儿童对于合作并不感兴趣，那么，他变成神经病、罪犯、自杀者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一些神经病患者在童年时期大多对陌生人怀有恐惧感，会害怕黑暗或者新的环境，一些忧郁的人多半比较爱哭。

在当代社会，我们无法去接触和帮助每一位父母来避免这样的错误，那些不愿意接受建议的父母其实是最需要忠告的。

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触老师来了解学生，帮助学生，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且让他们懂得自立自强，懂得与人合作，勇敢地面对生活。我想，这样的教育工作将是人类未来幸福的最大保障。

15年前后，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个体心理学领域建议学校设置顾问会议，顾问会议的价值在维也纳以及欧洲许多大城市中都已经被证明了。

心存希望和梦想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然而，倘若方法不合适，理想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意义。

依据这15年来的经验，我想我可以说：顾问会议作为处理少年问题以及将儿童培养成栋梁之才的合理途径，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我知道，假如顾问会议能够建立在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的话，就会更加成功。然而，我确实找不出任何反对它与其他学派心理学家合作的理由。

实质上，我一直主张应该将各个学派的心理学家与顾问会议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比较找出最合适的学派。

在会议上，要选择一位素质很高的心理学家，他一定得在研究教师、父母和儿童的困难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要让他和某一个学校的老师们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当心理学家到学校时，教师应该将某一个孩子的个案及特殊困难告诉他——这个孩子或许不勤快，或许他喜欢争斗、偷窃、逃学，或者成绩不理想。心理学家要带着他的宝贵经验与教师共同探讨。

教师应该详细地描述孩子的家庭情况、性格特征及个性发展历程。如果发现哪些环境是有问题的，就一定要加以注意。之后，心理学家将和教师一起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并确定出合适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经验丰富，很快就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应该在心理学家到校时也同时到校。母亲应该在他们确定了用什么样的口气与她沟通，怎么样对她起作用，并且帮助她寻找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孩子出现问题之后，才被请进来。母亲会为心理学家当天的讨论提供很多有效信息，然后心理学家将针对怎样帮助孩子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般来说，母亲会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会乐于配合。假如她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心理学家及老师会举出案例，并暗示她可以按照其中的办法来帮助孩子。

然后心理学家将让孩子进入房间进行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他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他犯的错误。心理学家要找出是什么因素妨碍着孩子的成长，以及被孩子所忽略的一些重要信念等。

他是在与孩子进行友善的沟通、为他提供建议，而不是指责他。他将会采用其他方式来指出孩子的错误，比如说将他放进一种虚拟的情境中，并询问孩子的意见。对这种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如果看到孩子在这之后能够很快了解问题并进行态度上的转变，一定会非常吃惊。

顾问会议让那些受过培训的老师们非常感兴趣，他们将之视为工作中的乐趣，并为工作的成功提供了更多保障，因此，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它。由于它可以在30分钟之内解决困扰他们很久的麻烦，所以没有人将它看作一种负担。

学校的合作精神迅速获得了提升，这种方法实行一段时间后，除了一些细小的问题需要克服，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教师们已经成了心理学家，他们懂得怎样了解一个人的人格，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形式。他们能够独自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假如教师们得到了有效的训练，就不用麻烦心理学家们了。

所以，倘若老师发现一个孩子很懒惰，就应该在班里为他举办一次针对懒惰的探讨会。他可以选择这样的题目作为讨论的主题：“人为什么会懒惰？”“懒惰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懒惰的孩子不肯改变？”“为什么他们一定得改变？”在讨论后会得出一个结果。

或许那个懒惰的孩子不知道他原来就是这场讨论会的焦点人物，但由于他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会对讨论产生兴趣，而且可以从中获益。但是，假如这场会议中，他是被攻击的对象，那么他就无法学到什么。然而，如果他可以谦虚地听取他人意见，并且做出相应的思考，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想法。